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怎样当农民-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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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形势相适应的是，按照丹麦法律，购买超过30公顷土地的农场主，必须接受为期5年的农业学院的学习，同时还规定农场主必须居住在自己的农场中才能获准进行耕种。丹麦农场基础教育由三个学期组成，分别在2、5、6月，然后是实践课程教育，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农场各工作12和17个月，这期间学员是由该农场主雇用。所学课程中包括自然科学、实用贸易、生态学、食品学，以及环境责任等学科。
农业学院不收学费，实行寄宿制度，但学生必须交纳膳食和住宿费用。丹麦全国每年有1200个年轻人接受农业教育，成绩合格者获得国家发放的“绿色证书”。这个文凭在申请贷款和津贴建立自己的农场时是必须要的一个证书。
独立运作的农业协作社
大量的农产品是怎样卖出去的？在丹麦，负责农产品出售的是由农民自己成立的农业协作社，每个农场主都是农业协作社的成员之一，农场主必须把他的全部产品提供给协作社建立的商业公司，而且公司不能拒收，农场主专管生产，商业公司专管销售。任何人，只要他拥有产品并接受把全部产品都交给协作社的约定，都可以参加协作社。为了防止协作社在购买时压级压价，协作社内部通过选举或投票办法选择供货者，这就保证了大供货商不会比只有少量产品的农场主有更大的影响。协作社有自己的董事会，定期选举管理人员。通过协作社来解决卖方和买方纠纷和利益冲突，成为丹麦沿袭了一个世纪的传统。
第四部分丹麦式的“社会主义”（1）
易丹
丹麦人的“社会主义心态”
曾经有一个丹麦人不无骄傲地向我宣布，丹麦的社会体制，是全世界最好的体制。他听说我在美国生活过，便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美国那地方，太资本主义化了。”我请教他，为什么说美国太资本主义化？难道丹麦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他说，丹麦，甚至整个斯堪的纳维亚，都不该算做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从传统上来说，丹麦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社会分配的原则和政府行为的方式，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体。这和美国的资本主义有本质的不同。
在丹麦，最响亮的政府工作口号之一是，任何人不得被置之不理。也就是说，丹麦社会的组织结构，它的政府哲学，是要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受到同等照顾：享受同等的政治经济权利，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大多数时候，这个口号是特指由政府来照顾那些竞争中的弱者：生病的人、失去劳动能力的人、穷人。
丹麦社会维持高福利制度的经济支柱，实际上是遵循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基本逻辑。就个人收入而言，丹麦人近乎每个月的工资的一半都归国家所有：个人收入的50％左右必须以所得税的形式上缴政府。如果收入更高，那么所得税的比例还要上升到接近60％。除此而外，在商店里无论是买一盒牛奶还是买一条内裤，都得交25％的价值附加税。在中国，人人都在抱怨国家对私人汽车征税太高，没想到丹麦的汽车税水平也不在中国之下。征税的结果，是在丹麦买汽车和在中国买汽车一样贵。一个丹麦朋友在我初到丹麦时告诫我，我在超级市场里买的米，每一颗上面都有25％的消费税。所有的消费税，在卖给你的时候就已经包含在价格之中了。
这样的税收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均贫富”的调节机制，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形式的体现。不管你怎样具有竞争能力，也不管你能挣多少钱，反正你得拿出一半来贡献社会。从理论上讲，你挣得越多，你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因此，经济的运作机制尽管是资本主义式的，但社会的分配机制却是社会主义的。可以这样说，一个资本家的资本增值越快，他赚取的剩余价值越大，就意味着他对丹麦社会的贡献越大。他不仅要将自己收入的一半交给国家，而且当他发了财之后，他越是想过一下豪华生活，越是想消费，他交的消费税也就越多，他为丹麦的社会福利提供的钱也就越多。
由于高税收制度的存在，在丹麦社会里较少看到野心勃勃的大资本家，更不容易出现像比尔·盖茨这样的美国式的商界英雄。这个道理很简单：再多的资本积累，再快的资本增值，最终都有一半多要交给国家，那还不如省着点干。事实上，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丹麦，巨型私营企业凤毛麟角。20世纪80年代末一项统计显示，在丹麦的企业里，占绝大部分的是中小企业，雇用人员在500人以上，就算是丹麦的大企业了，它们只占到丹麦企业总数的1％，70％的企业的雇用人员在6~49人之间，大约相当于中国的个体户或者比个体户大一点。考虑到丹麦的国家规模和人口数量，这种情形也属正常。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把这种特点与丹麦人的社会心态挂钩。许多丹麦人的一种说法是，德国人之所以能获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就，是因为德国人不懂得享受生活。
“社会主义心态”的文化基础
夸张一点说，在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哲学中，包含着“社会主义心态”。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从社会学的角度，也许可以找到很多答案，但我的理解却是文化上的。
比如丹麦。从18世纪中期开始，丹麦的农耕文明经历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革命：土地改革。由当时丹麦最有影响力的贵族政治家瑞凡特罗倡导的这次“土改”，将丹麦的雇农从封建领主制度的桎梏中彻底解放了出来。在土改中，有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是农民的个人安全保障；第二，是农民居住权利不受出生地限制；第三，是对强迫性劳动的正规化管理；第四，是对农业用地和农民居住格局的管理调整。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政策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农民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成为事实，并保障他们的社会能动性，即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从而从整体上发挥丹麦农业的生产力。
这次“土改”涉及的社会面和产生的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从某种程度讲，它奠定了丹麦进入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基础。
第四部分丹麦式的“社会主义”（2）
在18世纪推行了成功的“土改”之后，19世纪又在另一个知识分子格伦特维的领导下，推出了另一个独特的社会改革实践：“群众运动”。这项“群众运动”最先从宗教领域发起，最终演变成了一个涉及丹麦全社会的教育、群众组织和经济合作的运动。这中间，最重要的是格伦特维所创建的“人民高中”，颇像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开办的农民讲习所。“人民高中”不仅教育了农民，并且为农民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这项运动的直接成果之一，是在19世纪后期兴起的“农业合作社”。从1877年开始，从美国和阿根廷等国家出口的粮食，在国际市场上受到青睐。以农业为生的大多数丹麦人遭遇到了严重的经济挑战。他们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地做出了自己的反应：成立大大小小的合作机构。以这些“合作社”为基础，丹麦农民极大地提高了农业产量，降低了单位成本，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改变了丹麦农业的基本结构。
“群众运动”在丹麦境内开花结果，它们的效应一直延续到今天。从19世纪的“步枪协会”、“体操协会”到“本地议事厅运动”，到今天种类繁多的各种组织和协会活动，丹麦人的“群众运动”一直蓬勃开展。这些群众组织，在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从而造就了所谓的公民社会，培养出了独特的丹麦社会形态，也培养出丹麦人的社会品性，造就了今天丹麦的“社会主义心态”的文化基础。
一位丹麦的文化历史学家曾经在他的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现在仍然能够清晰地记得我对丹麦这个“协会之国”的第一次体验。一天下午，我那时大概10岁左右，我站在我叔叔的肉铺里，看他做鹅肝酱。他的皮夹子掉了出来，等他把东西都拣起来之后，我们便开始谈论他的皮夹子中间装的东西。我首先想到的是钱，但这只皮夹子中更重要的东西却是超过一打的各种各样的会员卡。所有这些会员卡都来自我们的家乡，一个铁路边上不起眼的小镇。今天，我只需要半分钟，就能够点出我自己参加的所有协会中的前15个——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的确没有什么了不起。丹麦人的协会之多，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有一个玩笑说，只要有4个丹麦人碰巧在一起，他们就会采取行动来建立一个协会。用一个丹麦朋友的话说，如果你感到自己的背部经常疼痛，你便可以去建立一个“背部经常疼痛者协会”，在政府注册，邀请全丹麦所有背部不舒服的人参加，并对社会和政治施加影响。如果你发现背部疼痛的人在丹麦有相当的数量，你甚至可以发起一个“背部疼痛党”，去参加本地或国家的大选，成为政府和立法机构中的一员，为所有的背部疼痛者争取相应的权利。
在这里，个人与“组织”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即便像我这样一个老外，如果想要在奥尔堡打羽毛球的话，我都得先找到“组织”才行。也就是说，我必须先参加一个俱乐部，才可能找到一家与俱乐部有联系的体育馆去打球，否则没门。我本来喜欢羽毛球，对丹麦七八十年代的世界冠军弗斯洛斯记忆犹新，但在丹麦半年之久，就是没有打过一次羽毛球，原因是我找过几家“组织”，都因对收费和手续的厌恶而没有加入。
北欧福利社会一度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令人羡慕的伊甸园。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高级社会主义”的天堂开始遭遇到经济上的苦恼。高福利待遇给公民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生存关怀，但同时也消磨了他们的个人能动性。没有了生存的压力和危机感，任何勤劳的人都有可能变得过于逍遥自在。
第四部分认真的挪威人
孙夜晓
挪威是世界上最靠近北极、离我国最遥远的国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试着给挪威人画一张粗线条的素描。
社交活动，按时守约
来挪威以后，我接触了许多挪威人，有政府官员、企业家、公司职员和大学教授，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他们给我的感觉是时间观念很强：不论是正式的社交活动，还是一般人的人际交往，他们都能准时守约。拖拖拉拉、浪费别人时间的事极少发生。
一次，一位挪威教授和我约定谈他去中国讲学的事情，约定的时间是上午10时，10点差2分，我接到他从汽车里打的手持电话，告诉我由于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堵车，大约晚到5分钟，请我原谅。特殊情况和突发事件谁都难以预料，虽然晚了只有几分钟，但一个电话使主人感到很宽慰，双方的谈话非常愉快。
还有一次，我和一位女士约谈她去中国学中医的事，约好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大约一点三刻的时候，我去门口信箱取报纸，出门看到一辆红色小汽车停在院子里，我正纳闷谁的车不打招呼私闯民宅，这位女士出来自我介绍说，她提前到了几分钟，不便打搅，故待在车里等约好的时间。
我想，挪威人的时间概念真有点分秒不差，早也不行，晚也不行，相差这么几分钟就坐在车里干等，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似乎真有点显得过于呆板和机械了。
在挪威开展公务活动，一般都是事先通过电话约好见面的时间和确定交谈的内容，除非特殊情况，大部分约会都要提前至少一个星期安排，临时改动时间或者交谈时随意拖延时间的现象极为少见。由于目的明确，主题清楚，谈话时的客套话、漫无边际的废话就很少，几乎没有什么“水分”。当然，对习惯于在东方文化氛围中进行人际往来的中国人来说，有时确实会感觉到主人热度有些不够，或态度有点生硬，因为除了工作，几乎没有家长里短的事。本来有些话还没有讲完，但是时间到了，没有说完的话要么放回肚子里，要么再约一个时间继续谈。
在挪威不仅公务活动如此，家庭活动也不例外。一位嫁给了挪威人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挪威人的性格太死板，死板得就像一架上了弦便整天按部就班、滴滴答答跑的钟。她在中国时，什么时间想回家就什么时间回，不需要打什么电话事先告知。嫁给挪威丈夫后，她每次去公婆家，都要提前打电话约好，进门的时间要分秒不差，不仅迟到了被认为是不礼貌的举动，就是早了也很为难，三五分钟问题不大，时间太多了只好在院子里等。这种情况她经历了好几次，没有办法，只能入乡随俗，挪威人就是这样的生活习惯。
办事认真，遵章守法
一名中国学生业余时间在一个墓地打工，也就是干些种花种草、清理环境卫生方面的工作。一次，他和一个挪威青年在花园里栽花，程序很简单，先将花放在左边，右手拿小铁铲挖坑，然后用左手将花放进坑内，右手再用小铁铲埋上土，就这么个过程。这名中国学生在干活时发现，挪威青年栽花的速度很慢。仔细一瞧，原来他是个左撇子。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仍将花放在左边，左手挖一下，右手伸到右边拿花，扭着身子显得非常别扭，而且明显影响工作效率。这名中国学生看不上眼，就问他为什么不把花放在右边，稍微改一下方位可以节省很多力气和时间，谁知道这个挪威青年奇怪地看了中国学生一眼，反问了一句：“老板让我这样做我就必须这么做，这是规矩。做工怎么能破坏规矩呢？”
我来挪威后，确实体会到了挪威人办事态度之认真和遵章守法之严格的禀性。
有一次，我无意将清扫院子时收集起来的一袋杂草和树叶放进了垃圾箱。第二天，垃圾车来了，垃圾桶内所有的东西清除一空，惟独将这一袋杂草树叶甩了出来，因为根据规定，垃圾公司只负责处理日常生活垃圾，杂草树叶归另外一家公司负责。真可谓“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在邮局、商场、银行以及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不管有多少人，人们都是按部就班地排队，拥挤打闹、插队加塞的现象根本没有。总的来说，挪威的道路都不太宽敞，市区的马路和市郊的高速公路都挤满了汽车。然而，挪威的交通事故却不多。人们遵守交通规则的观念很强，不仅白天见不到闯红灯的现象，半夜无人时碰上红灯司机也自觉停车，根本无需监督。在挪威有司机让行人的规矩，只要有人穿越马路，汽车都要停车让行人先过，遇到残疾人也好，成群结队的行人也好，司机都能耐着性子礼让三分。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挪威人遵纪守法按规矩办事，使整个社会显得秩序井然。
第四部分北欧四国演义（1）
蔡文琪
我就是看不惯你
在赫尔辛基街头，放眼望去，过往行人绝大多数是金发、碧眼、白皮肤；绝大多数是圆圆的脸、圆圆壮壮的身材。其间，或有几个黑发年轻女子，我有意尾随趋前，却见黑发下的头皮，泛着白金色，原来是染的，想必是向往异国情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