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1-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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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芬的乐曲并将其中的忧郁与自己散文中的忧郁作比较），那么，这种天才的概念会充塞了他们的头脑，因此，当他们回顾自己的作品时，也将天才的概念加之于它们，从而感到它们不再是最初的样子，甚至确信它们的价值，并会自言自语说：“毕竟不坏嘛！”然而他们并未意识到，在使他们得到最后满意的全部因素中，还有他们对夏多布里昂的美妙篇章的回忆，他们将这些篇章与自己的作品相提并论，而前者并非出自他们之手。我们不妨想想那些虽一再被情妇欺骗但仍然相信她们忠贞不渝的人吧。还有一些人时而盼望一种无法理解的幸存——例如含恨终身的丈夫想到已失去的、仍然爱着的妻子，或者艺术家想到将来可能享受的荣誉——时而盼望一种使人宽慰的虚无——因为他们回想起过失，如果没有虚无，他们在死后必须赎罪。我们再不妨想想那些旅游者，他们对每天的日程感到厌烦，但对旅行的总体美却兴奋异常。我们不妨问一问，既然各种概念共同生活于我们头脑里，那么，在使我们幸福的概念之中，有哪一个不是首先象寄生虫一样从邻近的不同概念索取自己所缺乏的力量呢？
　　父亲不再提我的“外交官职业”，母亲似乎不太满意。我认为她感到遗憾的不是我放弃外交，而是我选择文学，因为她最关心的是用一种生活规律来约束我那喜怒无常的情绪。
　　“别说了，”父亲大声说，“干什么事首先要有兴趣。再说他不再是孩子，他当然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恐怕很难改变。他明白什么是他生活中的幸福。”将来的生活幸福还是不幸福，暂且不谈，当晚我便由于父亲这番让我自己作主的话而感到烦恼。父亲突如其来的和蔼往往使我想扑过去亲吻他胡子上方红润润的脸颊，仅仅怕惹他不快我才不这样做。我好比是一位作者，他认为自己的遐想既然出于本人之手，似乎价值不大，但出版商竟然为它们挑选最上等的纸张，并且可能采用最佳字体来印刷，这不免使他惶惶然。我也一样，我问自己我的写作愿望确实如此重要，值得父亲为此浪费这么多善意吗？他说我的兴趣不会改变，我的生活将会幸福，这些话在我身上引起两点十分痛苦的猜想。第一点就是我的生活已经开始（而我每天都以为自己站在生活的门槛上，生活仍然是完整的，第二天凌晨才开始），不仅如此，将来发生的事与过去发生的事不会有多大差别。第二点猜想（其实只是第一点的另一种形式），就是我并非处于时间之外，而是象小说人物一样受制于时间的规律，而且正因为如此，当我坐在贡布雷的柳枝棚里阅读他们的生平时，我才感到万分忧愁。从理论上说，我们知道地球在转动，但事实上我们并不觉察，我们走路时脚下的地面似乎未动，我们坦然安心地生活。生活中的时间也是如此。小说家为了使读者感到时间在流逝，不得不疯狂地拨快时针，使读者在两分钟内越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一页书的开始，我们看见的是满怀希望的情人，而在同一页的结尾，他已是八旬老翁，正步履蹒跚地在养老院的庭院里作例行的散步，而且，由于丧失了记忆，他不理睬别人。父亲刚才说“他不再是孩子，他兴趣不会变了”等等，这些话使我突然间看到时间中的我，使我感到同样的忧愁，我虽然尚不是养老院里智力衰退的老头，但仿佛已是小说中人物。作者在书的结尾用极其残酷的、冷漠的语调说：“他越来越少离开乡间，终于永远定居乡间。”等等。
　　这时，父亲唯恐我们对客人有所指责，便抢先对妈妈说：
　　“我承认诺布瓦老头，用你的话说，有点迂腐。他刚才说对巴黎伯爵提问会不成体统，我真怕你会笑出来。”“你说到哪里去了，”母亲回答说，“我很喜欢他，他地位这么高、年龄这么大，还能保持这种稚气，这说明他为人正直又颇有教养。”
　　“不错。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机警和聪明，这一点我最清楚，他在委员会上判若两人，”父亲抬高嗓门，他很高兴德·诺布瓦先生受到母亲的赞赏，并且想证明他比她想象的还要好（因为好感往往抬高对方，揶揄往往贬低对方），“他是怎么说的……‘王公们的事情难说……’？”
　　“对，正是这样。我也注意到了，他很敏锐，显然他的生活经验很丰富。”
　　“奇怪，他居然去斯万夫人家吃饭，而且还在那里遇见了正派人，公职人员。斯万夫人是从哪里弄来这些人的呢？”
　　“你没注意他那句俏皮话吗？‘去那里的似乎主要是男士们。’”
　　于是两人都努力追忆德·诺布瓦说这话的声调，仿佛在回想布雷桑或迪龙①在表演《女冒险家》②或《普瓦里埃先生的女婿》③时的语调。然而，诺布瓦先生的用词所受到的最高赞赏来自弗朗索瓦丝。多年以后，每当人们提起大使称她为“第一流的厨师头”时，她还“忍俊不禁”。当初母亲去厨房向她传达这个称呼时，俨然如国防部长传达来访君主在检阅后所致的祝词。我比母亲早去厨房，因为我曾请求爱好和平但狠心的弗朗索瓦丝在宰兔时不要让它太痛苦，我去厨房看看事情进行得如何。弗朗索瓦丝对我说一切顺利，干净利索：“我还从来没遇见像这样的动物。一声不吭就死了，好像是哑巴。”我对动物的语言知之甚少，便说兔子的叫声比鸡小。弗朗索瓦丝见我如此无知，愤愤然地说：“先别下结论。你得看看兔子的叫声是否真比鸡小，我看比鸡大得多哩。”弗朗索瓦丝接受德·诺布瓦先生的称赞时，神态自豪而坦然，眼神欢快而聪慧——尽管是暂时的——仿佛一位艺术家在听人谈论自己的艺术。母亲曾派她去几家大餐馆见习见习烹调手艺。那天晚上，她把最有名的餐馆称作小饭铺。我听了甚为高兴，如同我曾发现戏剧艺术家的品质等级与声誉等级并不一致时那样高兴。母亲对她说：“大使说在哪里也吃不到你做的这种冷牛肉和蛋奶酥。”弗朗索瓦丝带着谦虚而受之无愧的神情表示同意，但大使这个头衔并未使她受宠若惊。她提到德·诺布瓦先生时，用一种亲切的口吻说：“这是一个好老头，和我一样。”因为他曾称她为“头”。他来的时候，她曾经想偷看，但是，她知道妈妈最起厌别人在门后或窗下偷看，而且会从别的仆人或门房那里得知佛朗索瓦丝偷看过（弗朗索瓦丝看见处处是“嫉妒”和“闲言碎语”，它们之作用于她的想象力，正如耶稣会或犹太人的阴谋之作用于某些人的想象力：这是一种无时无刻不在的、不祥的作用）因此她只是隔着厨房的窗瞟了一眼，“免得向太太解释”，而且，当她看见德·诺布瓦先生的大致模样和“灵巧”的姿势时，她“真以为是勒格朗丹先生”，其实这两个人毫无共同之处。“谁也做不出你这样可口的冻汁来（当你肯做的时候），这来自什么原因？”母亲问她。“我也不知道这是从哪里变来的。”弗朗索瓦丝说（她不清楚动词“来”——至少它的某些用法——和动词“变来”究竟有什么区别）。她这话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她不善于——或者不愿意——揭示她的冻汁或奶油的成功诀窍，正如一位雍容高雅的女士之与自己的装束，或者著名歌唱家之与自己的歌喉。她们的解释往往使我们不得要领。我们的厨娘对烹调也是如此。在谈到大餐厅时，她说：“他们的火太急，又将菜分开烧。牛肉必须象海绵一样烂，才能吸收全部汤汁。不过，以前有一家咖啡店菜烧得不错。我不是说他们做的冻汁和我的完全一样，不过他们也是文火烧的，蛋奶酥里也确实有奶油。”“是亨利饭馆吧？”已经来到我们身边的父亲问道，他很欣赏该隆广场的这家饭馆，经常和同行去那里聚餐。“啊，不是！”弗朗索瓦丝说，柔和的声音暗藏着深深的蔑视，“我说的是小饭馆。亨利饭馆当然高级啦，不过它不是饭馆，而是……汤铺！“那么是韦伯饭馆？”“啊，不是，我是指好饭馆。韦伯饭馆在王家街，它不算饭馆，是酒店。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侍候客人用餐，我想他们连桌布也没有。什么都往桌子上一放，马马虎虎。”“是西罗饭馆？”弗朗索瓦丝微微一笑，“啊，那里嘛，就风味来说，我看主要是上流社会的女士（对弗朗索瓦丝来说，上流社会是指交际花之流）。当然哪，年轻人需要这些。”我们发觉弗朗索瓦丝虽然神情纯朴，对名厨师来说却是令人畏惧的“同行”，与最好嫉妒的、自命不凡的女演员相比，她毫不逊色。但我们感到她对自己这门手艺有正确的态度，她尊重传统，因为她又说：“不，我说的那家饭馆以前能做出几道大众喜欢的可口菜。现在的门面也不小。以前生意可好了，赚了不少的苏（勤俭的弗朗索瓦丝是以‘苏’来计算钱财的，不象倾家荡产者以‘路易’来计算）。太太认识这家饭馆，在大马路上，靠右手，稍稍靠后……”她以这种公允——夹杂着骄傲和纯真——口吻谈到的饭馆，就是……英吉利咖啡馆。
　　
　　①布雷桑、迪龙均为著名演员。
　　②法国剧作家奥吉埃（1820—1889）的作品。
　　③奥吉埃与桑都合写的五幕喜剧。
　　元旦来到了。我和妈妈去拜访亲戚。她怕累着我，事先就按照爸爸画的路线图将要去的人家按地区、而不是按亲疏的血缘关系分成几批。我们去拜访一位远房表亲（她住得离我们不远，所以作为起点），可是我们一踏进客厅，母亲便惊慌不安，因为一位好生疑心的叔叔的好友正在那里吃冰糖栗子或果仁夹心栗子，他肯定会告诉叔叔我们最先拜访的不是他，而叔叔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因为他认为我们自然应该从玛德莱娜教堂到他住的植物园，然后是奥古斯坦街，最后再远征医学院街。
　　拜访结束以后（外祖母免除了我们的拜访，因为那天我们要去她那里吃饭），我一直跑到香榭丽舍大街那家商店，请女老板将一封信转交每星期来买几次香料蜜糖面包的斯万家的仆人。自从希尔贝特使我十分难过的那一天起，我就决定在元旦给她写信，告诉她我们旧日的友谊与过去的一年一同结束了。我的抱怨和失望已成往事。从元月一日起，我们要建立一种崭新的友谊，它将异常牢固，任何东西也无法摧毁，它将十分美好，我希望希尔贝特殷勤照料它，使它永葆美丽，而且，万一出现任何威胁它的危险时，她必须及时告诉我，正如我答应要告诉她一样。在回家的路上，弗朗索瓦丝让我在王家街的拐角上停下，那里有一个露天小摊，她挑了几张庇护九世和拉斯巴耶①的照片作为新年礼物，而我呢，我买了一张拉贝玛的照片。女演员的这张唯一的面孔，与她所引起的形形色色的赞誉相比，似乎显得贫乏，它像缺乏换洗衣服的人身上的衣服一样，一成不变而又无法持久。上嘴唇上方的那个小皱纹、扬起的眉毛，以及其他某些生理特征，它们总是一成不变，而且随时有被烧和被撞的危险。单凭这张面孔并不使我感到美，但我却产生了亲吻它的念头和欲望，因为它一定接受过无数亲吻，还因为它在“照片卡”上似乎用卖弄风情的温柔眼光及故作天真的微笑在召唤我。拉贝玛一定对许多年轻人怀有她在菲德尔这个人物的掩饰下所供认的种种欲念，而一切——甚至包括为她增添美丽，使她永葆青春的显赫声誉——能使她轻而易举地满足欲望。黄昏降临，我在剧场海报圆柱前停住，观看关于拉贝玛元月一日演出的海报。微风湿润而轻柔，这种天气我十分熟悉。我感到、预感到，元旦这一天和别的日子并无区别，它并非新世界的第一天——在那个新世界里，我将有机会重新认识希尔贝特，如同创世时期那样，仿佛过去的事都未发生，仿佛她有时使我产生的失望及其预示未来的迹象统统不存在了。在那个新世界中，旧世界的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一点：我希望得到希尔贝特的爱。我明白，既然我的心希望在它周围重建那个未曾使它得到满足的世界，那就是说我的心并未改变，因为我想希尔贝特的心也不可能改变。我感到新友谊与旧友谊并无区别，正如新年和旧年之间并不隔着一道鸿沟。我们的愿望既无法支配又无法改变岁月，只好在岁月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对它换一个称呼。我想将新的一年献给希尔贝特，将我对元旦的特殊想法刻印在元旦这一天上——好比将宗教重叠于盲目的大自然规律之上——但这都是徒劳和枉然。我感到它并不知道人们称它元旦，它像我所习惯的那样在黄昏中结束。微风吹着广告圆柱，我认出，我又感到往昔时光的那共同的永恒物质，它那熟悉的湿气和它那懵懂无知的流动性。
　　
　　①庇护九世为罗马教皇；拉斯巴耶（1794—1878）为法国著名记者及政治家。
　　我回到家中，我刚刚度过了老年人的元旦；老年人与年轻人的不同，不仅仅在于他们得不到新年礼物，而是在于他们不再相信新年。新年礼物，我倒是收到一些，但没有那件唯一能使我高兴的礼物——希尔贝特的信。不过，我毕竟还很年轻，我居然给她写了一封信，向她讲述我孤独的热情之梦，希望引起她的共鸣，而衰老的人们的可悲处在于他们根本不会写这种信，因为他们早已知道毫无用处。
　　我躺下了，街道上一直持续到深夜的节日喧嚣使我无法入睡。我想到所有将在欢乐中度过这一夜的人们，想到拉贝玛的情人或者那一群放荡者，他们一定在演出（即我在海报上看见的当晚的演出）以后去找拉贝玛。这个想法使我在不眠之夜更为激动不安，为了恢复镇静，我想对自己说拉贝玛也许并未想到爱情，但我说不出口，因为她所朗诵的仔细推敲的诗句，显然处处提醒她爱情是多么美妙，而她也深有感受，所以才表演出人所熟知的——但具有新威力和意想不到的柔情——慌乱心情而使观众赞叹不已，其实每位观众对此都有切身体会。我点燃熄灭的蜡烛，好再看看她的面孔。此刻它大概正被男人们亲抚，他们给予她并从她那里得到非凡而模糊的快乐（而我无法阻拦），这个臆想使我产生一种比色情更为残酷的激动，一种思念，它在号声（如同狂欢之夜及其他节日之夜里往往听到的号声）中更显得深沉；号声来自一家小酒店，毫无诗意，因而比“傍晚，在树林深处……”①更为忧郁。此时此刻，希尔贝特的信也许不是我所需要的。在紊乱的生活中人们的种种愿望互相干扰，因此，幸福很少降临在恰恰渴望它的愿望之上。
　　天气晴朗时，我仍然去香榭丽舍大街。街旁那些精致的粉红色房屋展现在多变而轻盈的天空之下，因为当时水彩画屋览风靡一时。如果我说当时我就认为加布里埃尔②的建筑比四周的建筑更美，而且属于不同时代，那这是撒谎。我那时认为工业大厦，至少特罗卡德罗宫③更具特色，也许更为悠久。我的少年时光浸沉在激荡不定的睡眠之中，因此它在睡眠中所见到的这整个街区都仿佛是梦幻，我从未想到王家街居然有一座十八世纪的建筑。如果我得知路易十四时代的杰作圣马丁门和圣德尼门与这些肮脏街区里最新的建筑属于不同时期，那我会大吃一惊。加布里埃尔的建筑只有一次使我凝视良久，那时夜幕已经降临，圆柱在月光下失去了物质感的轮廓，仿佛是纸板，使我想到轻歌剧《俄耳浦斯游地狱》④中的布景，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