1957:新湖南报人-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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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展览时，我们考虑到合心社的经验是省委交来的，并未加按语，后来秘书处要我们把小展览会搬到原开编前会的房子内展出供省委领导参观时，为了说明我们的意见，又在若干稿子上加了一些按语，其中在合心社经验一文上加的按语是：〃究竟是'内部刊物'，还是'党报'？运用如此大的篇幅来刊登一篇只供少数人阅看的东西！何况在此以前登过不少类似的了。难怪人们说它是'大地主'〃。另外，在〃到底还是高级社好〃的一稿上原来早已加了一个按语，内容是：〃如果写上人物思想不更好么？为什么仍让早该打倒的大地主横行霸道呢？〃前一个按语是后加的，后一个按语是早写的，虽然都有'大地主'的字眼，但并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后者所说〃早该打倒的'大地主'，并不是指合心社经验而言的。同时，就是所谓'大地主'〃，我们的意思也只是指它占的地盘大，并不是要把它作为敌人加以打倒（乔木同志在〃短些，再短些！〃一文中也曾把长文章比喻为〃大地主〃）。至于〃恶霸〃等字眼，小展览会上则是根本没有的。
官健平同志的发言中说：〃特别是农村部的展览会就严重的缺乏自我批评……如展览会展览了省委在55年的一个指示标上'裹脚'的标题……把省委负责同志从湘乡寄回来的一条新闻，标上'这不是新闻，是汇报指示'等等谩骂、讽刺语，55年1月一篇关于处理入社各项具体问题的社论，说是照抄指示，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农村部把自己同意发表的经验，都认为是好的，不拿出来展览，不同意的都贴出来当作坏稿，难道农村部同志所同意的都是好的稿子都不是纯经验、技术吗？〃其实上面所说的那些稿子，小展览会上根本就没有，至于说农村部认为自己发的东西都是好的，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在展览会上展出的28篇稿子中，就有15篇稿子不是省委、农业厅、老官、苏、孟交来坚持要发的，而是编辑自己选择发表或自写的。例如〃新民农业社是怎样制订劳动规划的〃经验文章和林业方面的〃评论员〃等等就是。
孟树德同志的发言中说：〃小展览会原来想叫劣稿展览会，后经提意见，才改用了'积极改进我们的报纸'的标题。〃事实是这样的：开始，有人提议要搞个〃党八股〃或〃劣稿〃展览会，后来我们考虑到当时农村报道的主要问题是经验技术所占分量太多，这些经验技术稿有些是应当在报纸上发表的，有些是我们或我们中间的部分人觉得是可以不必在报上发表或全文发表的，因此，把后者展览出了一部分。虽然，我们或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认为这些稿子不适于或不完全适于在报上发表，但这些经验还是宝贵的，对指导实际工作有好处，统称之为〃劣稿〃或〃党八股〃是不恰当的，故一开始就采用了〃积极改进我们的报纸〃的标题。并不是领导上或别人提出意见后，才改用现在这个标题的。
毫无疑问，小展览会是有缺点的，我们需要严肃的进一步检查，提高自己。而我是负有更多的责任的。但是，看了编委的发言后，我和当时在农村部工作的龙国屏、梁山、王秉乾同志，都感到有些事实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需要作如上的说明。现在，小展览会的材料仍在，欢迎大家再去资料室看看。
杨德嘉
1967年5月30日（注）
有了上面三条，当个右派分子也就足足有余了。可叹的是：稍早两个月，我还在撰写省委扩大会议的报道，采访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们；迟两个月，就在农村参加地、富、反、坏、右的集训会议，听取治保员的训话：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敌人〃成堆的家庭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果真如此。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 〃阶级敌人〃比例就极大。如新湖南报社当时的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就只一百四、五十号人，就打了五十四个右派，中右还不在其内。在知识分子家庭中，情况也大致如此。
我够不上知识分子这个光荣称号（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年代，我一直被视为知识分子而遭到歧视；在知识分子逐渐吃香、而自己又在多个新闻出版单位担任领导职务以后，我这个高中一年肄业的人又不配当知识分子了），但确实出身于一个大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杨树达（字遇夫，号积微 ）_，是国内外知名的文字语言学家，写有《词诠》、《高等国文法》、《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汉书窥管》等大量著作，真可谓〃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陈寅恪语）。解放前，曾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学府，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教育部部聘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我的母亲张家祓，曾在朱剑凡、徐特立等任教的长沙周南女子师范读书，毕业后留校任小学科主事、教员，向警予、蔡畅、李铁铮（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等都是她的学生。
我家共有六个兄弟，其中就有三个右派，一个〃特嫌〃。大哥杨德洪，留学美国后留在美国银行工作，全国解放后我父亲一再写信动员其回国为祖国效力，他也满腔热情回到上海，却捞了个〃特务嫌疑，控制使用〃的待遇。二哥杨德骧，一九三九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毕生专攻水泥，对发展我国水泥工业作出过重要贡献，还先后翻译过英文版《波特兰水泥化学》、法文版《水泥生产及性能》等书。一九五六年被评为重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一九五七年在建筑材料工业部任工程师、副处长时，被错划为右派。四哥杨德豫，国内著名文学翻译家，先后翻译、出版过《朗费罗诗选》、《拜伦抒情诗七十首》以及莎士比亚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莎士比亚全集》）。他翻译的《华兹华斯抒情诗选》，经萧乾、文洁若、孙绳武、绿原、屠岸联合推荐，被评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鲁迅文学奖中的1995…1996年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的获奖作品。北京解放时，他正就读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差一年就要毕业了，他毅然抛弃学业，投笔从戎。一九五七年，他在广州军区《战士报》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湖南大通湖农场劳动改造。在那里，他曾经被停发工资，依靠自己的工分所得勉强维持生计；在那里，他患了血吸虫病得不到有效治疗，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等到右派改正时，他仍是孤身一人，且已身老（五十一岁）体弱。虽然改正后他仍在奋力拼搏，但年富力强的宝贵年华早已逝去，给他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夫袁久坚，二姐夫周铁铮，都是右派兼反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父亲从北京回到故乡的湖南大学（校址由长沙市迁至湘西的辰溪县）任教，周铁铮就是他的学生之一。我父亲很喜欢这个学生，曾想把我大姐嫁给他，大姐嫌他是〃书呆子〃而不同意，周最后成了我的二姐夫。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解放后院、系调整，我父亲和周都到了湖南师范学院），正在和正要出成果的时候，却被错划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追求过他的一个女孩，代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健新学会〃），判刑三年，发配到西湖农场劳改。我二姐为了子、女的前途，和他离了婚。周因表现良好提前释放在农场就业，一九六五年回到长沙，在街道工厂磨铲子等维持生活。一九七八年元月二日，他已半身麻木不遂，勉强用火钳夹藕煤时把棉裤（一些棉花露在外面）烧着了，等到人们发现时，他已被烧得奄奄一息，因无钱住院治疗，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如果能够多活一、两年，碰上胡耀邦同志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情况就会好得多了。
除了直系亲属外，如果把叔伯兄妹等也算在内，我家的〃阶级敌人〃就真是〃数也数不清〃了。〃改正〃后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著有《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的古籍专家杨伯峻，是我的堂兄，在北京大学任教时，错划为右派，被发配到兰州大学，后来成为中华书局的三个台柱子之一。我的表姐夫周汝聪，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在长沙市工作，和几个曾经从事地下工作的领导干部接触较多，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成员，文革中〃畏罪自杀〃身亡。我姑母的女儿、女婿彭慧、穆木天，均是著名作家，也都是有名的右派分子……。
我父亲是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晨病逝的，享年七十一岁。生前，他曾发下弘愿，要把周秦诸子全部地有系统地重新整理一遍。因此，当时《人民日报》的悼念文章曾说：〃七十一岁的确对他太少了！〃作为子女和亲属，我们当然希望他活得更久、更长。可是，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风暴以后，我的想法却完全改变了。
父亲为人公正，敢于仗义执言，但有时也让人感到有点狂傲。新中国第一任文史馆馆长符定一，湖南人，当过毛主席的老师。父亲得知这一任命后，在日记中写道：〃京中设文史馆，乡人某任馆长，某乃妄人，不识一字（这是从文字学家的角度来说的）。果有其事，亦足轻朝廷，羞天下之士矣！〃像我父亲这样的性格，如果活到一九五七年，肯定会划为右派。退一步说，就算他自己不被打成右派，家中这么多子、姪、女婿等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心里也会极端痛苦，甚至会被活活气死！因此，我认为父亲死的时间，确实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当年父亲的追悼会开得隆重、热烈，毛主席拍了唁电，周总理献了花圈，省里的党、政领导全部参加。送灵柩至岳麓山安葬时，送葬的小车近百部。如果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再逝世，情况又将如何呢？
翻案不成反坐牢
一九六二年，我在农村劳动几年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一段时间后，请求调到中共衡阳地委会工作。当时地委的几个主要领导，大都是我在零陵县工作时的直接或间接领导，对我还是信任的，安排我当了地委农村部的综合科科长。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造反派们给地委〃走资派〃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就点了我的名字。包庇、重用右派分子杨德嘉，成了他们的主要罪名之一。随后，我就被揪了出来，成为群众专政的对象。
被打成右派，我本来就不服气，文化革命一来又揪斗我，我更加不服气。这时候，在当时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一些人的支持下，报社的一批右派集中在长沙搞翻案活动。我当时很幼稚，对文化大革命还抱有幻想，就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结果是案没翻成，反而惹来了更大的麻烦！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三日，当时全省正在刮所谓〃十二级红色台风〃，衡阳地、市军管会召开了号称十万人参加的〃对敌斗争〃大会。当场宣布拘留审查的有六人：衡阳专员公署专员陈祥聚、副专员张维新、中共衡阳市委（当时市委比地委低半级）书记杨兴洲、副书记刘瑞兴、岳剑飞，再加上我这个地委的小小科长。他们的罪名，不外乎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我的罪名：一是莫须有的〃省无联〃骨干，二是沾了点边的右倾翻案急先锋。罪名一经宣布，就戴上手铐，在全市游街示众。市里的三位头头后来关在一个单位里，家属可以探望，可以送吃的，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坐牢。地区的三人，就关进了衡南县的看守所。同天关进这个看守所的，还有中共衡阳地委副书记王守仁，他没有被宣布拘留，而叫作什么〃群众扭送〃。从此，长达八个多月的监狱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饥饿
说起来惭愧。坐了一阵牢以后，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肚子饿。开始关进牢房还想这想那，以后差不多就是专想吃了。按说犯人一天有九两米的定量，一日两餐，每餐四两五，坐着不动，应该也差不多了。可是，第一，刑事犯们，如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等等，可以外出劳动，不但可以晒太阳，可以呼吸新鲜空气，更重要的是参加劳动期间每餐可吃两钵饭。我们这些政治犯就无权享受这种优待。而外出劳动的刑事犯多吃的粮食，当然要由我们这些政治犯提供。其次，如果有人要贪污、多占犯人口粮，这是最方便不过的。哪个犯人敢去过问、敢去查帐呢？再次，也是最主要的是菜里缺少油水。晕菜平时是没有的，过春节有几片肉、几片香干子就算不错了。新鲜小菜也几乎没有，大都吃些酱园里多年卖不出去的干酱菜。日子一长，就整天陷于饥饿之中了。
在吃饭的问题上，我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段自给有余，刚进牢房思想包袱沉重，看到极差的饭菜难以咽下口，于是勉强吃一点，大多数让给同监的老犯人吃，这段时间很短；第二段自给自足，时间也很短；第三段严重不足，除了吃下自己这一份口粮外，还眼巴巴盼着新来的犯人让点饭菜给自己吃。可是新来的犯人有限，而我们这些当过干部的人毕竟还有点自尊心，也还多少有点警惕性（不知对方何许人也），心里虽然强烈希望别人拨点饭菜给自己吃，但还不至于公开乞讨，因之一直到出狱为止，也没捞到一点剩余物资吃。这一阶段是三个阶段中最漫长、最痛苦的一段。
肚子一饿，就盼着家人送点吃的东西来。对于犯人家属能不能送食品给在押人犯，看守所没有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是不让送的，送去也会遭到严词拒绝。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在押犯人判刑后准备送去劳改时，看守所会主动通知家属，允许送些食品和衣物。另外，在押人犯有的是拘留审查，有的已〃升级〃为逮捕，总的说均尚未最后定性，如果出现多人患水肿等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看守所怕人犯大量死亡难以承担责任，这时如有家属送食品来，他们会接受并转给犯人。由于并不出告示，出通知，绝大多数犯人家属并不知情。情况往往是这样：开始有的家属送了食品遭到拒绝，以后就再不敢送了。
在整个坐牢期间，我吃过同监三个犯人送给我的食品、药品。一个是衡南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周健，他有一个在当时算作比较高级的收音机，有人揭发他拥有一座和台湾联系的电台，因而被关进了看守所。一九六九年春天，犯人中患病的不少，他有时被抽出去给犯人看病，和我们比较，相对自由些。有一个晚上，他给了我几粒鱼肝油丸子。另外，一个中共衡南县委会的干事，一个地区劳动局的干部，被分别判了刑，他们去劳改前家中送来了食品，分别送给我一两个蛋糕。由于同监犯人很多，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地给我，我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吃。对于这样的馈赠，我是时刻铭记在心的。
实在饿得受不了啦，同监犯人就打起了〃饭会〃。所谓〃饭会〃，就是两个犯人互相交换，这餐我吃两钵饭，下一餐你吃两钵饭，或者是这餐你吃一钵半，下一餐我吃一钵半。多吃的那一餐当然很舒服，很满足。可是不吃或是少吃的那一餐，就实在难受极了。这样的〃饭会〃，我也打过两次。
在我和地区几个领导干部正在办理手续，准备离开看守所时，突然传来了山东口音的大声喊叫声：〃给我家里传个话，赶快送些吃的东西来！〃喊话的是中共衡阳地委副书记兼衡南县委书记李先明。当时，也关在这个看守所里。这个叫声，我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