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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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读者也许会提出疑问：〃这三个人如此横行无忌，为所欲为，为何长期不受追究？你们那些人也是读书明理的，为何那样软弱无能，连一声抗议都没有〃？问得好！前一个问题不是我可以回答的。后一个问题，我痛定思痛，倒是作过反思。我们那些人确实有不同程度的软弱性。毛主席讲了〃五不怕〃（一不怕被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有谁不怕呢？常言道，形势比人强，这话是对的。司马迁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要知道，五十年代的政治环境跟现在可不一样。那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人们崇敬共产党，崇拜毛主席，到了迷信的程度。知识分子如此，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更有过之，根本不敢设想党和毛主席也会犯错误。在政治运动中，如果自己不幸成为审查对象，即使受了莫大的冤枉委屈，也要尽力把自己往错误方面想，尽力克服抵触情绪。还相信，总有一天党会把是非弄明白的，那时必定会把自己的沉冤昭雪，从而更证明自己的忠诚。即使审查自己的人显然抱有私心和偏见，也要把他们看作党的代表，予以服从。这就是1957年反右斗争中报社那批知识分子普遍的心态。迷信的人们在偶像面前必然是软弱无能的。连周惠都说：〃这些人面对党和人民的名义便都老老实实地低下了头。〃不过，他虽然明知这些人为什么低下了头，还是要嘲笑他们，谁能说出他又是什么心态呢？
1958年4月底，报社开大会宣布处理〃右派分子〃。我受到最重的处分：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从此，我和我的家人正式走上苦难的历程。
在宣布处分一个多月后，即6月中旬，我和本市同样被判处劳教的分子，由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押上火车，发配株洲。这一伙人五花八门，有被划右的教师、艺术家、机关干部，也有流氓、盗贼等刑事罪犯，现在我们被一视同仁。全省各地的劳教分子约七八千人，集中在株洲，编成新生工程队。内部称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工程队承包了广州铁路管理局京广路复线株洲枢纽工程，便由这批劳教分子来完成。我们被关在木栅栏和铁丝网围成的营地里，哨兵站在瞭望台上日夜监视着，不许自由进出。每天早晨5点钟排队，由民警带领去工地，开始一天的劳动，主要是土石方工程，全凭锄头挖、肩挑、土车子推，从不言八小时，十小时，经常加班加点，直到午夜。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沉重的苦役，有的人忍受不了，加上心里委屈、绝望，便选择了卧轨、撞车，种种自杀的道路。
至于我，体力劳动倒不是多大的难事。当时我35岁，正当壮年。自幼爱好体育，体质不差。参加革命后，随军采访，下乡调查研究，经受过一些劳动锻炼。那些管教干部知道我原来是大学生，行政级别也不低，却能忍苦耐劳，倒也另眼看待。这儿最难应付的却是个〃教〃字，也就是政治教育。从入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被警告：来到这里以后必须认罪认错，这是最主要的一条。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内容和外边的一样：交待、检举、交心、认罪……当然少不了批斗。所以，除了强度很大的劳动之外，精神是非常紧张的。到这儿来的人大多数想争取早一点摘帽、解除劳教，获得自由，〃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因此，要把〃认罪认错〃、〃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经常吊在嘴上，发违心之言，表违心之态，人格分裂，精神分裂，苦苦地熬过一天又一天。我妻子儿女隔几个月便偷偷地从长沙跑来探望我，带着她们省吃俭用节约下的食物。看见我蓬头垢面和犯人一起推土，狼吞虎咽地吃着她们送来的法饼、鸡蛋，每次都哭着走回家去。好不容易熬过了两个寒暑，1960年秋天我被工程队（管教队）宣布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按理说，应该〃回到人民队伍中〃去了，但还不行。所有被摘帽、被解除劳教的分子，原单位都不收，原城市都不受，继续留在那里〃就业〃。我被留在新生工程队所属的机电厂当翻砂工，不再挑土运石了，改为向冲天炉加料化铁，抬铁水浇铸。如此又过了两年，到1962年，上边的政策有了点松动。我获准回到长沙与家人团聚。我的妻子是报社的一般干部，我只能住在报社。我做什么工作呢？怎样生活下去呢？报社不闻不问，因为我已是被开除公职的人了。报社现在被官、孟一伙完全控制。官继续当总编辑，孟树德升为副总编，官健平的老婆任人事处处长。这个新湖南报我曾跋涉千山万水南下湖南参与创建的单位，我曾日以继夜呕心沥血为它效力的单位，现在把我当作垃圾一样无情的抛弃了！
我必须找点事做，为自己，也为我的儿女。我的妻子工资很低，五十几块钱，要养活四个不大的儿女，连吃饭都很困难，我起码得养活自己。我有体力，也有知识，什么事都愿意干。但是，谁敢收留一个〃摘帽右派〃、〃解除劳教〃的分子呢？我只好打零工，和几个命运相同的难友结伙，拖板车，卖黄泥巴，给人家拆破旧房屋……混了一个时期。同时，也写信寄给一些认识的首长，请他们按照党的政策给一条生活出路。经省委统战部打招呼，省新华印刷厂接受我担任职工业余学校的教师，这里开了口子，市里其他职工业余学校也敢收留了。
职工业余学校简称职校，是为职工补习文化而开办的。教师分固定和代课两种，我属于代课的一种，每学期由职校聘请，按课时计报酬，寒暑假就没有收入。我教高中班语文，每月平均收入大约五十来块钱，等于我家的收入增加了一倍，生活比以前改善了。但是，社会地位就谈不上了，因为代课的都是家庭出身不好或有点历史问题的人，何况我还劳教过，名义上摘掉了右派帽子，实际上换了一顶新的〃摘帽右派〃的帽子，受到暗中监视，为知道底细的人所不齿。儿女们到处受欺侮、受歧视，幼小的心灵创伤累累更不消说。
生活暂时安定下来了，内心却不得安宁。株洲劳教促使我深思自己未来的命运。我注意到，毛主席曾反复地讲了，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看来知识分子将成为新的革命对象了，反右斗争恐怕还要继续下去，甚至于升级。我当然是在劫难逃。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更加小心谨慎罢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惊天动地而来，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感到震惊和迷惑。报社有些被划右的难友这时组织起来，向社会申诉冤情，向中央请求平反。起初，我没有介入。我看〃文化大革命〃好像不是要解决我们这些人问题的。但是，我的几个亲近的朋友参加了，另外有人推测我想坐观成败，〃等到将来摘桃子〃。我不想落得这样的名声。于是，我也参加进去。结果比1957年更加悲惨。我被湖南日报社的造反派〃红色新闻兵〃抓去，遭到残酷的殴打和批斗，被打得遍体鳞伤，面目全非，几乎丧了性命。原编委蔡克诚也被抓去，受不了酷刑和侮辱而〃自杀〃（？）八刀身亡。原农村部骨干编辑欧阳楠情况类似，在下放的江永县回龙圩农场自杀惨死。我的好友刘凤翔被错判死刑，遭到处决。其他参加了翻案的难友大都受到更厉害的惩罚。
虽然我保住了性命，饭碗却被砸了。〃文化大革命〃宣称，过去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牛鬼蛇神占领的讲台，现在要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占领。职校停办了，教员被赶下了台，我完全失业了。我的妻子作为下放干部携带着小儿子和小女儿被送到临湘县山中插队，大女儿初中毕业作为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岳阳毛田。剩下我既无公职也无单位，就流落长沙街头。我的大儿子小学毕业，因为交不起每学期八块钱的学费，不能进中学，靠推板车每天挣几角至一块钱，勉强填饱肚子。父子俩怀揣户口本在街头游荡，在熟人家里借宿，四处寻找任何可以赚碗饭吃的活儿。无论是挑土，送行李，打零工……最脏、最累的都干，可是，这样的活每天都不容易找到。
我的家四分五散了，我一无所有了。可是我不算无产阶级，因为我还有知识，天然属于资产阶级。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文化大革命〃兴起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就是〃红海洋〃工程。长沙市所有的墙壁都要刷上红漆，用黄漆在上面写上毛主席语录，要求写美化了的宋体字。如此显得庄严而美观。一时哪儿去找这么多的写手呢？各单位也就顾不了什么阶级路线了，只要会写的都来。按字付钱，这无意中给〃臭老九〃们开了一条新的生活门路，我也就混进去干了好几个月。
还有，农村里有些公社或大队办了这样那样的工厂，称为社队企业，缺乏技术人员，就到城里聘请。因为家庭出身等原因在城里失业的这种人才便成为一种资源，流向农村去。这种人号称〃飞机师傅〃。经难友介绍，我也加入了这个队伍。我在中学学得一点数理化知识，在株洲砂轮厂学得一点炉工的技术。于是冒称〃老师傅〃下乡了，这里混两个月，那里混三个月，又〃飞〃走了。其中的辛酸苦楚一言难尽
1970年我〃飞〃回长沙。几个落难的朋友拉我在本市北站路办起一个教具厂，在街道办事处领导下，组织了二十来个婆婆姥姥自谋生活，生产教学挂图和简单的教具。生活逼迫我学会了机械制图和丝印技术，厂里尊称我〃柏师傅〃。我负责设计、制图、制版和印刷。〃文革〃中，学校停课，国营的教具仪器厂停工。有些学校〃复课闹革命〃，拿了钱买不到教具。收到我厂的产品目录，寻上门来采购。我厂的生意便红火起来，职工迅速增加到二百多人。我每月固定收入60元，比厂长还高。厂方又给我安排一个简陋的住处，我的大女儿也来厂里做工，大儿子在另一个街办工厂烧电焊。这时我一家六口城乡各半。
虽然骨肉依然分离，好在都活下来了。
苦哇！真苦！在那漫长的苦难的日子里，我却始终相信，无论是悲剧或是闹剧，总有演完的一天。我常常鼓励家人和亲近的朋友：〃活下去吧！看完这一台戏。〃反右斗争也好，〃文化大革命〃也罢，终于自然终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大力拨乱反正，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冲破重重阻碍，平反一切冤案错案。新湖南报的大冤案中的54人全部昭雪，没有一个是什么〃右派〃。我也被宣布恢复党籍、恢复公职，撤消劳动教养的处分。不过，我未能回到报社。感谢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胡真的盛情，他亲临陋巷棚户，邀我到湖南省出版局工作，委托我筹建科技出版社，担任第一任社长。我的妻儿也先后调回长沙，安排了工作。
1983年，湖南省进行机构改革，我被调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负责全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能够帮助成千上万与自己同样遭遇的知识分子解除冤抑，是我晚年最大的欣慰，也是对被糟蹋了22年生命的有意义的补偿。
《新湖南报》反右大悲剧早已降下了帷幕。54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六人英年早逝，未能重见天日，而含恨九泉。其余活着的都到了耄耋之年，正在休闲中总结平生。悲剧的制造者孟树德和官健平在报社冤案被彻底推翻以后，先后死去。他们在离开人间的时候，究意想些什么，不知道。所知道的是他们对受他们陷害的那么多苦主始终没有一句忏悔谢罪之词。活着的只剩下周惠了。拨乱反正以后，他曾经对人说： 〃俱往矣，我错了。〃尽管态度有点大模大样，终归是认了错，比官、孟二人光明一些。不过，自从1997年他出了《天道》那本书，对反右讲了那些混淆是非、违情背理的话后，使人对他先前认错的诚意产生了怀疑。但愿他在有生之年能发出真诚的善言！
长夜漫漫终有旦时，别让噩梦重来吧！
李冰封新湖南报丁酉之灾侧闻
十四年后的说明与感想
底下这篇文章写于近十四年前。写出后不久，适逢胡耀邦同志被迫下台，思想界形势急剧变化，北京的那位同行原定要编的书，被迫流产，这篇约稿也就未能发表。一九八九年春，还想再找个地方刊载，结果来了那场政治风波，思想界风声鹤唳，人人自危，这文章自然也就搁置起来了。此次，《新湖南报》的老同事们，要编一本丁酉纪事文集，广泛征文，我才又把它找出来，略作少量修改，奉呈求教。
文章题目叫〃侧闻〃，并非自谦，只是表明其中许多事情，不是亲身经历，而是从旁听到的。因为，从一九五四年八月到一九五六年七月，我离开了新湖南报社到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学习，这两年报社中的一些变化，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三月关于农业报道，以及以后由此在编委会中引起的一场大争论，我并未参加，争论的情况只是从旁听到一些同志介绍并看了 _一些材料后，才知道的。从中央高级党校毕业回报社后，一九五七年三月，我又调离了，报社反右前的整风，以及反右开始时的情况，也知之甚少。把我召回报社批斗时，穷凶极恶的打手孟树德，曾用讥讽的口吻对我说：〃你划上右派，是本性决定的，是自己找来的；两头的事，你都没有参与，要是觉悟高一点，聪明一点，完全是可以躲过去的。〃他这样讲，实在是过于〃抬举〃我了，可惜我没有他那种〃觉悟〃和〃聪明〃。我当时倒是认为，人一倒霉，落在官健平、孟树德这些角色的手上，那倒是〃在劫难逃〃。你如果不想出卖自己的良心和人格，那是想躲也躲不过去的。当然，这应算是题外的话了。
〃侧闻〃写作的时间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写此文时，当然不可能看到邓钧洪同志的文章：《追记〈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载上海《新闻记者》杂志一九八九年第六期）和朱正同志的文章：《丁酉年纪事》（先载于九十年代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后载于一九九八年第二期《黄河》双月刊）。这两篇文章都写得很好，真实，系统，抓住了事件的实质。朱正同志的文章写得更好些，除上述的三个特点外，还显得更详尽，更深刻。我这篇〃侧闻〃，是不能望其项背的。比如，第六节中提出的反思，现在看来，就很肤浅。有了邓、朱的两篇文章，此文本来也可以不发表了，但过后一想，它多少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作为上述两文的补充，所以还是拿出来了。
在重读这篇旧文时，猛然想起老友胡遐之兄《南浦》一词中的诗句：〃我自华胥梦醒，奈眼前桑海费思量〃（见《荒唐居诗词钞》P。196）不免萌发了一些感想，一并写出，好留个思想上的雪泥鸿爪：
一、不知道为什么，在当前中国，总结历史教训，竟是如此困难。总有一些人，不许人们去反思，去总结。不许总结〃反右〃，不许总结〃大跃进〃，不许总结〃文化大革命〃，对过去，说好才行，说错误就〃不利于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