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机-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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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振镛把皇上的“守成主义”当做自己的旗帜。
道光帝崇尚节俭，曹振镛厉行节约。
综观中国历史二千余年、二十多个朝代，道光是最“抠门”的一个皇帝。在当皇帝前，道光帝就深受儒家传统德俭思想的熏陶，认为大清王朝创业艰难，守业更难，只有崇俭去奢，节俭爱人，才能保持王朝万世不衰。在他所著《养正书屋诗文全集》中，倡行节俭的文章占有显著篇幅，《崇俭去奢论》、《节用而爱人论》、《临财而无苟得论》、《节以制度论》等等。当皇帝后，他将节俭思想上升为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进行系统阐释，道光元年的御制《声色货利论》，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御制《慎德堂记》，是他宣扬节俭思想的代表作。道光帝模范践行自己的主张。一方面，他力戒宫廷浮华。裁减仪仗，道光元年正月初一，他首次登临太和殿，就下令乐设而不作，不读贺表，当年还停止他从圆明园返宫时王公大臣恭迎接驾、大排仪仗的繁文缛节。规定皇室成员婚礼从简，他最宠爱的皇六子奕举行结婚典礼，按制在接新娘进宫、行跪拜礼后，要在宫内大摆宴席，但他特地传旨，停止奏乐，取消宴席；五公主出嫁，他要求内务府官员从俭办理，置办嫁妆及所有仪注开销不得超过两千两银子，不然由内务府大臣赔垫，内务府大臣抠抠唆唆地操办，结果还是贴赔了数百两银子。省简膳食，他自己每日只点四盘菜肴，一次皇后过生日，破除大摆筵席旧例，吩咐只用猪肉打卤面赏赐内廷，为清历朝所罕见。裁减陵寝工程，谕令务使朴实，裁减陵内月台、碑亭等工程。另一方面，他削减地方进贡。定期向皇帝纳贡，这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定例。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八月，道光帝刚即皇帝位，就下了一道严厉的谕旨，谕令停止一切供献，连食品也不准进呈，表达了他立戒奢靡的决心。结果，他在位三十年，各省贡赋裁汰大半。
道光帝的“抠门”故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但最经典的，是他穿破裤的故事。道光帝的套裤长期穿用，膝盖上磨出一个窟窿。道光帝没有扔掉，令人补好继续穿用。曹振镛身为宰辅，立即带头效仿，第二日便穿上打补丁的裤子上朝，其他大臣也随之效法，一时满朝文武都风行穿破裤上朝。其实，并非人人都真穿破裤子，不少大臣只是在好裤子上打了一个补丁而已。一日，道光帝召集军机大臣议事，领班军机曹振镛离皇帝最近，道光帝见曹爱卿的套裤上也有一个补丁，便问：“尔的套裤也打补丁吗？”曹振镛答：“换件新的要费不少银子，故打了个补丁。”道光帝听了龙颜大悦，接着又问：“尔打块补丁花了多少银子？”曹振镛怎么也没想到皇上会关心这种细枝末节，愣了好一会儿瞎编道：“臣花了三钱银子。”道光帝听了吃惊道：“宫外的价钱真是便宜。宫内打这个补丁，足足花了五两银子哩！”
曹振镛跟皇帝跟得很紧。道光帝好求全责备，曹振镛喜挑剔微疵。对乾隆帝出生地之误事件的处理，就可看出道光帝此人爱挑小毛病。曹振镛进士出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三次充当学政，四次主持乡试，“凡纂修会典、两朝实录、河工方略、明鉴皇朝文颖、全唐文，皆为总裁”，会做文章、会看文章是必定的，但此公与道光帝保持一致，判定他人文章竟专来剔挑微疵，见小不见大。“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八股文章做得循规蹈矩、滴水不漏，皇上肯定喜欢，若是出了纰漏引起龙颜震怒则是不得了，因此，文章里有没有治理天下的真知灼见，反倒无关紧要了。道光帝朱批用楷书，于是楷书几成衡量文章、奏折优劣的最高标准。陈康祺《郎潜纪闻》载：“当时殿廷考试，专尚楷法，不问策论之优劣，甚至有抄袭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不但试卷苟求楷法，奏折也苟求楷法，“遂至一画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诟，评第妍媸。”如此一来，不仅造成学风不正，“末学滥进，豪杰灰心”，而且进言质量严重下滑。
追求无为（4）
高冕
道光帝讲得多做得少，曹振镛干脆为皇上创造一个“抽查法”。道光帝虽也有励精图治愿望，但拿不出革除积弊的勇气和措施，往往就事论事，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谕令很多，检查很少，雷声大雨滴小，结果往往执行受阻、诏令落空，“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弄得他本人也心灰意冷。道光帝除了每日披览奏本外，还要批阅蝇头细书的中外题本。奏折、题本堆积如天，日搬日增，怎么也搬不空，令道光帝苦不堪言。认真看吧，怎么看也看不过来；不认真看吧，又恐被臣下欺蒙之弊。一日，道光帝向宠臣曹振镛诉苦，问有何好办法，曹振镛献计道：“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乙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道光帝听了暗暗称绝，按曹爱卿计策行事，果然自己省时省劲，臣属战战兢兢，把很多精力花在细枝末节上。
史学家苏同炳先生说：“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糜泄沓，所以他实际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销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
上行下效。有道光帝，就会有曹振镛；有曹振镛，就会有曹振镛式的中小官吏。
曹振镛的做官之道，对当时官场风气影响很大。有一首《一剪梅》描述了这一柔糜颓靡、圆滑世故的官场习气：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这首《一剪梅》，是曹振镛做官六字诀的绝妙诠释。“多磕头、少说话”上升为官道理论，成为官场没有期限的通行证，是曹振镛的贡献。
“多磕头、少说话”，论其中道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而曹公走红背后，功夫极其深厚。
要说曹公平庸，他会笑你浅薄。
大智大爱（1）
高冕
咸丰朝满汉文武，最受宠信的汉大臣是杜受田。
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间，六十四岁的杜受田死在抗洪赈灾现场。噩耗传入紫禁城，咸丰帝痛哭流泪，十分悲痛。他立即晋赠杜受田为太傅，使其位列“三公”，成为嘉道以来惟一追赠太师者；晋赠他为大学士，给予文官最高品级的职衔；赐谥“文正”，使其获得咸丰朝大臣中惟一最高谥号；亲临赐奠，抚棺痛哭，如丧考妣，以示痛悼优隆。如此死后哀荣，实属罕见，史称“终饰之典，一时无比”。
杜受田获得咸丰帝宠信的原因，主要两个方面：其一，大彻大智，帮助奕夺得皇太子之位。其二，鞠躬尽瘁，赞襄咸丰帝对付内忧外患。
道光十五年（1835年），四十七岁的杜受田踏进上书房，担任皇四子奕师傅。按传统算法，奕这年六岁，这是虚龄；论周岁，奕仅四周岁。
道光帝为皇四子挑选师傅非常严格。因为，皇四子对他乃至爱新觉罗氏江山社稷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皇四子奕生于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1831年7月17日）。这位皇子在圆明园湛静斋（后改称基福堂）的呱呱坠地，对道光帝灰暗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慰藉。这一年，道光帝已五十虚龄，他的十六位后妃先后生了三个皇子，但他们在皇四子出生前都已死去。皇二子奕纲、皇三子奕继系博尔济锦氏所生，他们是后来出生的恭亲王奕的长兄，但很短命，于道光七年（1827年）、九年（1829年）相继夭折；长子奕纬，系乌拉那拉氏所生，道光帝对他十分喜爱，十一周岁那年还没有任何建树就将他敕封为贝勒，在清室皇族十二个爵位中仅次于亲王、郡王。他长到二十四周岁时，已经英姿飒爽，可他于当年突然死去，而且没有为道光帝留下皇孙。这就是说，从道光七年至道光十一年，每隔两年，就死一个皇子，以至道光帝膝下诸子死得干干净净。“少怕殇妻，老怕殇子”，这一时期是道光帝一生中心情最为沮丧的时期之一。当时军国大事令他心烦意乱，回疆张格尔正闹叛乱，英吉利贩运鸦片为害越来越大，到道光十年（1830年）输入大清国的鸦片达二万箱，民众吸食鸦片之人越来越多，每年因此流失白银达数百万两之巨，家里又接连发生天崩地裂之事，无异于雪上加霜。道光帝与很多帝王一样，也很相信风水命运。在皇二子、皇三子夭折中间那一年，也就是道光八年（1828年），正在建造的遵化清东陵宝华峪道光帝地宫竟然出水，大水哗哗流入圹内。墓地出水，被视为大不吉，道光帝勃然大怒，将负有责任的大学士英和、戴均元投牢下狱、籍没家产。国运家运连遭不幸，莫不是与地宫出水有关？不幸和打击难道还要继续下去？对年届五十岁的大清皇帝来说，难道还有比国势日衰、膝下无子更悲哀的事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儿子、龙脉断绝，谁来继承大清江山社稷，如何对得住龙驭升天的列祖列宗？皇四子的一声啼哭，使已步入老年的道光帝眼睛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顿时喜上眉梢。而且，皇四子出生是一个大大的吉兆，似乎宣告他道光帝的厄运就此画上句号，好运气就要连绵降临。就在皇四子降世后六天，皇五子奕也来到人世；次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皇六子奕也一声啼哭降临人间。后来，道光帝在六十岁前后高龄，还喜得奕、奕、奕三个皇子。皇四子奕对于道光帝而言，具有老树逢春的意义。
皇四子奕在诸皇子中最受父皇重视。他虽是皇四子，但事实上等同于皇长子。他的生母是乾清门二等侍卫、一等男爵颐龄之女钮祜禄氏，进宫时被册封为全嫔，是皇帝的第五等妻子，地位次于皇后、皇贵妃、贵妃、妃，高于常在、答应。母以子贵，自钮祜禄氏生了皇四子后，在宫中的地位火箭般上升，两年升了三级，道光十三年（1833年）就升为全皇贵妃，奉旨统摄六宫，虽无皇后名分，实际上已获得皇后的地位。第二年，也就是杜受田入宫当师傅前一年，钮祜禄氏的地位攀至绝顶，成为道光帝的第三任皇后。满洲民族入主中原后，渐为汉风汉俗浸染，在确立皇位继承人问题上，中原王朝传统的嫡长制深深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康熙帝、乾隆帝早年都想立一位元后之子作为皇太子，但均未遂愿。道光帝系嘉庆帝嫡福晋（嫡妻）喜塔腊氏所生，“有清一代，皇帝嫡出者只此一帝”，为此，道光帝私下常沾沾自喜。道光帝第一位皇后、第二位皇后在道光十三年前已先后死去，她们都没有生育皇子，因此，第三任皇后钮祜禄氏所生皇子、事实上的长子奕，对道光帝来说，也就相当于元后嫡子。因为上述这一独特原因，皇四子奕在道光帝衡量遴选皇位继承人的天平上具有非常的意义。
按清代宫中典制，虚龄六岁的皇子就该进入上书房读书了。皇四子奕与皇五子奕同龄，同时进入上书房，皇六子奕要待下一年才有这个资格。清历代皇帝对皇子教育培养都非常重视。上书房教学情况，从《东华录》记载可窥一斑：“我国之制，诸皇子六岁以上即就上书房读书，皇孙、皇曾孙亦然。既选京堂翰林以分课其读，复派大学士、尚书数人以总视其成。更简满洲、蒙古大臣、侍卫等肄之国语骑射。长幼相聚，昕昕程功。”上书房的教课方式是，“皇子与诸王世子同学于上书房，选词臣教之，与民间延师无异”。学习内容，既有诗文，也有骑射训练。学生每日读书时间排得很满，从早晨六点左右到晚上六点左右，期间可到下屋休息一二次，每次不超过一刻钟，若要离开课堂须经师傅准许。读书暇余只能讲书，或者讨论掌故，不得闲扯与此无关内容，更不准随意到下屋闲聊。学生们的教课进度无明确规定，视个人接受能力而定。道光时上书房位于乾清宫左侧，与皇帝经常办事的南书房并列，皇帝能听到皇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处理军国大事之余，皇帝不定期地对师傅教学和皇子学习情况进行抽查，不合规矩和要求的，皇帝要进行严厉训斥，甚至予以惩处。皇四子就是在这样严肃的氛围中读书学习的。
大智大爱（2）
高冕
上书房师傅，负有教育培养大清王朝未来接班人的重任，非常人可以胜任，选拔十分严格。皇帝亲自过问，均挑选品行端正、学识渊博的内阁学士、翰林院翰林担任，同时还要委派殿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总师傅，负责稽查督饬。道光帝挑剔的目光梭巡来梭巡去，千挑万挑，最终将目光落在杜受田身上。
杜受田是个品学兼优的臣子。字芝农。山东滨州人。父亲杜，嘉庆六年进士，翰林出身，官至礼部侍郎，加太子少保衔，是个正二品京官。杜受田大器晚成，三十五岁那年，也就是道光三年（1823年），才考中进士。但他成绩很出色，会试考取第一名，成绩冠于所有参试举人之首；在皇帝主持的殿试中，考取二甲第一名，成绩仅次于名列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之后，在全国所有参加殿试贡士中居第四名。殿试传胪后三日，他参加在保和殿举行的朝考，因成绩优异，入选庶吉士，深造三年后入翰林院，授为正七品编修。之后参加大考名列前茅，连升两级，晋升为春坊中允，官正六品，不久提升为詹事府洗马，官从五品。随后督山西学政，成为管理该省科举教育事务的长官，地位次于巡抚，排在布政使、按察使之前。杜受田此人不仅学识超群，而且为人恭谨，“少清贫，随宦京外，躬佐理家政，而劬学弗为衰。官京师，退食犹日亲诸务。……家庭雍穆，于亲旧间情意尤款笃”。道光帝经过深入考察，将“品端学粹，正色立于朝”的杜受田，钦定为皇四子奕之师。
杜受田从步入紫禁城上书房的那一刻起，就意识到肩负的责任有多重。他悉心从教，与皇四子奕朝夕相处，前后长达十七年，一日也不曾离开他。他传授给奕的学问，以儒家典籍和诗文为主体，“悉本唐、虞、三代圣圣相传之旨，实能发明蕴奥，体用兼赅”。奕在师傅杜受田的谆谆教诲中接受做人的深刻道理，领悟治国安邦的高深本领。用奕自己的话来说，是“日承启迪，获益良多”。后来他当上皇帝，忆及当年读书受教的情形，欣然命笔做了一首题为《忆昔有感》的五言诗，对恩师杜受田充满感激之情：“忆昔丙申年，六龄初入学。芝农日诲予，良传咨启沃。”从他处理政务时留下的朱批、上谕看，他在清代历朝皇帝中的文字功夫居于中上乘，这显然与杜受田朝夕纳诲十七年付出的心血汗水直接有关。
道光帝对皇四子奕品德修养和学业水平的提高都很满意，因此对师傅杜受田也很满意。给予皇子师傅的最好褒奖是升官。自入值上书房后，经过四次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