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怎样当农民-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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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朝鲜农民还在挣工分（1）
“永生塔”下农居稠
从平壤出发，经过4个小时的漫长车程，记者一行来到青丹郡的深坪里农场。举目望去，翠绿的玉米地连绵无际，垄上的红旗与金黄色的麦浪在风中唱和呼应；农民们有的在挥动镰刀收割小麦，有的在水田里头埋头插秧，小孩子们则在一旁把捆捆秧苗递到大人手中；这边几头黄牛在忙碌地耕地，那边数台农机在田间工作……好一派农忙景象！
走进农场场部，迎面便看到一座约20米高的“永生塔”，上面刻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在以“永生塔”为中心、方圆500米的范围内，整齐地排列着几百座造型相似的灰色瓦房，每座瓦房都有由四周的土墙围成的独立院落。家家户户在小小的“自留地”里种着玉米、韭菜之类的农作物。深坪里党委书记沈养甫介绍，所有这些瓦房都是由国家统一投建的，592个家庭一户一套，没有明显差别。
“社会主义讲求公平”
和朝鲜其他农场一样，深坪里农场实施工分制。这个农场共有2359人，其中劳动力1650人。农场人民委员会分设不同作业班，班下设组，每个组大约17～20人。每个农民工作所得的工分等级由组长和三名组选评分员合议评定，按照插秧、除草、收麦、耕地等不同工程、工作的质与量等各方面因素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
一般想象，农民的收入会因为所得工分不等而相应地拉开差距。但是深坪里农场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桂元铁说，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讲究的是公平。虽然壮劳力可能会在劳动量上占有一定优势，但由于工分直接关系收成分配，所以农场在分配工种和时间上还是在照顾公平的前提下尽量协调，使得工分差别不是很大。当记者问，在公平和效率不能得到兼顾的情况下如何选择时，桂元铁的回答非常坚决：“选择公平！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家家户户有电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03年，深坪里农场粮食总产量达到2809吨，不分水田旱地，平均亩产450斤，这比起我国东南部的省份亩产千斤的水平要低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朝鲜的农田土壤肥力不足，而化肥未能跟上。
深坪里农场作为朝鲜农业大省——黄海南道的先进生产典型，不仅在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上走在了其他农场的前面，而且也对国家粮食储备贡献很大。
第四部分朝鲜农民还在挣工分（2）
按照人均每年口粮260公斤的标准，深坪里农场2003年留下613吨农民口粮，这些粮食再按劳动力、老人、学生和小孩的不同标准进行分配。平均下来，每个劳动力每天的口粮为931克，老人为600克，学生为400～500克，小孩为300克。
此外，农场还留下112吨种子用于与专业种子农场进行交换，以避免种子退化导致减产。
农场把其余粮食全部作为公粮上缴国家，售粮所得除支付成本和农场提留外，其余部分在年底按照劳动者工分所得进行分配。据介绍，2003年深坪里农场收入最高的家庭，5个壮劳力共拿到25万朝元（按照朝鲜官方比价，150朝元约合1美元），年均收入达到5万朝元的这个数字已超过平壤市一位普通机关工作人员的年收入。
此外，通过鸡、鸭、兔、羊等多种养殖和梨、桃、杏、李等多种种植所获得的副业收入，也使农民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沈书记自豪地介绍说，如今农场家家户户都已经用上了电视机，其中不少是彩电。
当记者问起沈书记农业税收问题和农民负担问题时，他的脸上充满了自豪：“朝鲜是无税之国！”但他随即又补充说，农民种地需要向国家上缴一笔“土地使用费”。据介绍，深坪里农场2003年土地使用费的支出是1500万朝元。
附录：
据《日本时报》2004年10月23日报道：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朝鲜开始仿效中国从2004年春季开始在部分合作农场试验性地引进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营方式。
报道称，正在推行这项制度的是平壤近郊的合作农场，虽然目前规模还小，但如果朝鲜政府认为这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今后就有可能得到缓慢的推广。朝鲜方面表示：“引进这种制度后，进展很顺利。”
在朝鲜，农业的基本经营方式是合作农场，通常是十几户农家为一个单位实行生产的分组管理制。现在，为了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朝鲜正在缩小分组的单位，并在收获的粮食中增加能够自主分配的比例。有消息灵通人士透露：“2004年以来，将小组单位缩小到5人左右的尝试也在同时进行。”
朝鲜的经济改革是从2002年7月开始的。首先是朝鲜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废除了定量供应制度，食品和副食品开始敞开供应。固定价格也被打破，价格改由供需情况而定。为了应付市场放开以后的物价上涨，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加薪。加薪的幅度之大前所未有，普通的机关干部、工人的月收入从原来的“百”、“十”档次，进入“千”元档次。
与此同时，各种小摊小贩开始出现在大街小巷，而大型商店由于货源不足而门前冷落。在货币体系上，朝鲜元从原来的2．2元兑换1美元，贬值到150元兑换1美元，即便这样，贬值也远远没有结束，在黑市上1美元可兑换700朝鲜元。朝鲜政府贬值货币有两个目的，一是降低国内的资产价值，使外商投资成本降低，二是降低朝商品价格，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另外，对大部分企业，朝鲜政府不再下达指令性计划，生产什么，产量多少，都由企业自己决定，同时以往的政府补贴脐带也被剪断。在农村，农民完成定额以后的产品允许由自己支配，允许到自由市场出售。在诸多的经济改革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设立经济特区。
第四部分韩国怎样缩小城乡差距
徐宝康
记者曾采访过韩国陆地最北部江原道的鳞蹄和最南端全罗南道的康津，沿途经过了无数个城市和村庄，所到之处城乡差别已基本消失。韩国广大农村已基本进入了住房砖瓦化、村村电气化、农业机械化、交通网络化、教育普及化以及流通服务城市化的阶段。目前，韩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2。5％。
朴老汉一家的生活
一日，韩国朋友邀请记者到农村看看。车出汉城，沿汉江向东北方向行驶近50公里，来到京畿道的加平郡。从宽阔的6车道国道向左转，进入乡间的柏油公路，再经20分钟的行程，来到金带里的喜鹊沟。这里是典型的韩国农村，两山夹一沟，山坡下是一片片稻田。记者在韩国朋友的引导下，来到一家农舍。农舍的主人姓朴，58岁，身体健壮。
朴老汉的家是一座两层别墅式的建筑，房前有一小块花园。花园里栽种着迎春花、牡丹花等，花园旁是一个停车场。进入农舍，记者眼前一亮：一楼有一间宽敞的大厅，大厅内铺着实木地板，一台32英寸数码彩电立在中央，一旁是一个大鱼缸，另一旁是卡拉OK机。二楼一间是卧室，另一间里摆着一台电脑。坐在一楼大厅的沙发上，主人端上了韩国传统茶——大枣茶，向记者述说起了韩国农村的变迁。
朴老汉说，20世纪60年代，这里是韩国最穷的山村之一。当时住的是茅草房，点的是油灯，喝的是井水，每年都闹春荒，生活相当困苦。为不忘当年困苦的日子，朴老汉带着记者来到农舍的后园，后园有两间茅草房。朴老汉说：“这就是我家当年住的破房子。每当我看到前后两栋房子的变化，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现在我们农村的生活不比城市差。我家里实现了电气化，还有一辆卡车和一辆小轿车。除耕种10亩稻田外，我养了20多头牛，还有两个专门栽培蘑菇的温室大棚，年收入近8000美元。家里目前只有我们老两口。两个儿子一个在国外留学，一个在汉城工作。儿子和儿媳都很孝顺，一有空就到乡下看望我们。我们家里的卡拉OK机就是为全家团聚时自娱自乐而买的。”朴老汉还告诉记者，他们家目前的生活水平在他们村里属一般，还不是最高的。谈起生活的变迁，朴老汉感慨地说：“1972年；韩国掀起了全国性的‘新村运动’。正是这场运动，改变了我们农村的面貌，使农民开始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首先着力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
“新村运动”在韩国家喻户晓。《韩国交通信息新闻》常务顾问南棋铢对韩国“新村运动”颇有研究。记者在韩国全罗南道康泽津采访时结识了南先生。他如数家珍地讲述了一段农村变迁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韩国十分贫穷。1970年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在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时，韩国政府将工农业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为启动“新村运动”；政府首先投资了20亿美元。
南棋铢顾问认为，“新村运动”是一场由政府主导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性全民运动。其特点是通过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激发广大农民改变旧貌的热情，让农民在“新村运动”中受惠，从中探索出一条扶贫、致富的道路。
免费向各村提供300袋水泥，是韩国政府打响“新村运动”的第一炮。“新村运动”初期的1971年至第二年的7月，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上。当300袋水泥运到每个村庄时，农民们看到了他们急需的物资，纷纷拍手庆贺。地方政府把近20种乡村公共事业的建设项目交给农民进行自主开发，如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河堤、村级公路等。经过近十年的努力，韩国基本构筑起了乡村公路网，实现了村村通车。农村的水利建设也取得了重大改进。
政府出大头为农户建房；并帮助其改建厕所
茅草屋变成砖瓦房，油灯变电灯，是韩国农村面貌变化的第二步。韩国农村目前约有260万农户，无论是平原还是山区，无论是城市周边还是海岛渔村，农民和渔民的住房基本上都是砖瓦房，不仅设计新颖，而且舒适方便。1971年，“新村运动”刚开始时，全国80％的农舍都是茅草房。为改善农村的居住环境，政府采取了“政府出大头，地方出中头，农民出小头”的建房政策，即中央政府出建房资金的55％，地方政府出30％，每家农户出15％的方式，向农民贷款帮助建房。农民还贷以秋后向国家卖粮，按比率逐年返还的方式进行。
在建房的同时，农村开始实施自来水化，一开始是把蓄水池的水通过管道接通各户，20世纪80年代后普遍采用的是井管地下水泵。在农村，家家户户的厕所都很干净，臭气熏天的露天茅房早已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冲水便器。即使是远离村庄的单独农舍，也安上冲水便器。问起原因，原来每户都安装了一个名叫“粪便化解器”的装置。这种装置是一个长宽均约二米的四方形塑料容器。容器内分成多格，并有一个化解粪便的电器设备。建房时将其埋在地下，并与卫生间的管道相连，粪便进入容器后，通过电器化解设备，不仅可消除异味，而且可发酵成为优质的肥料。
第四部分农村几乎看不到烟囱
20世纪60年代，韩国农村只有20％的农户有电灯。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装上了电灯，90年代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韩国农村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家家户户几乎没有烟囱；更看不到炊烟缭绕的景象。
韩国地处北温带，农村做饭和取暖，世世代代都是靠烧柴。为保护珍贵的林木和生态环境，政府在“新村运动”初期提出了“改烧柴为烧煤”的方针。为此，韩国政府向农村提供了大量廉价的煤炭。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农村电气化的实现，普及了电饭煲，洗浴和取暖也改烧煤为使用煤油锅炉。
优化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是“新村运动”的核心。韩国农业主要以生产稻米为主，经济作物为辅。“新村运动”开始后，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在全国推广水稻高产品种，使韩国稻米生产跨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在盛产水稻的农村，政府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向广大农民介绍水稻优良品种和栽培技术，并培养出一批掌握先进栽培技术的骨干。在骨干的带动下，各村通过共同选种、育秧、栽秧、施肥、灌溉等一系列程序，组成协作体，不仅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而且收入也随之攀升。由于政府在收购农民粮食上给予优惠政策，收购价高于市场零售价，农民获得巨大实惠。据统计，1970年至1978年间，韩国不仅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农民的人均收入也从137美元增加到649美元。
因地制宜发展济州岛
韩国南端最大的岛屿——济州岛，是韩国最有名的旅游胜地。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岛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半原始状态。济州岛发展农业的环境很差，该岛有“三多”之说；即“风多，石头多，女人多（男人出海打鱼常遭不幸）”。为改变济州岛的面貌，政府制定了一套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的“新村运动”发展计划。首先，开路和平整土地。济州岛人烟稀少，政府将监狱里的犯人按开发项目编队，派往济州岛，并推出立功受奖、提前释放等措施。在短短5年间，济州岛修筑起环岛公路和乡村公路网。在昔日一片乱石滩上，开垦出一块块耕地，并栽上一层层防护林。为适应海岛石头多的特殊环境，政府引进一种蜜橘，并帮助当地农户改种各种经济作物。如今，济州岛的蜜橘已成为当地经济的主打产品，不仅在国内广泛销售，而且出口到日本等地。2003年，《人民日报》代表团访问济州岛时，偶尔路经一家农户，这家农户住的是一栋二层别墅式小楼。主人说，别看我们这里远离城市，但生活不比城市差。他喜不自禁地说：“这片山上是我的蜜橘园，除蜜橘外，我们还种了十几种中药材，收入已超过在城里儿子的工资。”
发展不忘农村文化建设
从开展“新村运动”的第二年开始，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农民有了自己的会馆以后，不仅用来召开各种会议，还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在大力推进“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始终重视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提高农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培养勤劳、自助、协作精神。村村设立广播站，村民会馆经常举办演讲会、演出会等各种活动。农村教育已普及到高中。为激发农民致富的热情，在“新村运动”期间；一首《致富歌》唱遍韩国农村：“清晨的曙光照亮，让我们振作精神，走向致富的前方。拼搏，奋斗，我们的前程充满辉煌。”
农协帮助推广农产品
随着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新村运动”在1988年后逐步走上国民自我发展的阶段，政府的作用由主导推进，转变成为规划、协调与服务，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和流通业。农协是韩国农业领域最大的民间组织，韩国农协中央成立于1961年，是韩国农协的全国性联合组织，现有1366个会员社，拥有240万个社员。农协中央会通过改变农民的经济、社会、文化现状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通过提高韩国农业的竞争力来确保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
农产品推销和金融服务是韩国农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