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便说：〃调你回来是这样：前段你的表现很不好，后段有所转变，你要考虑自己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向你交代政策：你的问题，交代比不交代好，早交代比迟交代好，交代彻底比交代不彻底好。你回去先写揭发，后写检查。去吧！〃就这样几句话，我一生的命运便被他定下来了。
当时我想不通：以前，我对工作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完全是为了把报纸办好，没有半点私心，怎么会与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联在一起呢？党中央开展整风运动，是为了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响应党的号召，难道错了吗？官健平来报社后，不深入实际，不钻研业务，光靠原则领导，把报纸办得死气沉沉，读者意见很大，难道也对么？自己想不通，但处于高压之下，不能不检讨，只好硬着头皮写。
一次，我碰到严伯嘉，他说：〃我们的问题严重呀！你要提高认识，要提高到追求资产阶级大民主，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狠挖灵魂一闪念上来认识。〃当时我对〃大民主〃、〃个性解放〃都不大懂，实在没有东西可写，迫不得已，只好找来《新湖南报人反右斗争专刊》（这是一张专登新湖南报右派罪行及检查揭发的小报）一篇篇看，只要挨得点边上，就往自己头上生搬硬套。自己糊里糊涂，以为真是犯了很大的错误。
我在写检查时，报社的批判会一个接一个地开，右派抓出了五十个以上。反右专干湛长庚连连催我快交检查，当我花了一个星期将检讨写好交上去后，只在工商部办公室开了一次所谓的批判会，便把右派帽子给我戴上了。当时开会批判的人，说不出什么事实，杂乱无章地这个一句那个一句：
〃你检讨中只说了些鸡毛蒜皮的事，既没有触及灵魂，也没有交代清楚自己是如何充当邓、苏集团的走卒的。〃
〃你平日好似积极，其实是假的，一到鸣放时期，以为时机到了，便跟着邓钧洪、苏辛涛他们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你必须交代自己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你既钻到党内右派集团里面，又和党外右派集团打成一伙，你是脚踏两边船。〃
会开了不到两个钟头，主持会议的尹岳钟便宣布散会了。我以为还会要开会批判的，不料过了几天，反右斗争专刊上登出一篇所谓刘皓宇的罪行。那篇罪状，满纸东拼西凑，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是无限上纲；有的是扣大帽子，甚至是歪曲事实、无中生有的东西。
这时报社十二个编委中八个打成了右派，工作人员一百四十多人中划了五十四个右派分子，占三分之一强。连划为中右的二十多人加起来，打击面达一半以上，几乎将骨干力量全打光了。这样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骇人听闻的。
梦之由
在1955年，我调到新湖南报驻郴州专区记者站任记者。这一阶段，我工作积极，对当时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满怀热情，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写了许多反映建设新气象的报道，得到了编辑部的好评。内部刊物《新湖南报人》上还载文称：从我的报道中听到祖国前进的脚步声。在1956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中，我都是积极分子，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谁知就在我入党之际，报社领导层在改进报纸工作中出现了两种办报方针的争论：以大多数编委和编辑、记者为一方，根据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精神；_认为报纸应该执行〃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报方针；以官健平、孟树德为一方，却坚持报纸的办报方针只要〃联系实际，贯彻省委意图〃便行，既不要贯彻中央的方针，也不必反映群众的生活与要求。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治思想与经验技术、中心与一般、领导与群众等关系上双方存在着尖锐的分歧。1956年3月份，报纸上以大量的篇幅刊登长篇累牍、枯燥冗长的农业社三包定额的办社经验，如积肥挑草皮多少计多少工分，犁田几类牛犁几类田计多少工分等。这些经验既不先进，也缺乏思想内容，甚至连土产公司收购土特产的价格广告也当作新闻登在一版头条。这时多数人认为报纸宣传的应是先进经验，在宣传先进经验中应该着重宣传其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而不应不加选择地刊登烦琐的、不成熟的经验技术。因此在争论中和鸣放中，大家对这些稿件提出了批评。谁知这些稿件是官健平从省委某个部门拿来，是周惠书记要登的，还要用碗大的字做标题。由此官健平从中挑拨离间，说报社多数同志是反对省委、反对周惠，而多数编委和干部执行的办报方针被定为资产阶级新闻路线，以此划线便打了一个庞大的党内以原社长邓钧洪、副总编辑苏辛涛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
我并没有参加争论，也不知道上层的分歧，只是觉得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决议》、老社长李锐、朱九思的办报作风和以前自己所学的新闻理论并不如官、孟所说，而以前新湖南报在全国报刊中是算办得好的，它的报道屡受人民日报表扬，这样，自然而然对官、孟执行的那套办报方针格格不入了。我完全是从办好党报出发才发表自己的意见的。
由于周惠、官健平、孟树德掌握大权（周惠派官健平、 孟树德来就是为了改组报社），利用反右派斗争之机，把他们错误的办报方针说成是正确，而把报社大多数编委、编辑记者的正确意见说成是错误，又以人划线，颠倒黑白，因而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一个反党右派集团的大冤案。我也因赞同多数编委的意见，在被调出后又抓回扣上右派帽子，打成以邓钧洪、苏辛涛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小丑、应声虫、爪牙。（另外还打了个党外同人报集团和一些零散的右派近二十人，也都是〃莫须有〃的。）
到1958年4月26日，报社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分，我受到严厉的处分：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降任待遇较低工作，由行政十八级降到二十三级。在开除党籍的支部大会上，孟树德神气十足，把我们被划为右派的人，比做有毒的种子，不论撒在哪里，都会开出有毒的花，结出有毒的果来。还说：〃给你们戴上右派帽子下去劳动，比不戴帽子下去对你们的改造更加有利。〃真是血口喷人，强词夺理。
从这天起，我就开始了人生中受人歧视、颠沛流离的漫长厄运了。
漫 漫 长 夜
这时，我由人变成了鬼，由一个共产党员变成了阶级敌人，被划为五类份子，下放南县农村劳动改造。我在南县农村 _戴着右派帽子作过田，喂过猪，看过羊，放过鸭子，守过西瓜地，经过劳动的磨练由肩不能挑到能挑一百五十斤重担；还当过给公共食堂绘宣传画的画匠师傅，做过酱菜，给公社酱食厂设计过商标，参加过五类份子集训，学了推拉疗法给农民治过病，当过兼差的理发匠。在〃过苦日子〃时得了水肿病，吃过老鼠、青蛙、野鸡蛋和蛇，还吃过细糠与野菜等，我被命令独自一人在寒冬半夜冒着北风跑二十多里路去送通知，又曾因衣服破烂被当成外流犯关过牢，可以说人间苦难的各种滋味都尝到了。有一次开渠道时，险些被铁锹削掉脑袋，送了命。后来转到湘阴劳动，到1961年，终于在湘阴省直属机关农场摘掉了这顶压在头上有千斤重像鬼魂般的右派帽子。
当时我自认年轻，觉得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仍大有希望。没料到我回到报社向人事科汇报时，彭心耿皮笑肉不笑地拿着个《支农证》对我说：〃现在国家困难，你们已属编外人员，您要体恤国家经济困难再去支农，头年满工资，第二年发工资一半，第三年自食其力。〃我听她这么说，心想：人事干部怎么是这样做人的工作的，你还嫌没把人整死。既然国家有困难，为什么你不去支农，而要我们这些在乡下吃尽苦头，滚了几年的人又去务农为生呢？我即对她说：〃我是在城里长大的，乡下没有落脚之处，也没有力量靠作田为生，这个我要慎重考虑。〃她见我没驯服她，便把脸一沉，恶狠狠地说：〃那你就回农场等吧！〃当时我作了最坏的准备，决心不再任她鱼肉了，为此曾在街道上背过水泥，试着靠卖劳力为生，还打算学中医。后来她把我和易子明、罗印文三人分到衡阳地区，要我们马上前去报到。这时已经 _是春节前夕，我们要求在长沙与家人团聚后再去，她不同意，威胁说：〃如果你们不立即去，衡阳那边不接受，我们就不负责任了。〃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自己打商量：罗印文因没有家在长沙，他同意先去，我与易子明便请他代为请假：答应过了春节马上去衡阳。事实上，所去单位衡阳日报通情达理，同意我们请假，彭心耿却故意刁难我们。这是我摘帽后第一次尝到的回到人民队伍的滋味。
分配到衡阳日报后，我积极写稿、组稿、评报，重新振作起来，满腔热情地工作，谁知摘了帽子跟没摘帽子一样，又成了〃摘帽右派〃，内部控制使用。别人时时暗中盯着自己，所改的稿子被人怀疑从中捣鬼，渲染阴暗面；积极评报，被说成是翘尾巴。1962年贯彻阶级路线，又把我从报社调到衡阳市四中教语文。
我明知从报社调到学校，是认为我不适合在要害部门工作，给出路。但我还是硬着头皮从头学起，力争当好教师，把愉快寄托在学生的成长上。可是在学校里我又成了反面教员，一有风吹草动，就作为〃死老虎〃抓出来批判；我当时还没有结婚，市里召开教师奸污女学生的宣判大会，次次都要我去受教育；学校里发现了反动标语，首先怀疑是我捣鬼；我用个二极管收音机收听本地广播，被认为在偷听敌台，有人竟暗中将收音机的二极管摘掉了。学校党支部书记不点名地说：〃有些人偷听敌台非常巧妙，拿了二极管躲在床上听。〃在教学研讨会上，我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重点批判的对象；上课时因为学生听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总找我的岔子。当时宣传〃两尺宽的讲台，阶级斗争激烈〃，我又成了利用讲台放毒、被批判的对象。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首先被作为〃小邓拓〃抓了出来，关进〃黑魔之巢〃，门边贴着侮辱性的对联：〃洞小鬼大，鬼小怪多，岂有此理；豺狼虎豹，鬼叫狼嗥，梦想翻天。〃学校开餐时，我们要列队趴着青蛙腿唱牛鬼蛇神歌，平日要挂牌子、戴白袖章，让学生轮班批斗；关着的时候还要〃牛鬼蛇神〃教师互相殴打，而那些造反派学生站在一旁大笑。有一次，红卫兵把我拖到煤堆上架着凳子用锄头猛地往上挖，顿时打得我晕头转向，耳朵嗡嗡叫；又一次，十二月天把〃黑鬼们〃关在楼梯弯角下面，从上面倒冷水，淋得一身透湿，还不准换衣；就在1968年9月24_日那天，高司派红卫兵逼着我在水泥地上磕两百个响头，磕得头上长包，真如长了角一般。别人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我们 〃黑鬼〃却要学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把我们比做杜聿明与南京政府，还得谈心得：如何投降，往哪里去，真受尽侮辱。此外，我被迫整天干拖 _板车运砖、种菜、砌墙等重体力劳动，而口粮只有二十七斤。
当饿得发慌时，只好捡学生吃剩扔掉的馒头充饥。有一次几个学生拿着梭标、木棍围着我打，其中一个竟手持梭标杵着个柚子捅到我胸前，而四周的师生没有一个敢讲公道话的。为了逃命，我不得不逃回长沙家中。
揭发新湖南报反右政治迫害案
正好这时，报社同事陈望岳、严伯嘉也从外地回到了长沙。相见之下，都谈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屈辱。大家认为：我们赤胆忠心地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反而被打成右派，从此备受折磨、屈辱，永世不得翻身。如不弄清我们在新湖南报所受的冤枉，这一辈子就只能任人鱼肉，永远也抬不起头了。怎么办？国际歌教导我们：〃世界上从来也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大家决定起来造反，揭发周惠、官健平、孟树德等人迫害大多数报社干部的滔天罪行。
不久，新湖南报受迫害干部控告团成立了，由蔡克诚负责勤务组的工作，参加的有陈望岳、严伯嘉、李均、宗柏生、易子明、丁明凯、阮甫堂、刘春圃、张慎恒、罗印文、何新明、杨德嘉、柏原、李冰封和我等十多人。他们一方面组织力量上访，一方面筹备出报纸，扩大宣传。为了不让人抓辫子，大家的原则是只揭发新湖南报制造所谓邓、苏反党集团的黑幕，不与整个右派问题混在一起，否则即使这是个冤案，别人说是〃右派翻天〃，也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首先由宗柏生、易子明、何新明等去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找当时负责干部章伯森、梁春阳汇报案情，因为他们都是原湖南的领导干部，对5_7_年制造的这一庞大冤案有所知晓，所以表示支持揭发〃走资派〃的这一罪行，后来又找了办事组的王晓，他批给大家一笔款子，作为印报的经费。大家积极写文章，揭发周惠、官健平、孟树德等如何打击迫害新湖南报干部的阴谋和内情，找了新华印刷一厂的同志印报，由于该厂的宋贵朝以前也在新湖南报工作过，了解并同情我们，对印报的事大加支持，由他负责安排。这样，第一期《韶山》反迫害报纸很快印出来了。
当这期报纸投入社会以后，像一颗炸弹似的，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原党校以杨光为首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及邹乃山、朱立奇等与蔡克诚联系，联合组成了一个命名为〃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兵团〃的组织，各自揭发〃走资派〃对干部的迫害。原省委宣传部长唐麟此刻也挺身而出，作为知情人揭露周惠、官健平、孟树德等打击迫害新湖南报干部的内情。他表示过去参与迫害了广大干部，是有罪的，如今要反戈一击。他的谈话在第二期反迫害报纸上 _登载出来了（共出了三期报纸；第三期名为〃挖黑线〃）。这些事引起湖南日报当权的造反派〃红色新闻兵〃的极大恐惧。他们以为这些人要夺他们的权，便千方百计出来阻挠。当宗柏生等前去报社与〃红色新闻兵〃头头梁裕吉谈判时，他企图分化瓦解大家，说：〃你们整体来要求甄别平反，特别是编委那层的人，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但是如果你们一个个分别提出要求，我们可以考虑。〃宗柏生等说：〃我们并不是要你们马上给我们平反，事实上也不可能。我们是要求把这场冤案的来龙去脉揭发出来，让人们知道他们的手段是如何卑鄙、毒辣。〃当然，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是搞不拢来的，而孟树德还在湖南日报，虽作为〃走资派〃被揪出来，但仍负隅顽抗。他耸恿他的爪牙贴出了大字报，称要与右派分子血战到底。孟树德的儿女在华南工学院读书，回长沙也以造反派学生的名义，写出大字报，污蔑新湖南报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同志是一群牛鬼蛇神，扬言〃右派翻天，坚决镇压〃。他们如此混淆视听，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大家决定把身陷囹圄的原新湖南报副总编辑苏辛涛从报社管制下解救出来，送到北京去上访，让中央领导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这些人也太天真了，怎么可能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文化大革命中，求得明辨大是大非呢？最后，到了批判无中生有的〃省无联〃时，〃红色新闻兵〃会同〃工联〃等造反派组织，便把〃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兵团〃当成〃省无联〃的黑手来抓。当大批〃省无联〃时，我们 _的揭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