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机-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平军围攻长沙。当时的长沙城，宽五里，长十里，周长二千六百三十九丈。太平军兵力太少，一时难以合围长沙城。清军趁机调集六万军队保卫长沙。太平军先后四次炸塌长沙城墙，但都未能夺取该城，由于久攻不克，军中油盐断绝，太平军于十月十九日撤离长沙城。这年底，太平军攻入湖北，用地雷炸塌武昌城墙，攻占起义以来的第一座省城。
清廷对太平军的建迅猛发展和清军的软弱涣散非常震惊，急忙采取应对措施，令各省兴办团练，训练本地乡勇民兵，协助官兵维持当地治安。湖南方向，咸丰帝想到了奔丧在籍侍郎曾国藩。咸丰二年十一月底，咸丰帝颁谕湖南巡抚张亮基：“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心，不负委任。”
这道上谕从紫禁城发出，在路上走了十三天，落到一身素服的曾国藩手中。对此，曾国藩很有顾虑。母亲尸骨未寒，这个时候“墨从戎”，怕招天下人耻笑。当时，官员死了父母称丁忧，明文规定，不论什么官员，死了父母都要解职回乡居丧，在家守制尽孝三年（实际为头尾相接的二十七个月）。如果该官员工作确实无合适人选可以替代，经皇帝特批，也可在任守制，称做“夺情”。但曾国藩知道，丧期仍然当官做事，极可能招致言官弹劾、舆论抨击。康熙朝宠臣李光地死了母亲，被康熙帝“夺情”，没有回家守制尽孝，就遭到御史的猛烈弹劾。曾国藩笃信理学，十分重名节，视“孝”为人臣大节，又了解有关历史掌故，知道“夺情”终为士林诟病的可怕结局，因此起草了一份上疏，竭力请求皇帝让他在家守制。但这份上疏写成后没有发出去。十二月十五日，他接到巡抚张亮基来信，获悉武昌已于该月初四日落入太平军手中，对自己守制服丧产生动摇。武昌陷落，很可能导致长沙不保。巢空倾覆，焉有全卵？哪一天湖南落入太平军之手，曾国藩怎能为母尽孝守制？这一日，挚友郭嵩焘赶来吊唁曾国藩母亲，官轿走了一百三十里地，到白杨坪已是深夜。但郭嵩焘毫无倦意，与曾国藩秉烛长谈，而后又与曾父反复交谈，引经据典，规劝曾国藩改变主意，抓住时机，施展抱负，尽忠皇帝，保卫家乡。
在好友再三劝说下，经过激烈思虑，曾国藩横下一条心，决定披孝从戎。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大局糜烂至此，不欲复执守制不出之初心，能尽一分力必须拼命效此一分，成败利钝，付之不问。”于是，他结束四个多月的家居生活，于咸丰二年底赶到省城长沙。
按照咸丰帝初衷和清廷本意，是要曾国藩兴办团练，而不是编练一支不属于朝廷直接控制的地方武装。
当时清代国家正规武装力量，有八旗兵和绿营兵两种。绿营兵是清初因八旗兵力少，以及出于以汉制汉需要，仿明朝边防镇戍制度，募汉兵成立的地方军。由于其用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基本建制单位，所以称绿营或绿旗。八旗兵的战斗力，在康熙朝平定“三藩之乱”时已明显衰败。到乾隆朝，乾隆帝断定，八旗“还不如绿营奋勇”，八旗主力地位已渐为绿营取代。绿营兵平时担负大量杂役，战时为八旗兵打头阵当炮灰，待遇、装备低人一等，士气低落，人心涣散，至嘉庆初年镇压五省白莲教起义后，也走向衰落。现在，病入膏肓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在太平军凌厉攻势之下，或一触即溃，或闻风而逃。国家武力后盾败坏至此，咸丰帝及其智囊无奈之下，任命各省丁忧或在籍官员兴办团练。于是，全国各地一下冒出四五十个团练大臣。
曾国藩知道，团练不是新鲜玩艺儿。此制始于唐朝，后历代沿袭，到了清代，已由原来的国家军事组织演变为地方自卫武装。他十分明白，办团练难成气候。团练是不远离本乡本土的民间武装，由乡绅捐款供养，听任乡绅使唤，没有什么战斗力。如果加以改编，“练乡兵为勇营，以兵制部勒之”，就与团练大不一样了，很有生气，颇具战斗力，长沙保卫战中江忠源所率五百“楚勇”的表现就是明证。
曾国藩明白，要另创一支新军决非易事。他也考虑过将绿营兵改造成一支劲旅的方案，但此路走不通，此路不能走，因为绿营兵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就现有之绿营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深，安能更铸其面目，并荡涤其肠胃？恐怕即使是岳飞复生，半年虽可以教成其技艺；孔子再世，却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鄙见以为，现在之绿营兵决不可能练成劲卒，新募之勇却可以练之以替代绿营兵的作用。”他的好友江忠源，曾深刻剖析绿营兵一触即溃的根源：“其病根在于绿营兵不用命，将不知兵，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所以才溃乱成现在这个样子，以至于不可收拾。”曾国藩同意江忠源的看法，他对绿营的弊端看到更细更深一些：“今日大弊，在于兵勇不和，败不相救。而其不和之故，由于征调之时，彼处数百，此处数十，东抽西拨，卒与卒不相习，将与将不相知。地势乖隔，劳逸不均，彼营出队，而此营袖手旁观，或哆口而笑。欲以贼平，安得而可？今欲扫除更张，非万众一心不可。”他内心清楚，清军将领不直接统兵，遇有战事临时选调担任指挥，兵与兵不相知，将与将不相识，将与兵之间难以建立私属关系，说穿了，这种指挥体制不是为打胜仗设立的，而是为了防范统兵者拥兵自重、造反割据。这就是说，绿营兵根子上就坏了，即使倾尽心血为之培土、修枝、浇水、施肥，一概徒劳。
扶倾定危（7）
高冕
他深知，不能搬用绿营兵的办法编练军队。绿营兵如同腐败泛蛆的染缸，练勇一旦采用它的模式进行编练，就会立即像它那样彻底腐败。
摆在面前的敌人非常强大。他们作战神勇，视死如归，令人生畏。钦差大臣赛尚阿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描述过有关情形并分析过其中原因：贼匪一经加入拜上帝会，谋反从逆，全都愍不畏死。臣等对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贼匪奸细，加以刑拷，他们竟丝毫不知畏惧，也绝不哀求免死保命。这是因为，他们信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所以至死不移。目睹这些人顽愚受惑的情况，真使人莫可其哀矜，更感到无比的忧虑。
太平军强大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是为肚子和金银财宝而战的蟊贼，而是用信念凝聚起来的，甘愿为理想而战。
要击败这样一个强大而独特的对手，必须更弦改辙，“赤地立军”，编练一支更加强大的军队。
官场经验告诉曾国藩，要想突破体制另搞一套，皇帝是不会轻易点头的，朝野则会设置重重障碍。他便移花接木，借兴办团练之名，行组建新军之实，在长沙拉开了创建湘军的帷幕。
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玩弄障眼法，一边打着遵旨兴力团练的幌子，一边大谈编练新军的必要性。这道充满官场智慧的奏折这样表述：“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而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经训练，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练兵为务。”
曾国藩是玩弄模糊数学的高手。“立一大团”，这是一个看似明白的模糊概念。“立”为何意？“一大团”是何军事单位？这一切，只有曾国藩心知肚明。咸丰帝看了这道奏折有他的理解，以为曾国藩只是奉旨办团练，不过是想把团练规模搞得大一点，把训练搞得扎实一点而已，这正合他老人家的圣意。他极可能没往深处想一想就大笔一挥准了。曾国藩要的就是这效果。
经历千辛万苦、克服千万难题，一支从体制编制到官兵来源都明显不同于绿营兵的新型军队——湘军，终于创建而成。这支新军有四个明显特点：
特点之一，建军方针别出心裁，概括起来六个字：“选士人，领山农”。曾国藩认为绿营统兵者没有文化、贪利怕死，士兵来源很杂，多城市浮滑之人，不可调教，这一毛病“深入膏肓，牢不可破”。统兵者应当像他本人那样有“血性”、有理想抱负，士兵应是便于教育管理之人。因此，他选用的将领绝大多数都是书生、绅士，信奉儒教，士兵都是朴拙诚实、吃苦耐劳的山农，容易教育管理，便于重新塑造。他确定的选用军官标准是：“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再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兵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他还对招募士兵的条件作出严格规定：“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质者为上。其油头粉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他后来在上咸丰帝奏折中，对为何选择山农为士兵作了解释：“大抵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城市近水之人。”曾国藩严格把好兵源入口关，要求招募新兵“不杂一卒，不滥收一弁”。
特点之二，将必亲选，兵必自募。曾国藩确定，“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他认为，这么做，好比一棵树，统领像树根，依靠树根而生树枝、树叶，整个组织一气贯通。这样，密切了军队内部关系，“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因此，“凡勇皆服原募之人”，后来湘军上下抱成一团，“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官兵之间的亲密关系，改变了绿营“军兴调发，而将帅莫知营制”，“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的痼疾，有利于提高战斗力。
特点之三，军额自定、粮饷自筹。湘军要编练“一大团”，是曾国藩的初步设想。“一大团”到底招募多少官兵，咸丰帝没有限制，朝廷也不定死，由曾国藩说了算。曾国藩认为，要能成军打仗、有所作为，起码得由一万人左右。这是他确立的一个目标，规模能不能再大一些，取决于他的决心，也取决于所筹粮饷、所获装备的数量。湘军的编制是由曾国藩拍板定案的：以营为基本制度，每营五百人，分前、后、左、右、中五哨，每哨又分为五棚。营官上面，有分管数营的分统；分统上头，又有自主一路的统领；统领上级，是分管一方的统帅；统帅之上，是统率全军的大帅；大帅就由缔造者曾国藩担任。而绿营的建制是由清廷确定的，不能随便改变。当时除东三省不设绿营外，其他地区以一省或数省为军区，军区的最高长官是文职出身的总督或巡抚。一省之内分若干镇，每镇由总兵统率。镇下设营。全国绿营员额六十万左右。清朝正规军八旗兵、绿营兵，后勤供给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在中央由户部、兵部统一负责，在地方由各省布政司统一负责。湘军是在办团练的幌子下招募成军的，而办团练是朝廷在乱世之时的无奈之举，涉及粮饷问题，户部、兵部也好，布政司也好，当然不会统一供给，只能凭团练大臣各显神通去募捐。曾国藩曾说：“此时天下大乱，吾辈行军，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他人。”湘军的月饷标准由曾国藩自定。当时绿营兵月饷与行粮加起来，折合白银四两多一点。曾国藩找一些勇丁调查之后，了解到他们一年收入大约有十多两银子。按照当兵之人收入应多于种田农夫三四倍的原则，他确定湘军正勇的月饷为四两二钱白银。这个标准，名义上正好低于绿营兵战时月饷和行粮之和，不会给人以练勇之饷高于正规军的口实。曾国藩很巧妙，看上去他定的发饷标准稍低于绿营兵，实际上高于绿营兵，因为当时国库空虚，加之层层克扣，绿营兵发饷往往不足应发总数的二三成。曾氏湘军为了维持局面，筹饷办法花样百出，共开辟捐输、运饷盐、兴厘金、拨丁漕、请协济、提关税、收杂捐七条途径。湘军从编练成军到后来发展壮大为十二万人，十二年间所耗军费白银三千万两，均自筹解决，没有让朝廷增添负担。但是，有一利必生一弊。军额自定、粮饷自筹，加上将必亲选、兵必自募，导致湘军上下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兵为将有，不效忠朝廷而效忠上级，为后来军阀割据埋下祸根。
扶倾定危（8）
高冕
特点之四，对士兵的控制管理更加严密。湘军“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性、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其好处在于，士兵都是知根知底之人，他们对家室妻子有依恋之情，进入军营能够服从上级管理调遣，回家探亲时由知县、团总、户长进行督察，如果出现私逃，只要营官、将领禀告士兵所在省份，按照户籍查找，很快就能将他捉拿回来。绿营兵就不一样了，管理很不严密，有很多冒名吃饷之人，枪炮一响，脚底抹油，这些逃兵往往很难捉拿回来。湘军由于不是正规军，兵籍掌握在官将手中，听命于管辖他们的总督、巡抚，打起仗来需要用兵之时，即使调用一兵、一卒、一糈，朝廷都要仰仗于总督、巡抚。发展到晚清，出现总督、巡抚专政的局势。
曾国藩深知，严格的纪律、良好的军民关系对一支军队极为的重要。他说：“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因此，他非常重视劝导官兵严守军纪、爱护百姓。他借用当时最流行的莲花闹歌词，用白话诗体裁，创作了一首朗朗上口、深入浅出、便于诵记的《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破墙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走帐房。
莫进城市占店铺，莫向乡间借村庄。
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哭嚎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与各部。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