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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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夏秋之际，我因在南县农村劳动时突患肠梗阻，手术后肠子严重粘连疼痛，回到报社办的张公岭农场劳动。一天，我被突然叫回报社，报社经理部经理杨开善问我：〃你和蓝岗（报社的另一右派）有些什么来往？〃我说：〃他住报社经武路261号宿舍，我星期六从农场回来也住在那里，见过面，但没有什么来往。〃杨开善吼起来： 〃你想死，你不老实交代！〃我定定神，想起了一件事，说：有一次回来，他说他有湘江剧院的票，问我去不去看戏，我接了一张票去看了戏。他问：
〃看戏的时候，你与什么人交往过？〃
〃没有和任何人交谈、来往过。〃
〃和坐在你旁边的人呢？〃
〃我进戏院后是坐在楼上，旁边没有人。开演后，楼上看不清楚，楼下前排边座还空得很，我下楼到前排边座去了。刚要下楼的时候，我楼座旁边才来了一个人，没有交谈。我下楼以后，旁边一直没有人。〃
〃楼座旁边来的那个人，什么像貌？穿什么衣？〃
〃他来的时候，我正看着楼下找空座位，他刚坐下我就走了，没注意他的像貌、衣服。〃
杨开善和他旁边的一伙人一阵阵地辱骂、威胁和质问，可是我对那个人实在没有一点印象。吼叫和沉默交替了好一阵后，杨开善要一个姓罗的会计押我到报社招待所去。他向我宣布纪律：从今天起隔离反省，不准走出房间一步，不准和人交谈，大小便要经过请示批准。
罗会计把我押到招待所楼上一间房子里，先搜查我身上是否带了凶器、毒药、绳子，检查了我的裤皮带，重申了纪律，然后丢了一叠稿纸，要我交代湘江剧院坐在我楼座旁那个人的详细情况，还要我交代同在报社农场劳动的右派段汝雯的情况。
接下来的好些日子，罗不断追问楼座旁那人的情况。我无从想起，也无话交代。一天，他对我说：〃你没注意那个人的面貌、高矮、衣着，总该晓得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说：〃好像是个男的。〃他要我写下来。第二天，他质问：〃你说好像是男的。什么好像？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便写下是男的。过一天，他又追问到底是男还是女。我经过那么多日子监督下的日夜反省交代，头脑晕晕糊糊，只想不论什么后果，早一点混过去好早一点了结，即令坐牢，还有个〃放风〃，便说：〃也可能是个女的。〃此后，他一再地斥责我〃不老实〃，一时交代是男的，一时交代是女的，也一再追问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被问得恍恍惚惚，只好说：〃我记不清楚。你们说是男的，就是男的，你们说是女的，就是女的。〃这又招来了不少磨难。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下午，杨开善派人把我押到他的办公室。他呵斥：〃你太不老实，一个多月，是男是女还没有交代清楚，真是顽抗到底！告诉你，蓝岗和从香港派来的特务分子有勾结，是港澳派遣特务集团的头目。那晚看戏，是去接头。限你今天必须老实交代清楚。否则，明天交公安厅处理！〃我无法交代，只有等待公安厅的处理了。
第二天下午，罗会计一脚踢开门，叫声走，我便在他的监视下走向经理办公室。一进门。看见除杨开善等审查人员外，还有和我一同被审查的丁明凯、何新明等好几个报社的右派。杨开善说：〃要你们来，是为了弄清蓝岗的问题。经过调查，你们与他的问题无关。你们今天可以回去。但要警告你们，这件事，包括对你们的审查情况，要严格保密，绝对不许互相打听，不准告诉任何人；如果违反，一经查实，一定严厉惩处。听清楚了吗？〃我们答：〃听清楚了。〃他厉声说：〃不光要听清楚，还要死死记住！〃不明不白地受一个多月煎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了结了。
1980年，我再见到蓝岗，问起那次审查究竟是什么回事。他说：〃我现在不是平反了，好好地站在这里吗？那件事，根本就没有事。〃直到现在，对那次不明不白的隔离审查，我还是不明不白。
〃右派分子〃的称号，还在我身上留下了一点〃纪念〃。1971年夏季，我在安化二中被监督劳动时，修学校猪栏被砍伤了右脚跟腱。当时流血很多，不能行走，却不许到医院诊治。我只好自己寻了点草药嚼烂敷伤口止血，自己从木柴里找两根木棒做成拐杖，拄着两根拐杖行走。伤口三个多月还没有愈合，不能干体力话，学校造反派才允许我回长沙医治。经治疗再加上自己的康复锻炼，才逐渐一根一根地丢掉拐杖，只是跟腱处留下了一条横疤痕。
那些苦涩辛酸的日子，纵然有些不明不白，终归成了历史。但，历史总该不都是不明不白的吧。
宗柏生牢 狱 之 炼
1967年年底，文革风云突变，两派斗争更加激烈。湖南省的一批联合起来了的造反派组织，被定性为反革命大杂烩〃省无联〃，对其组织和显赫头目实施专政。
由于前一段有某几个造反派组织，表态支持过湖南日报右派的翻案活动，而他们又是〃省无联〃的成员，顺理便成为了当然的专政对象。报社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抓住这一良机，在镇压报社右派翻案上大做文章。在这样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参加翻案活动的人只能自行解散，各奔东西，企盼运动后期得到公正处理。
我是1967年8月，从牛棚逃出，前往长沙参加湖南日报右派的翻案活动的。（当时我已被衡山观湘中学造反派关进牛棚，管制劳动。我是1964年10月被发配到这个学校教书的。）1968年初，从长沙悄悄回到衡山，躲在处境同样艰难的妻子周谷真的工作单位衡山城南完小藏身。我希望作为人类文化史上如此巨大的精神劫难，能够快快过去，不要让更多的人为这历史的祭坛付出年华与生命。
1968年3月7日傍晚，我和周谷真在灯光昏暗的住房里，陪年过古稀、身患重病的老母闷坐。突然，一行三人在城南完小造反组织负责人带领下，冲进我们的住房。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没有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两人看管好房门，不许任何人出进，两人动手抄家。他们想翻什么就翻什么，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搞得满屋一片狼藉。在一阵查抄之后，为首的一人命令我和周谷真站在房中间，另外两人各拿出一根粗麻绳，把我和周谷真的双臂反在背后，迅速而又熟练地捆绑起来。随后，押解我俩走出校门，向城关中心区走去。在我和周谷真离开房间的霎那间，老母强忍病痛从坐椅上站起来，想送我们，叮嘱几句话，城南完小的那位造反战士却狠心地把她推了回去，老母跌坐在椅子上，喘息不已。由于住房里昏暗，我无法看清老母满是皱纹的脸和脸部表露出的神情。但知母莫过子，我知道那脸上一定是布满了不屈和愤怒。同样是知子莫过母，老母从来就没有认为她的儿子和儿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这晚，我和周谷真分别被关在由县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室改成的临时禁闭室里。午夜，我被押解到私设的审讯室接受审讯。主审者是县直属机关造反组织头目×××，陪审者是县直属机关造反组织头目×××。审讯先从1957年新湖南报反右问起，着重查反党右派集团是如何拉帮结派，抱成一团，反对省委，坚持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随后追查报社右派又是如何纠集在一起，集会长沙，大搞反革命翻案活动的；紧接着又严厉追查报社右派与〃省无联〃的关系：你们在〃省无联〃里担任了什么职务，搞了哪些核心活动，你在〃省无联〃里担任什么职务，搞了哪些反革命活动。处于如此针锋相对的地位，我也顾不了许多，严辞以对，力争做到有理有据有节，驳倒对方。当我说到，我们坚持的新闻观点不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而是正确的新闻观点。反右时之所以有一大批人被打成右派，是主管报纸工作的省委书记周惠及其在报社的代理人、总编辑官健平，以1956年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划线，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大搞打击报复。当我说到这里，主审者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痛斥我继续放毒，疯狂反党。我在他狂骂一通之后，继续说，湖南省革筹领导小组的章伯森、梁春阳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和查看了我们的申诉材料后，认为报社右派集团是冤案，还指示省革筹办事组拨款，让我们出了几期报纸，向全社会公开新湖南报右派冤案。省委书记徐启文和省委宣传部长唐麟都亲笔写了旁证材料，支持报社右派翻案。唐麟说，支持不支持新湖南报受迫害同志的正义行动，是拥护不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试金石。官健平也亲笔写了材料，承认反右时搞错了一大批人，不该把一些好同志错误地打成右派。我说，我们的问题县里是无法解决的，你们造反组织想过问也过问不了。谁知，我最后的这几句话，大大触犯了主审者的权威与尊严，他再一次拍案而起，并离座冲到我的面前，大吼：〃好一个老牌右派，竟敢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管不了你！〃他边说边伸出手掌，狠狠地赏了我几记重重的耳光。这时，陪审者连忙赶了过来，把主审者劝走，又转身厉声对我说，我们审问你，是为了把问题弄清楚，是为了挽救你，你怎么能如此执迷不悟！？他看了看手表，又和主审者耳语几句话后说，今晚的审讯暂时结束，现在出几个题目，供你坦白交代，明天上午把材料写出来，要老实交代，特别是把你与〃省无联〃的有关问题交代清楚。迟交代不如早交代，不交代就只有死路一条。
随后，我被押回到空空洞洞、唯我一人的临时禁闭室里。春寒料峭，阴风袭人，黑夜茫茫，凄凄惨惨。我蜷缩成一堆，躲坐在禁闭室背风的一角，痛苦地等待着黎明。在这静静的难熬的寒夜里，我的思绪的野马在狂奔：我无限记念重病在身的老母，今夜他一定不能入睡，她一定在为被抓走的后辈祝福，祝儿子与儿媳平安度过从天上掉下来的灾难！我万分愧疚地想起年幼的三个儿女，我的冤案使他们受到株连，今夜她们能否逃出恶梦？我特别思念因我的冤案而长期遭受到折磨、凌辱、摧残，眼下又遭到同样厄运的妻子周谷真，今夜她将如何熬过？今夜她受到过审讯吗？以她的倔强不屈的性格，她决不会得到公正待遇，她一定会受到……
我眼睁睁地看着黑暗慢慢退出，我眼睁睁地看着曙光从窗口爬进禁闭室。天亮了，有人在机关大院里走动了。又过了好久，有人走到禁闭室门前，然后开锁启门，命令我出来，我特别疲倦地走出禁闭室，在门外的走廊里站定后向四周一看，只见妻子周谷真在走廊的另一头站着，她看到了我，朝我淡淡一笑，她就是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愁的乐天派。此时，我为她悬了一晚的心，总算掉了下来。我等不到押解人员指使，就举步朝周谷真站立的地方走去。等我走近她时，我才发现她的身旁也站有一个押解人员，我们只被允许默默地相视，只能说上几句不关痛痒的话。
机关大院的上班钟声响过一阵以后，昨晚到我们家抄过家，又押解我们到这里并把我们禁闭起来的那三个造反派战士，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身旁。同昨晚一样，他们把我和周谷真用粗麻绳捆绑起来，随即手一挥，押解我们离开这个大院，朝城南方向走去。我清楚，这不是放我们回家，因为那是不必捆绑的；这也不是押我们去参加批斗会，因为时间不会这样早。那么，是去哪里？当我们走过一段路以后，我便明白过来，公安局的看守所正等着我们，我们将被关押在人民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建筑起来的监狱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这样不讲情面地再一次凶狠地砸在我们的头上。我们被押解着走进了县公安局的大门，穿堂入室往里走，最后来到警卫森严的看守所。公安局机关与看守所隔墙相通，我们是抄近路来到看守所的。押解人员先把我们押到所办公室，与看守所长交谈几句话以后，就为我们松绑，然后离去（我突然想，今天他们又将用这根麻绳去捆绑什么人？）。所长认识我们（他是个南下干部，是周谷真的学生家长），知道是回什么事。他按规定为我们办理好了入狱手续，然后，押送我们入监。
监狱被高墙围着，高墙顶上装有电网。我们从警卫森严的东边铁门进入监狱区后，才看清了监狱区的全貌，高墙里的面积约有三个篮球场那么大，靠北为牢房，靠南为空地，西边为菜地，菜地头有一厕所。看守所长打开警卫严守着的牢房铁门，命令我们进去。牢房中间为通道，两边分别为监房，约有三十多间。看守所长打开二号监房的门，命令我进去，随后把监房铁门锁好。他又押送周谷真向牢房的深处走，一分钟后返回，离开牢房而去。我估计周谷真被关在牢房顶档头的女监房里了。这时，我猛然记起，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是全世界劳动妇女的盛大节日，而她，我的妻子周谷真，一个中国的崇尚民主自由和妇女解放的知识妇女，却因为根本不存在的罪名，就在这一天被关进了监狱，这真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莫大讽刺！
进入二号监房后，我打量了监房里的情况：监房长约五米，宽约三米，四周全是砖墙，临牢房通道的一堵墙上有一铁制的监门，监门上方有一方洞，长宽不过尺，（后来得知，此洞是为了便于狱警定时观察监房里在押人员的动态，传呼在押人员和递送牢饭等之用），牢门对面墙上有一长宽不过一米的大铁窗，窗离地较高，从窗口向外看，只能看到离铁窗不远的监狱高墙，看不见天空，更看不到高墙外的任何情景。监房里靠牢门右边，靠墙是用坚实的木料建成的离地面约三尺高的一溜通铺，宽近二米，铺外为在押人员出进活动地。屋角放一粪桶。监房顶高约四米多，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照明灯，人伸手根本无法抓着，通夜散发炽光，便于夜里洞悉牢内动静，以防发生意外。二号监房的通铺上，靠墙坐着十多个神色各异年龄不同的在押人员，因天冷，他们分成几堆，各盖一床棉被，焐着双腿。我踏进监房时，这些人全用一双惊异 _眼盯着我，似乎在问：你怎么也被关进来了？此时，我突然记起有人说过的话：有两种人极易关进监狱，一是社会渣滓，他们为非作歹，贻害人民，应该受到镇压；二是社会精英，因先知先觉发出呐喊，屡遭冤案。前者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必须，后者则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幸。而我是属于哪种人？
临窗靠墙那边，孤独地坐着一位年青人（后来得知，他是一个具有省无联观点的造反派头头，前两天被关了进来。）他主动邀我和他共被坐在一起。我因为昨夜通晚未睡，现又饥寒交迫，人疲倦极了，这就顾不了许多，脱鞋爬上通铺，用被盖住身子，倒头便睡。在睡梦中，突然有人把我推醒。我睁眼一看，原来是看守所长已站在打开的监门前等着我，我赶紧下铺穿鞋向他走去，他将一床被子和一袋日用品递给我，还慎重地将一套《毛泽东选集》交给我。所长说，被子和日用品是我通知你家里送来的，这套《毛泽东选集》是我借给你的，你之所以会犯错误，就是因为你没有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我只能默默无语。所长没有说其他的话，毫无表情地锁好监门，转身离去。我在那位年轻人的帮助下，在邻近他睡的地方，挤占了一小块地方把铺开好，正式开始了我的监狱生活。
我原来以为入狱以后，专政机关会趁热打铁，对我进行连续审讯，以弄到他们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