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怎样当农民-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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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大都建在小镇幽静的一角，四周园林幽美，有了它，小镇的存在才是完整的；有了它，小镇的整体格局如同组合音乐般清丽淡雅。小镇的人们一天又一天听着教堂传来的钟声，清晨或黄昏，堂皇而又沉着。
我有幸在欧洲的小镇住过一段时光，曾无数次漫步于黄昏的街头，恬雅闲适，诗意朦胧，晚钟悠扬，音色美妙，和自然景色混为一体，撩人心魂。当我领略这黄昏惆怅的钟声之时，对于一个思乡的游子，更如心头的哀音，我不忍听闻。那钟声渐渐消失于异国他乡的冷月朔风之中……而暮色苍茫中更令我感动的是夕阳残照中众多的古堡巍峨的身影。我喜欢这些奇特而略带颓败的废墟，它们饱经沧桑，素雅庄重，似乎在这些墙壁上都浸染着几代人的体温，它们演绎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浪漫爱情故事、神话传说？
一幢古堡就是一个时代文化的凝聚与物化，蕴含着一个时代的美学之梦。欧洲是一块有着悠久历史的大陆，它的历史、文明、传统演化为一种物质形态的存在，那就是古堡。它们其实就是历史博物馆、见证人。欧洲人至今还保持这古城堡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延续继承，它和现代生活保持着某种联系。
现代社会的人们一边享受着高度发达的文明，同时又希冀这种古老自然的生活，他们十分钟情于这些隐蔽在小镇一隅的古堡。无数的游客络绎不绝地从各处涌来，这些寻幽探胜、大发思古之幽情的人们打破了小镇的宁静，而古堡和教堂都成了小镇人们最引以为骄傲和钟情的事物。
古堡大多修建于海滨、湖畔或悬崖峭壁之上，这是为了那战乱的岁月，易守难攻，同时也占尽了人间最美的景色！忆起以往我住过的小镇旁，湖畔有一座古堡废墟，时常有位老人在古堡的悬崖处吹奏苏格兰风笛，那哀婉的笛声，随风在空旷的湖上飘荡，凝重、悲哀、苍凉，而薄暮时分的湖水，脉脉温情，使笛声更添几分凄凉……我不知老人是否卖艺乞讨的流浪艺术家，还是在追忆那韶华易逝、光阴不再的往昔。这种普遍的嗜古癖随处可见：在古城镇经常见到白墙尖顶黑瓦的小屋，许多新建的别墅也是仿古的城堡式建筑。就连我就读的一所创建了五年的美术学院，它的办公大楼也建成一座优雅别致的古堡。学生们总是开玩笑地说：“到古堡里找某某老师去。”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你会感到一种厚重的历史沉淀。
记得有位姑娘对我说过，她非常喜欢生活在小镇里，因为小城镇的生活宁静、淡泊，贴近大自然，是个清静方便的角落。当今中国的年轻人崇尚西方的物质文明；而西方青年追求精神的净化，使他们更乐意躲避都市烦扰的生活，到偏远的乡村开辟精神乐园。这种追求自然、追溯人类自身历史的行为，近于一种反思和忏悔。而乡村小镇的平和和朴实与恬淡宁静，便是完成这种追求的最好之所在。
第四部分欧洲人怎样过日子
郑苏春
欧盟统计局新近对欧盟成员国6万个家庭约13万成年人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结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特点。
并非生活在天堂
欧洲人并非生活在天堂里，也不是每个家庭的日子都过得很红火，“入不敷出”的阴影总是笼罩在一些家庭的上空。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在今天的欧盟国家，31％的家庭能够“比较容易地”维持家庭的收支平衡；17％的家庭可以“轻松地”过日子；只有6％的家庭声明日子过得“非常轻松”，这些日子过得“非常轻松”的家庭在德国和丹麦的比例最高，德国有15％的家庭日子过得“非常舒服”，丹麦为14％。然而，另有28％的家庭表示，维持家庭收支平衡“有些困难”；11％的家庭感到“非常困难”。这些回答“非常困难”的家庭，都生活在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
荷兰人最爱存钱
如果要问欧洲人是否有存钱的习惯，回答千差万别，因各国的生活水平、生活条件、民族习惯而定。据调查，在欧盟国家中，荷兰人最爱储蓄，他们总是在温饱之余，把钱存进银行里生利。在荷兰，有57％的家庭是积极的存钱户；在奥地利，也有53％的家庭习惯把钱存进银行；而办事认真的德国人，在存钱问题上也一样认真，51％的家庭认为“一定要存钱”。欧盟国家中因为生活困难而“无法”存钱的家庭主要生活在东南欧国家。在希腊，90％的家庭“不存钱”或者“很少”储蓄；葡萄牙有84％的家庭过着不存钱的日子。另外，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也不爱存钱。
比利时人最崇尚节俭
欧洲人中最节俭、最爱自己动手维修住所的要数比利时人。在这个国家里，32％的家庭自己动手对房屋修修补补，从简单的粉刷到动手盖房。比利时人自己说：“比利时人心中有块砖。”意思是说，比利时人特别注重购房建屋，对房屋的保暖和维修非常在意。32％的丹麦人也爱在家里修家具，或者“搬砖弄瓦”。法国人也爱自己动手，30％的家庭维修工具齐全，家具或者房屋有了小问题，随时动手解决。据另一项抽样调查，法国的家庭主妇喜欢心灵手巧、能够“修修弄弄”的男人，因此有人说，善解人意的法国男人拿起锯子和铁锨是为了让太太高兴。欧洲人最不愿拿起榔头干活的是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
荷兰失业率最低
欧洲人对待自己从事的工作基本上是满意的，因为工作是自己找的，水平和能力可以胜任，工作起来不费劲。调查显示，荷兰人安居乐业，所有受调查者都对自己的工作表示满意。欧盟的失业率高达10％，而荷兰的失业率只有3．3％，是欧盟成员国中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卢森堡会外语的人最多
能够使用多种语言，在欧盟大多数国家通行无阻的，要数卢森堡人。小国卢森堡只有近50万人口，各项经济指标却是欧盟成员国中最好的。欧盟的调查称，90％的卢森堡人在工作中能够熟练使用多门外语。
欧洲人最注重生活质量
欧洲人注重家庭生活质量。调查表明，欧盟25％的家庭对住所外或邻居家发出的声响“非常反感”。欧洲人对居住地的环境保护非常重视，对污染问题特别关注。这几年，欧盟国家的生态党、绿党异军突起，在欧洲政坛上分量加重，与欧洲人的支持分不开。欧洲人为过日子操心多多：房顶漏了要修，各种管道环了要修，各种税单要付，账单要清，送孩子上托儿所又怕上班迟到，等等。
第四部分休闲的欧洲（1）
车耳
欧洲人工作时间最短
以前人们提到工作狂就想到日本人，称日本人为拼命三郎，现在这个绰号应该加到美国人头上。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从1987年到1997年，美国工薪阶层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从43小时增至47小时，年工作时间增至1966小时，比日本多出77个小时。国际劳工组织最近的报告显示，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工业国中工时最长的国家，且与工时最短的西欧国家的差距日益增大。美国人年平均工作时间比西欧多8周，而且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的美国人从10年前的24％增至现在的37％。
法国10年前就是发达工业国中工时最短的，每周39小时，但法国人还嫌长。1997年国会强行通过法律，将每周工作时间降低到35小时，2000年开始在大公司实行，2002年全面实行。法国社会党政府认为，以立法形式强制调降每周工时可促进企业进行人事调整，雇用更多的员工。他们乐观地估计，将每周法定工时从39小时降到35小时，5年内可创造140万个就业机会。
社会党的主张获得大多数工会的赞同，却遭到企业主的强烈反对。80％以上的企业主质疑降低工时就能增加就业机会的观点，认为这只能削弱企业竞争力。法国已经是世界上工时最短、退休年限最低的发达国家之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工作应该更有效率，而不是工作时间更短。法国的冶金与矿业联盟主席林哈德做了计算，如果工时从39小时降到35小时又不减薪水的话，相当于每年增加5周的带薪假期。七八月份是法国的大休假期，这两个月找人约谈都成问题，很多企业索性关门大吉。再增加一个多月假期，生意就更难做了。
支持降低工时的人爱援引德国的例子。德国工人为了避免大规模裁员，接受资方削减工时的方案，同时少领工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1994年为避免裁员3万人，削减了20％的工时，员工同时少领20％的薪水。结果降低了15％的成本，折合20亿马克，反而增雇了1万名半工。这种方式被称为分享就业。
继法国之后，意大利也打算把每周法定工时缩短为35小时，意大利雇主协会预计劳动成本将因此增加11％。
到西欧的游客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星期天无处购物，只好逛街和参观博物馆。在德国，星期天商店营业属于违法。法国一家维京音像唱片连锁店为申请星期天营业，上诉了很久才获批准，结果星期天的生意非常好，人满为患。反过来看美国，工时规定比西欧宽松得多，纽约曼哈顿通宵营业的小型超级市场并不稀奇。我曾在半夜4点买过早餐，换过零钱。这时街上行人已经寥寥无几，但是店里灯火通明，店员毫无倦意。这种小型超市东西一般贵一些，但至少顾客能买到急需的东西。与德国一样，巴黎也没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超市，惟一24小时营业的是一家礼品加药品的商店。开在香榭丽舍大街靠近凯旋门的地方，许多游客都不知道。
在美国，经常碰上工作到半夜的人，尤其是在华尔街。在股市高涨的1999年和2000年，美国老板一天能提供3顿饭，股市交易员早上4点多钟就离家上班。我早晨8点上班时，常看见餐馆送外卖的推着一车水果和点心，想必是这些交易员们的早餐。而那些分析员通常不用早起，但要工作到晚上，晚饭由公司叫外卖，因此他们尝遍了附近各国风味的餐馆。8点一过，这些分析员有权乘出租车回家，不管住得多远，公司都报销。所以在曼哈顿金融中心周围，天天晚上都停着大批林肯车，黑压压的一辆接着一辆。我认识一位女分析员，一次由于工作过于劳累而昏倒，被送进医院，晚上病情稳定后被送回家，接到老板电话，老板在关心之余，问道：明天能不能来上班？
美国有一批年轻时拼命挣钱的阶层。法国人并不欣赏这样的工作态度，他们认为这样的生活没有品质，闲暇和假期是生活品质的标志。法国人不愿意加班，晚上漫步街头，所见的建筑工地都是一片寂静，中国工地挑灯夜战的景象在法国见不到。法国人真是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类传统。夜班工资要比白天工资高得多，雇主不划算，所以宁可拖延交付期。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高级顾问阿达利曾表示，英美的自由经济体制不值得法国学习。他说在法国当一名失业者比美国的低薪者过得还好。如此价值观在法国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声音。
北部人习惯依赖社会福利
在我看来，欧洲人从南到北都存在问题。北部人习惯于依赖社会福利。瑞典和丹麦是全世界课税最重的国家。像瑞典，所得税率高达55％，这意味着收入的一半以上都交了税。南欧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人惯于晚起晚睡，但他们晚睡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吃喝玩乐。他们也有午休习惯，夏天中午银行关门，换钱的地方都没有。里斯本这样的大城市，许多房子中午窗帘都放下来了，午饭和午休要两个多小时，这段时间打电话也找不到人。
第四部分休闲的欧洲（2）
对北边的欧洲国家来说，要改变现状也很难。社会福利曾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国家富裕的标志。只有富足的国家才能慷慨地进行财产再分配，以体现公正和均贫富的理念。战后这些国家走出了一条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党色彩的再分配的路，被经济学家津津乐道，奉为经济楷模。但是现在他们发现，福利国家的代价是整个社会效率的降低，人们工作意愿的减少。他们想改变这一状况，却遭到民众的反对。在瑞典进行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居民赞成减税，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就业机会。但很多人认为，如果减税意味着降低社会福利，他们则反对减税。社会福利是老百姓的既得利益，有不可逆转的特点，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就像工资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称为工资刚性一样。社会福利也有刚性特征，减少社会赠予，削减社会福利，都会引起社会反弹。
南部人喜欢享受生活
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问题没有北部那么严重，但他们对生活享受的追求大过对勤奋工作的热情。他们有比美国更慷慨的福利制度、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和最低工资的保护。像法国，最低工资在不断上调。为迎合选民，一项重要决定就是调高最低工资，每小时最低工资由37．43法郎，上调4％，而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只有2％。鼓吹市场经济的美国经济学家最看不惯法国的最低工资制度，认为那是经济学家的异端现象，是保护落后。美国虽然也有最低工资，但水平较低，比如纽约州法律2000年4月刚把每小时最低工资从2．9美元调到3．3美元，连法国的一半都不到。但美国人平均工资却远远高于法国人。
法国不仅用最低工资保护低收入阶层，还以累进制税收向高收入阶层课重税，挣钱越多，交税比例越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增加了一项巨富税，这种税纯粹针对富人设计，有的人因为家产大，单交巨富税一项就比其年收入高，使得一些有钱人移居国外。
法国还是一个更保护雇员的社会。请人来工作容易，解雇就难了。在法国这个讲究形式的“文牍主义”国家，解雇员工需要提前三个月通知本人，以挂号信将通知寄到本人手里。不像美国，倾向于保护雇主利益，上午告诉你，下午就请走人是常事。相比之下，法国人倒是人道多了。
对于被解雇的态度，欧洲人和美国人也不大一样。在西欧，频繁地换工作被认为是不成功的表现，被解雇是丢面子的事。而在美国，如果多年待在一家公司则被认为不具备挑战性，被解雇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马上再去找工作，这与中国人“树挪死，人挪活”的理念一致。在西欧，为减少工时和增加工资，人们习惯通过舆论，以政治手段来解决，以罢工和示威为表现形式。而美国近年来很少发生大规模的罢工示威，社会对此不抱同情心。我见过道—琼斯指数公司的员工罢工，他们一二十人围成一小圈转着走，像幼儿园孩子做游戏一样。既没人采访，也没人围观。而罢工是法国人的一项基本民权，规模浩大不说，还经过媒体大肆渲染，社会表示支持和同情，极少谴责声。
在人类近现代史上，众多科技进步与社会进步都以欧洲为先导。我以为，欧洲在创造科技进步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聪明的懒汉。
第四部分朝鲜农民还在挣工分（1）
“永生塔”下农居稠
从平壤出发，经过4个小时的漫长车程，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