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机-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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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是有意避嫌，以免卓秉恬等朝臣说他偏爱恩师。
卓秉恬比杜受田早出生六年，晚逝世三年。他死于咸丰五年（1855年），享年七十三周岁。咸丰帝赠这位政敌之师为太子太保，谥“文端”。
杜受田生前官衔低于卓秉恬，但死后哀荣远盖过他，无论荣誉头衔还是谥号，都高出好几个等次
扶倾定危（1）
高冕
曾国藩当官有术，若要探寻其中奥秘，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公置身官场数十年，经历王朝最为动荡的岁月，立德、立业、立言各方面均恢宏、博大、深厚，为官之道浸润其间，想要概括一二，必然出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局面。这是很自然的事。
曾国藩能从腥风血雨的大清晚期政治舞台迅速崛起，成为同治中兴名臣第一人，究其为官之道，直白而言，可用两句话概括：文能应试，武能杀人。
文人屠夫，天壤之别。但这两者在曾国藩身上那么自然地合而为一。自古以来，喜欢读书会读书的人成千上万，但不见得考试面前应付裕如；当兵打仗纵横疆场者成千上万，但他们不知道如何铸就一部所向披靡的杀人机器；投笔从戎的文人亦成千上万，以至那么多金戈铁马铿锵有声的诗文占据了中国文学的大量篇幅，但携笔从戎、如此高明地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杀人武器者，惟曾国藩一人。
舞文弄墨，能写出一手漂亮道德文章，舞枪弄棒，能缔造一支克敌制胜杀人如麻的军队，这里边道道，关键在一“能”字。
还得佩服我们老祖宗的能耐，他造了一个词，叫“士兵”。曾国藩就是“士兵”，他既是地地道道的士，又是名副其实的兵，士兵合一，水乳交融。读懂曾国藩，就能明白“士兵”的确切含义，就能领悟老祖宗造词之妙。
曾国藩出生于一个叫白杨坪的山村小旮旯。这是一个地道的小山村。这个山村旮旯即便后来曾国藩名扬四海，人们也不知它在版图中的确切位置，只知道它在湖南的某个角落。这个小山村实在太偏远了，它离湘乡县城（今双峰县）还有一百三十里之遥。
科举很可能有九十九个坏处，但有一个好处是明摆着的：给无依无靠的平头百姓子弟留了一条出人头地的隙缝。
湖南湘乡山民以读书入仕为荣，对读书做官的渴望甚至超过刨地觅食的渴望。曾国藩父祖辈，又是这支读书求功名队伍中的铁杆分子。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月十一日，曾国藩出生之时，曾祖已将这份渴望寄托于孙媳肚里的曾长孙了。
冬日的这个夜晚，年逾六旬、白须飘飘的曾祖竟希，忽见一条巨蟒从天而降，风驰电掣地在自家宅堂左右盘旋，随后突然窜入内庭，环绕飞腾。老人大吃一惊，翻身起来，才知是南柯一梦。老人正琢磨此梦凶吉，有人敲门报喜，说是孙媳生下一个男婴。老人大喜，忙将儿孙叫来，将方才所梦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并断言，此乃吉祥之兆，这个孩子将来必光耀曾氏门庭，要儿孙好生看护。
这个取乳名为宽一的孩子，六岁那年就跟随父亲曾麟书启蒙读书。曾氏深知，儿孙要想出人头地，只有读书一条路，舍此别无他途。曾家从太高祖曾元吉起，有四十亩薄田、几处宅院，依靠这份不厚的家业，各代都致力于培养读书人，但他们都未能博取科场功名，没有摆脱布衣身份，只能累世务农。曾祖竟希老人在科场上奋斗不成，将希望寄托在儿子曾玉屏身上；曾玉屏自己奋斗不成，又将希望寄托于儿子曾麟书身上。读书做官，这个代代相传的希望，到曾麟书身上已到了非常热切的程度。但曾麟书一次次应试，一次次黯然而归，连个秀才都没挣回来。曾麟书将羞辱吞进肚里，一边百折不挠教书备考，一边及早将儿子曾国藩引进科场之路，将祖辈薪火相传的希望火种，播在儿子心田。
曾氏家族读书做官的热望，不仅没有因一次次科场失意而降温，反而有增无减、持续升温。曾麟书大概怕自己学问浅薄误了儿子，将年方十岁的曾国藩，送到岳父江沛霖所设学馆读书。外祖父青舍瓦屋旁有一口水井，有一回曾国藩跟外祖母去打水，与表弟在井口挤来挤去打闹嬉戏，不小心一头栽进井里，好在外祖父应声赶到，不慌不乱将他捞起，救回一条小命。笃信佛教的江沛霖，深信这是曾、江两家祖上积德行善所致，而且断言，这个淘气的小外孙将来必能金榜题名。因为，外孙掉进井里差点“浸死”，在湖南湘乡方言中，“浸死”与“进士”谐音。
巨蟒投胎的精怪传说，“浸死”就是“进士”的牵强附会，对少年曾国藩都是无形的压力和动力。他在长辈们灼热目光的关注下，青灯黄卷，寒暑不辍，在重重山峦中攻读圣贤之书，遥想着进京赶考、荣登进士榜的那一天。
曾国藩读书应试本领超群，果然不负所望。
曾国藩十三岁到省城长沙参加童子试。起初，读书应试摸不到门道，经过七次考试，二十二岁那年，也就是道光十三年（1833年）才考中秀才。经历这一痛苦过程后，他茅塞顿开，脑袋一下开窍。中秀才后第二年，参加在省城贡院举行的乡试，一举考中举人，在湖南省所有中式举人中排名第三十六。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到京城贡院参加三年一科的会试，向新的科考目标——进士发起冲击。但京城科场给他来了个下马威，放榜那天他沮丧地发现，自己榜上无名。清制，三年一科的会试为正科，若遇朝廷庆典，特开科举考试，称做恩科。曾国藩赶上好运气，第二年还有一次恩科考试，便留在京城，准备参加下一场考试。但是，他没有抓住这份好运气，再次名落孙山。这一年虽没有杏榜题名，但在学问上大有长进，他喜欢上了韩愈的文章，刻意师法其雄奇豪迈之气。后来他转而爱好桐城派文章，笔下所著不仅词藻华丽、对仗工整，而且充溢一股雄奇之气，犹如江河奔腾，这手好文章的基础，就是在这一年打下的。作为一个外省小财主的儿子，在京城读书应试一年，所带盘缠早已空空如也。这年落第回家路过金陵，他在书肆看到一套《廿三史》，渴望拥有，但没有钱，只好向一位在江苏做官的同乡借了一点，又卖掉几件衣服，才得到这套书。回家后，他春夏秋冬足不出户，又发愤攻读两年，盼来了又一个乡试之年。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带着向同族和亲戚借来的三十二缗钱，再次踏上北去之路，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这一次，他会试考取第三十八名贡士，殿试考取三甲第四十二名。时年二十七周岁的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金榜题名，赐同进士出身。
扶倾定危（2）
高冕
曾国藩博取的科考功名，对曾氏家族来说，具有创世纪的意义。他金榜题名的骄人成绩，一举改写了曾氏家族六百年来未出一名进士的历史。自太曾祖起，曾家祖辈就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梦，历经九代人的绵绵梦想，终于在曾国藩手里变成现实。喜讯传到家乡，白杨坪一下沸腾了。
曾国藩读书应试的非凡本领，注定要让白杨坪乃至整个湘乡，一次再一次地为之沸腾。
殿试传胪后三日，在紫禁城保和殿举行由新科进士参加的朝考。朝考完毕即按考试成绩授官职。成绩名列前茅、年强力壮被授为庶吉士的，通常占百分之二十；成绩列次等的授主事、知县，约占百分之八十；成绩最差的三四人授中书之职。庶吉士由皇帝钦点，选数名或二三十名不等，选中者在庶常馆再深造三年。散馆考试后，决定庶吉士前途，成绩拔尖的，进入文学侍从机关翰林院，授为编修、检讨，侍从皇帝左右充当顾问；成绩差一等的，授为部属司员或科道。
曾国藩在朝考中脱颖而出，取得一等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钦点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庶常馆散馆，共四十六人参加考试，他考取二等第十九名，被幸运地留在翰林院，担任检讨之职。读书人连闯这两道关口，可谓实现“鲤鱼跳龙门”的理想，仕途一片光明。清代最重翰林出身，进入翰林院就踏上了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翰林出身是官场重要资格，相当于宰相的大学士之职，非翰林出身之人不能担任。在翰林院干上几年，成绩最不好的，外放“钻狗洞”，也能当个知府什么的，进入王朝中级官员之列。
曾国藩冲破多少重考试难关，杀出多少个科场重围，才争取到这个前程！如果不是肚里有墨水，笔头子来得硬，一个山民的儿子，绝对挤不进翰林院。
清代科举之途拥挤狭窄，而且关山重重。入学考试者先要参加入学考试童试。童试三年两考，从县试、府试、院试逐级而升。县试由县官主持考试，通常要考五场。县试四个月后续考府试，由知府或知州、同知主考。之后，参加由一省学政主持的院考，一般首日考完，次日出案，第三日复试。正场考四书文二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复试考四书文一篇、经文一篇，五言六韵诗一首。院试正式录取者，称为生员，亦称秀才。秀才录取名额，视各县文风高下及钱粮丁口多少而定，按康熙初规定，多的县二十名，中等县十二名，最少的仅七八名。因此，要考上秀才很不容易。
秀才还要参加每年由省里学政主持的岁试和科试。乾隆中期之后，岁试内容为四书文一篇、经文一篇，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并默写《圣谕广训》一则。根据岁考成绩，对秀才实行六等黜陟法，奖优罚劣。科试内容乾隆中期后定为四书一篇，策一道，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默经一段，默《圣谕广训》一二百字。科试成绩列为一、二等的，以及科试成绩三等中的大省前十名、中小省前五名秀才，才有赴省会参加乡试的资格。
乡试三年一科，如庆典加科称恩科，一般秋天举行，因此又称秋闱。乡试要考三场，秀才们到位于省城东南的贡院参加考试。首场考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二场考经文五篇；三场考策问五道。乡试名额有限，通常大省不超过三十名，中省不超过二十名，小省不超过十名。如遇恩科，各省录取名额增加数名至二三十名不等。乡试录取者称为举人。一个上千万、数百万人口的省份，能考中举人者，已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
秀才要想荣登贡士、进士榜，就得赶赴京城参加三年一科的会试。会试在春季举行，由礼部主持，因而又称春闱或礼闱。共考三场，每场三日。会试录取名额无确切定数，多的四百余名，少的九十多名。会试录取者称为贡士，前十名名次，由考官拟出皇帝钦定。之后，四月二十一日，贡士们参加在紫禁城保和殿举行的殿试。这是国家最高规格的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制策一场，当日交卷。随后，公布一、二、三甲进士名次。士子过关斩将，冲过重重考试关，能够金榜题名成为进士，当是凤毛麟角。道光十八年，全国人口为四亿零九百零三万八千七百九十九人，当年考中进士者若按四百名计算，相当于一百零二万人中产生一名进士。而要成为庶吉士和翰林官，更是难上加难。
作为一名士子，曾国藩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荣登进士榜，钦点庶吉士，跻身翰林院，科举考试的非凡顺利，激励曾国藩锐意进取，立志成就一番大事业。曾国藩原名子城，字居武。在考中进士前，他已改号涤生，其含意是，“涤其旧染之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他考中进士后，他的恩师、担任会试正总裁的大学士穆彰阿，嫌其名太俗，令其改名“国藩”。他欣然接受这个名字：做一个藩屏王朝和皇帝的忠臣，这正是他的志向。他从此确立起自己读书做人的目标，这就是“效法前贤，澄清天下”。
翰林官要不定期参加“大考”。大考翰詹，就是朝廷组织翰林院的翰林、詹事府的詹事们进行考试。大考对翰林们来说非同小可，俗称“翰林出痘”。“出痘”就是出天花，在那个时代纯属听天由命之症，许多人过不了“出痘”这一关，一命呜呼。人们将翰林、詹事们参加大考喻作“出痘”，十分准确形象。这一关过得好，往往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即便将来当不上总督、巡抚、大学士，也能弄个尚书、侍郎什么的干干，成为一二品大员；这一关过得孬，前程可就悬了，大凡会沦为“黑翰林”、“穷翰林”，原地踏步，升官无门，一辈子穷困潦倒，郁郁乎不得其志。
扶倾定危（3）
高冕
曾国藩有突击应试的高超本领。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大考翰詹突然降临，大出曾国藩意外。大考通常六年一次，这次考试距上次仅四年，突然提前两年，曾国藩猝然不防。三月初六日他获悉，本月初十日要举行大考。如此重要的考试，准备时间竟然只有四天。曾国藩在日记中感叹，“闻之甚觉惊皇（惶）”。初十日，他到正大光明殿参加考试。当日应试者一百二十四人。试题为“如石投水赋”。刚出考场，他拿出赋稿与同人看，就发觉有一大错，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痛责自己：“粗心至此，何以忝厕词垣哉！”当场有怀挟资料作弊的，被当场逮住交刑部治罪。曾国藩觉得自己考得很糟糕，中午回家后与欧阳夫人相对无言，心中患得患失，憧憧靡己。尽管强行控制自己的情绪，但还是觉得纷扰不安，当晚辗转反侧，一夜无眠。第二日起来，“中心焦急，四处打探，行坐不安”，他自己也觉得所作所为非常丑陋。十四日，成绩终于揭晓，喜出望外，他竟考得二等第一名的好成绩，被擢升为翰林院侍讲。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官，翰林院侍讲为从五品官，曾国藩因这次出乎意料的好成绩，连升四级。为此，他一改常态，沾沾自喜。当月二十三日，他在致祖父信中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名大受，湖南祁阳人，乾隆朝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署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之职，谥“文肃”）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胡林翼之父）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湖南是个大省，因大考而升官的湖南籍京官，算上曾国藩仅三人而已，而这三人中，论考试名次，曾国藩仅次于陈大受，高于胡林翼之父胡云阁，他确有理得意一番。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九月，道光帝御门特擢，曾国藩连升两级，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官至从四品。这年底，补日讲起居注官，充文渊阁直阁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他大考成绩列二等，当年六月再度“蒙皇上破格天恩”，连升四级，破格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当上正二品高官。近三十七虚岁的曾国藩，在致祖父信中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他还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曾国藩升官速度之快，一举打破湖南籍官员二百年记录。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清廷实授曾国藩礼部侍郎。当上礼部副长官的曾国藩，年富力强，年仅三十七周岁。
曾国藩读书应试、步步高升，其能耐远远超过众多先祖同辈。
曾氏一门六百年来，在曾国藩出息前，科场上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