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1-第1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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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那么多条与海滩成垂直方向的小街街角都很相似，我也无法准确无误地认出那是哪一条街。人们希望记忆准确无误，但是就在当时，视觉就是模糊的。然而，阿尔贝蒂娜与走进女友家的那个少女是同一个人，这一点实际上可以肯定。虽然如此，此后，棕色头发的高尔夫球运动员在我面前呈现的无数形象，不论此形象与彼形象多么不同，全都重叠在一起。如果我沿着回忆的线索上溯，在这个特征掩护下，就象在一个内部通道中一样，我可以从所有这些形象面前经过，而无法从同一个人中绕出来。反过来，如果我希望一直上溯到我与外祖母在一起那天路遇的那个少女，我必须再走到露天中去。我确信又找到了阿尔贝蒂娜，她与走在自己的女友中间，在散步中经常停下来，高出大海地平线的那个，是同一个人。但是，所有上述的形象依然与最初的那一个形象相分离，因为我无法在事后赋予她给我的双眼留下深刻印象那一刻对我而言她不具有的特点。不管概率计算能给我什么保证，在小街与海滩的转角处那样大胆地望了我一眼的，我以为可能会爱上我的那个双颊丰满的姑娘，我从来没有与她重逢过。
　　我在这一小帮子的各个少女之间犹疑不定，她们每个人都保留了一点首先使我心荡神驰的集体魅力。这种犹疑是不是又给上述的原因增加了一条，给我后来，即使在我最热恋阿尔贝蒂娜——是我第二次谈恋爱——的期间，留下一种间歇的而且短暂的不爱她的自由呢？由于先在她的所有女友之间游荡，后来才固定在她身上，我的爱情有时在爱与阿尔贝蒂娜的形象之间保留着某种“游戏”性质，这种游戏，象没有对准的光束一样，使爱情先落在别人身上，然后才回来施加在她的身上。我心中感到不自在与对阿尔贝蒂娜的回忆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说不定与另一个人的形象也能联系在一起。这种想法在闪电般的一瞬间，使我能够将现实化为乌有，不仅是如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这样的外部现实（我承认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是一种内心状态，在这种心态中，完全从自己心中引出我爱的人的特殊品格，特别性格，使得爱情对我的幸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切），甚至是内心的纯主观的现实。
　　“没有哪一天，她们当中这个人或那个人不从画室前经过，不走进来稍微拜访我一下的，”埃尔斯蒂尔对我说。如果外祖母叫我来看他的时候我立刻就来，很可能我早就结识阿尔贝蒂娜了。想到这里，埃尔斯蒂尔的话真叫我伤心。
　　她走远了。从画室里再也看不见她了。我想，她到海堤上会女友们去了。如果我早能和埃尔斯蒂尔一起到海堤上去，也会结识她们了。我编出一百样借口来，好叫他同意跟我到海滩上去转一圈。那个少女在那面小窗的窗框里出现之前，我的心是平静的。现在我失去这种平静。那面小窗，直到那时为止，在忍冬的包围中是那样动人，现在却变得空荡荡了。
　　埃尔斯蒂尔对我说，他要去跟我走几步，但是他不得不首先画完正在画的那幅画。这叫我感到快乐，快乐中又夹杂着折磨。他画的是花，但不是山楂花，刺玫花，矢车菊，苹果花——我如果要向他订一幅画，我更希望订画这些花的画，而不是一幅人物肖象，以便通过他天才的揭示，得悉我经常在这些花前寻觅而始终不可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埃尔斯蒂尔一面作画，一面与我谈植物，但是我听不进去。光是他一个人已经再也不够，他现在只不过是那些少女与我之间必要的中介。他的天才，一小会以前对我来说，还赋予他以威望。而现在，只有在他即将把我介绍给她们的那一小帮子人眼中，他将这种威望给我一点点，这威望才有价值。
　　我踱来踱去，巴不得他赶快画完。我抓住一些习作仔细端详。许多习作靠墙翻过去，一个压一个地摞在那里。我就这样碰巧发现了一幅水彩画。这幅画大概是埃尔斯蒂尔绘画生涯中很久以前某个时代的作品，使我特别着迷。一些作品不仅仅技巧高超，而且立意那样不同寻常，那样诱人，我们竟然会将作品魅力的一部份归之于立意，似乎这种魅力，本来在大自然中就已经具有物质存在形式，画家只要去发现，去观察，去描摹出来就行了。这样的作品使人特别着迷。这样的物品能够存在，甚至将画家的表现形式抛开不谈也是美的，这就满足了我们心中天生便具有而后来又被理性所打倒的唯物论，而且为美学的抽象充当砝码。
　　这幅水彩画，是一位少妇的肖像。她并不美丽，却属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类型。她头上戴着一顶包头软帽，与帽沿上饰有樱桃红绸带的瓜皮帽很相似。两只手戴着露指手套，一只手擎着一支点燃的烟卷，另一只手将一顶纯粹为了遮阳用的果园大草帽样的东西举到膝盖那么高。她身旁有一张桌子，桌上有一花瓶，插满了玫瑰花①。这类作品妙就妙在它们是在特殊条件下完成的，而我们一下子弄不清楚。常有这种情形，这幅画即是如此。例如我们不知道一个女性模特儿那奇异的装束是不是化装舞会上的化装，抑或一个老头身着红大衣，看上去他故意穿上这件衣服以迎合画家的异想天开，可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他的教授袍还是董事袍，还是他的主教披肩。我眼前的这张肖象画，画中人的性格叫人捉摸不住，原因是这是一位昔日的年轻女演员，半化装，而我不明白。她那短发在瓜皮帽下蓬松隆起。她那丝绒上装没有大翻领，中间是白色的硬胸。这瓜皮帽和上装叫我拿不准这时装是何时期之物，这模特儿是男是女。结果是，除了知道我眼前是画家最明快的一幅画以外，我什么也说不准。
　　
　　①以下两处则说花瓶中插的是石竹花。
　　这幅画使我感到的快活，又被担心所扰乱，我怕埃尔斯蒂尔又磨磨蹭蹭，叫我错过了那些少女，因为那小窗上的日影已经倾斜而偏低了。这幅水彩画上，没有哪一件东西可以简简单单地加以证实就算了事，之所以画出来，那是因为在这场景中有用。画衣着是因为那女子必须穿衣，画花瓶是因为有花。花瓶的玻璃本身就招人喜爱，似乎灌上了水，石竹花的花茎插在瓶中，犹如浸在与水一样清澈、几乎与水一样液态的物质中。女子的服装以独具一格而又令人感到亲切的魅力笼罩着她，似乎工业产品可以与造物主的奇迹相媲美，这些奇迹就和母猫皮，石竹花瓣，鸽子羽毛一样娇嫩，视觉接触时感到那样甜美，画得那样鲜艳。硬胸雪白，细如雪霰，那轻盈的褶皱呈钟形小花状，恰似铃兰的花朵，在房间明亮的折射光中开放。这折射光本身本来很强烈，但是正象花束会在被单上映出缕空的花朵一样，这光线也稍稍减弱了一点。上装的丝绒闪射着珠光，这里那里有什么竖起来，有什么撕碎了，有什么毛茸茸的，使人想到花瓶中散乱的石竹花。但是人们特别感觉到的，是埃尔斯蒂尔对一位年轻女演员的这身化装服饰会表现出什么样的道德败坏完全不在乎，对他来说，她会对某些观众那已经麻木或已经堕落的感官产生什么样的刺激，与她扮演自己角色的天才相比，大概更加重要。因此他反而着力于这些模棱两可的特点，就像着力于某一值得突出、他也极尽所能加以强调的美学成份一样。
　　循着面部线条看，似乎就要承认其性别是一个有点男孩子气的姑娘了。可是就在这时，那性别又消失了，再过去，重又出现，而暗示给人的，毋宁是这样的想法：这是一个女性化的、有恶习的、想入非非的小伙子。此后性别又逃走了，始终无法捕捉得住。目光中那种耽于幻想的忧郁，与属于花天酒地的阶层和戏剧界的那些细节形成强烈对比，这个特点并不是最不会使人心绪动荡的。此外人们会想，这是假扮的，着这身富有挑逗性的服装似乎主动送给人家去抚摸的这个年轻人，很可能觉得再加上点保留在内心的秘密情感、秘不告人的忧郁这样浪漫主义的表情，会更有刺激性。肖象的下方写着：MissSacripant①，一八七二年十月。
　　我忍不住叫起好来。
　　“噢，这算不上什么，是年轻时候匆匆画成的东西，那是给杂耍剧院②演出画的服装。是老早以前的事了。”
　　
　　①塞克里本特小姐。《塞克里本特》为吉尔和杜布拉多于1866年创作的一部喜歌剧。剧中男主角男扮女装出现。
　　②杂耍剧院始建于1807年，位于蒙马特大街7号，第二帝国时代因上演轻松的喜剧及歌剧而名气大振。后来主要在这里上演通俗喜剧。普氏本人曾于1909年11月27日去该剧场观剧。
　　“那模特儿后来怎么样了？”
　　我的话先是叫他一怔，过了一秒钟，他的脸上现出一副毫不在意，心不在焉的表情。
　　“喂，快把那张画给我，”他对我说，“我听到埃尔斯蒂尔太太的脚步声，她来了。虽然戴甜瓜帽的那个年轻人在我的生活里没有起过任何作用，我向你保证，但是叫我妻子看见这幅水彩画毫无益处。我之所以保存这幅画，不过作为那个时代戏剧一个很好玩的材料罢了。”
　　可能埃尔斯蒂尔已经很久没见过这幅水彩画了。他向画注视了一下，然后将它藏起来。
　　“我必须只保存头部，”他自言自语地说，“下部画得太糟糕了，那双手简直是商人的手。”
　　埃尔斯蒂尔夫人来到，更要耽搁我们，我心里真难受。窗户的边边很快就成了玫瑰色。我们即使出门去，大概也要一无所获了。再没有看见那些少女的任何可能了。因此，埃尔斯蒂尔太太离开我们是快是慢，也再没有任何意义。她并没有呆很久。我觉得她特别令人生厌。小上二十岁，在罗马乡间牵着一头牛，她很可能是个美人儿。但是现在，她的黑发正在变白。她很普普通通，却又不朴素自然，因为她认为举止庄重、态度庄严乃为她那雕塑美所必需，而她的年龄已使她的雕塑美失去全部魅力。她的服饰极为朴素。埃尔斯蒂尔每时每刻都用含有敬意的柔情蜜意说：“我的美人加布里埃尔！”似乎只要说这句话，就会使他动情，使他满怀尊敬。听到他这样说，人们很受感动，但也感到惊异。后来，当我见识了埃尔斯蒂尔的神话题材绘画以后，倒也觉得埃尔斯蒂尔太太姿容增加了几分。我明白了，既然他将自己的全部时间、整个的思考功夫，一句话，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献给了更好地分辨这些线条，更忠实地重现这些线条，那么事实上，他早就将几乎天神般的性格归之于某种理想类型，某种准则了。这种理想类型可归结为某些线条，某些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反复出现的阿拉伯花纹。这样的理想给予埃尔斯蒂尔的灵感，确实是那样严肃、那样要求很高的迷信，这种信仰竟然从不允许他感到满意。这个理想，就是他本人心中最秘不示人的部份，所以他无法将这理想看得很淡漠，无法从中得到激情，直到他遇到了这个理想的那一天。那一天，他在一个女郎的躯体上，遇到了已在外部实现的这个理想。这就是后来成了埃尔斯蒂尔太太的那个人的躯体。从她身上，他得已感到那理想是崇高的，感人的，神妙的——只有对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才能有这种感受。直到那时为止，必须千辛万苦从自身开发的美，顷刻，神秘地化成了肉身，主动献身给他，以结成卓有成效的情感一致的硕果。将双唇按在这美上，啊，心灵会得到怎样的宁静！
　　那时的埃尔斯蒂尔，已不再处于只期待思维旺盛就可以实现其理想的青春年少时代，他已接近指望通过肉体的满足来促进精神充沛的年龄。我们精神疲劳了，往往倾向于物质至上；活动减少了，往往倾向于被动接受影响。精神的疲劳与活动的减少开始使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可能确有某些得天独厚的躯体、行业、节奏能那样自然而然地实现我们的理想，以致即使没有天才，只要描摹某一肩部动作，某一脖颈的紧张，我们就能创造出一幅杰作来。这是我们喜欢用目光去抚摸美的年龄，这美在我们身外，在我们身边，在一幅挂毯上，在旧货商店里发现的一幅提香所作的美妙画稿中，在与提香画稿同样美丽的情妇身上。我理解了这一切之后，每次见到埃尔斯蒂尔太太，再也不能不感到快乐，她的身躯也失去了沉重的臃肿，因为我用一个想法充满了她的躯体，那就是她是非物质的造物，是埃尔斯蒂尔的自我写照。对我来说，她也是一幅肖象画，对他大概也是如此。对艺术家来说，生活中的材料是不算数的，只是显露其天才的一个机会而已。将埃尔斯蒂尔创作的十幅不同人物肖像画排列在一起去看，人们会清楚感觉到，首先，这些人跟埃尔斯蒂尔全是一家人。天才汹涌澎湃覆盖住生活，只有大脑疲劳了，渐渐失去了平衡时，生活才又占上风。好比一条大江，大潮涨来，江水倒灌之后，才又恢复正常水流。在第一个阶段中，艺术家逐渐摸索出自己意识不到的天才所具有的规律和模式。如果他是小说家，他知道，什么情景能向他提供素材；如果他是画家，他知道什么景物能向他提供素材。这素材本身无关紧要，但对他的探索必不可少，正如一间实验室或一间画室之必不可少一般。他清楚地知道，用柔和光线所产生的效果，用对某一过失改变看法而产生的内疚，用站在树下或半潜入水中美如雕象的一些女郎，他造就了自己的杰作。终于会有那么一天，他的大脑已经衰退，面对他的天才使用的材料，他再也无力进行心智活动，只有心智活动才会产生作品。然而他会继续寻找这些材料，为置身这些材料身旁而兴高采烈，因为这些材料在他身上唤起精神上的快乐，精神上的快乐乃是工作的激发剂。他会将这些材料笼罩在迷信的氛围之中，似乎它们高于一切，似乎艺术作品的很大一部份已寓于其中，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便蕴含着已经现成的艺术作品。与模特儿经常来往、对模特儿宠爱之极，如此而已，他不会走得更远。他会与一些已经翻然悔悟的杀人犯无止无休地聊下去，这些杀人犯的悔恨和堕落昔日曾构成他小说的题材；他会在薄雾使阳光变得轻柔的国度买上一处乡间住所；他会连续几小时地注视女人洗浴；他会收集好看的衣料。生活美好，在某种程度上是毫无意义的词，尚处于艺术境界之下。我见过斯万就停留在这个阶段上。生活美好是一个阶段，由于创作天才速度减慢，由于对促进创造天才的各种形式怀有偶象崇拜，由于希望少下功夫，像埃尔斯蒂尔这样的人，有一天大概就会渐渐蜕化到这样的阶段上去。
　　他刚才终于给他的花卉画上了最后一笔。我望了望花卉，又浪费了一会功夫。既然我知道那些少女大概再也不会在海滩上了，我望望花卉浪费时间，也就没什么了不起。即使我认为她们还在海滩上，浪费这几分钟就会使我错过与她们见面的机会，我也还是会看的，因为我心中暗想，埃尔斯蒂尔毕竟对他的花卉比对我与这些少女相见更有兴趣。我外祖母的天性与我完全自私自利截然相反，但她的天性仍在我的天性中有所反映。与我毫不相干的一个人，我对他一直装作很有感情或恭而敬之的人，在我面临着危险，而他只有点小麻烦时，我只会对他的烦恼深表同情，象什么大事一样，而将自己面临的险境视为小事一桩，因为我感到在他看来，这些事大概是这样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