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鸽靶-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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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尤瑞卡餐厅吃早餐，点一个英式松饼和一杯咖啡，　哇！又用掉了25美元。

　　没过几天，我告诉秘书我已经破产了，我需要更多的钱。她笑着说每个到东京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她拿出一张摩根士丹利东京分公司费用申请表，表格的顶部有一个大空格，旁边的一行字哀求说〃请付给我〃。我填了表，签了名，拿到了一些一万日元的钞票。它们可花不了多长时间。

　　如果你最近到过东京，你就能理解我试图适应这个城市高昂物价的遭遇。那天晚上我找到了一家价格不贵的餐厅，晚餐主菜只要50美元。这已经很便宜了。渐渐的，我开始习惯了这里的价格。我的送餐服务包括8美元的薯条，7美元一勺的香草冰激凌，8美元一杯的西柚汁，10美元一杯的咖啡，6美元一个的香蕉和6美元一听的可口可乐。几天之后，酒店的高档餐厅里100美元的晚餐主菜似乎相当便宜。4月1日那天，当服务生送上4　500日元的账单时（我只点了一个汉堡包），我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我知道这不是愚人节的玩笑。

　　但是我很快就厌倦了东京千奇百怪的交易。对于投资者来说它们没有任何经济意义，而且对我来说也不再有意义。日本公司投资衍生产品不是为了规避监管，就是为了制造虚假利润。这些交易开始使我觉得卑鄙。我自己清楚，道德感　哪怕只是蛛丝马迹明白无误地预示我不再适合销售衍生产品了。我是不是已经丧失了锋芒？我试图忽略我的是非感，但是没有成效。我永远无法长期在东京工作。我决定停止工作，一心享受。

　　我到旅游胜地箱根③旅行，游览富士山，参观东京各种各样的公园、集市和博物馆，甚至参加了上野公园的樱花节。

　　我也见了几个日本客户，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有几个客户回绝了我提议的交易，原因是风险太低。我考虑过在即将到来的堪萨斯对弗吉尼亚篮球比赛中为他们提供赌球的机会，但风险还是太低。真正的高风险是在东京找不到看球的地方。美国全国大学篮球锦标赛已经开始了，我很想看比赛。我在堪萨斯队上赌了好几千美元，而他们的三分投很令我担心。

　　我绝对没有想到在东京观看直播篮球比赛有多困难。如果你在任何一个中西部小镇，观看美国全国大学篮球锦标赛的选择有上万个；如果你在东京，只有一个地方可去。东京只有一个美国运动酒吧，偶尔播放篮球比赛。但是他们也无法接收直播。想念篮球的美国人只好等着从美国空邮来的录像带。打了无数个没有结果的电话之后，我乞求帝国酒店礼宾部的工作人员帮我找个观看堪萨斯对弗吉尼亚比赛的地方，他也被难倒了。

　　我觉得沮丧，开始想家。虽然是周末，我还是去了公司。在这里我至少能通过彭博咨讯终端看到比赛的比分。公司空无一人，静悄悄的。大概每隔五分钟左右，屏幕上就跳出一行日文，后面是堪萨斯对弗吉尼亚比赛的比分。最后，屏幕显示我的球队的三分投失败了，我赌输了。我郁闷的坐在那里，我不再喜欢东京了。

　　既然我已经确定无法长期在这里工作，开展业务就越来越困难。有个经纪在设计一种可以和AMIT媲美的高科技期权，有99。99％的把握可以迅速制造出资本增值，我却带着惊异的目光袖手旁观。有些客户对为低级债券获得AAA评级感兴趣，我就半心半意地推介了FP信托的办法。然而，他们发现这个AAA级有一个下标R的时候就拒绝了我的建议。R级可能向当地监管当局泄露天机。

　　我在东京的逗留期进入了尾声时发生了一场地震。我在酒店房间里感觉到颤动，听到衣柜里的衣架当当作响。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地震，我吓坏了。这是否是个征兆？我惟一的安慰是相信既然原来的酒店经过了历史上最大的地震后仍安然无恙，新的酒店也应该是安全的。但是地震使我下定了决心，我想回家。

　　事后的发现令我大失所望原来的酒店一点儿也不坚固。骗局不仅充斥于日本银行系统，帝国酒店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也愚弄了我。

　　我知道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1918到1922年间在东京待了差不多四年时间，设计并监督建造了这座以防震为卖点的酒店。酒店的地基由浮动的衬垫组成，赖特声称这一构造能够吸收地震波，防止其传导到建筑的其他部分。我当时并不知道，后来的大量研究证明这些理论都没有事实根据，赖特不是错了就是撒谎。日本大学的谷川雅正教授是日本最重要的赖特研究专家，他认为这件事的真相是〃一个成绩平平的年轻美国建筑师利用了地震来宣传他设计防震建筑的成就。〃

　　虽然赖特的帝国酒店是东京最知名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实际上存在严重的设计和结构性问题。1923年地震之后，日本内务部对东京市中心地震现场的建筑损伤进行过研究，结论表明帝国酒店周围很多建筑的损毁都比它轻得多。我一直以为原来的酒店是座摩天大楼，后来却惊讶的发现它只有三层，像石头做的青蛙一样蹲在那里；虽然有大量石头和陶土作装饰，却缺乏结构上的稳定性，就算是用三层的标准来说也是如此。

　　1990年，酒店的总经理犬丸一郎在公开场合回忆起大地震后整个酒店主楼开始向地面底下下沉。建筑结构的中间比其他部位重，因此下沉得更厉害。他说工作人员每隔一段时间就不得不锯掉门的底部，以适应酒店不断下沉的中部。

　　经过大量恢复建筑原貌的努力，酒店正面和大堂的一部分保留在了日本西部郊区的一个主题公园里。公园叫做明治村，周围群山环绕，湖泊交错，里面点缀着明治时期的遗物：学校、民居、监狱、还有一部日本最早的蒸汽发动机。建筑批评家都认为这个公园毫无品位可言，不少建筑师把它称为坟地，还有些人叫它愚人村。明治村确实包含了日本历史上的很多谎言和欺骗，包括老帝国酒店。也许有一天AMIT也会在那里落户，成为另一个关于日本历史的令人惊讶和悲哀的真相。

　　回到美国后，我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三年前，即1992年我到信孚银行面试之前，我对衍生产品、结构性票据、RAVs以及撕掉别人的脸一无所知。我的几个朋友甚至觉得我是个好人。可到了1995年4月，在我自己看来我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愤世嫉俗的人。现在我相信每件事都是一场骗局，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衍生产品是骗局，投资银行业是骗局，墨西哥和日本的金融体系是骗局，就连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东京帝国酒店也是骗局。这真令人沮丧。

　　这几年来我建立起的价值体系就是为了赚钱而狠宰客户。我的同事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愿意改行做任何工作是有原因的。所有我认识的干过几年投资银行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混蛋。就算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混蛋也无法改变我们是混蛋的事实。从我开始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起，我的心里就明白这个道理。但是现在，出于某种原因，这使我深感不安。

　　我正处在事业的转折点。有些人可能觉得难以理解，但是在华尔街工作过几年后你就没有退路了。你可以被解雇，可以换一家投资银行工作，或者死去，可就是不能辞职不干。你赚的钱太多了，以至于无法收手。试想，你一年赚50万美元，这份工作惟一的缺点是使你变成混蛋，你会辞去这份工作吗？假如你一年赚100万，1　000万呢？我的很多同事都曾扪心自问，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一年有100万美元的话，他们才不在乎自己变成什么呢。慢慢过上几年年薪几百万的日子，一旦你已经变成混蛋，辞职就变成了不切实际的问题。反正大势已去，你不如当个有钱的混蛋，在华尔街一直工作到退休。

　　我并不是想标榜道德高尚。从道德的角度看，我辞去高薪的投资银行工作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如果一定要说点什么，只能说是愚蠢之极。我想说明的是为什么我这么快就决定辞职。对于大多数从事金融服务业的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在道德上是模棱两可的。这是惟一的生存之道。我曾经相信我也是这样的。是非不分也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收入上升就行了。然而一旦我开始明确地考虑这个问题，即我做的事根本上是错的，我就无法再继续下去。我别无选择，只能停下来。

　　回到纽约后，我对马歇尔·萨兰特说我需要和他谈谈。对话大概是这样的：

　　〃马歇尔，我要辞职。〃

　　〃什么？你要到哪儿去？他们给你多少钱？你将做什么工作？〃

　　〃我哪儿也不去。我要离开投资银行业，离开纽约。我不再销售衍生产品了。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可能当律师吧。〃

　　最初，萨兰特大惑不解。他无法理解我到底在说什么，他看我的眼光似乎在说我彻底疯了。但是几分钟后，我觉得他理解了我的理由，至少他假装理解了。他让我不要着急，尽量顺利的完成工作交接。

　　我和萨兰特很快检视了我尚未完成的工作，它们显示我在摩根士丹利的交易已经变得相当古怪。我应该继续从事的交易包括：若干AMIT，五六笔试图规避监管的东京交易，信用增强性期限票据，鹰港，更多的Pre4s和FP信托交易，几笔目的在于避税的RAVs，一些墨西哥衍生产品，还有修复巴西F…5战斗机的融资结构。我盯着这张单子，我到底是怎么了？

　　女王对我割舍一切的决定大为震惊。她肯定不能理解我的理由。但是我并不是她手下惟一要辞职的人。没过多久，她的手下几乎全都离开了她的宫殿。一个去读研究生，一个去了伦敦，一个调到了摩根士丹利别的部门，另一个去了高盛公司，还有两个（包括我）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几个月内她的RAVs宫殿就土崩瓦解了，女王自己也变成了受困的女王。

　　比德亚特·森盘问我为什么要离开衍生产品部，过去有少数几个人是被其他银行的高薪引诱离职的，森压根不相信没有另外的工作在等着我。不过他也感觉到我不再喜欢这个行业，我想他很可能愿意看到我离开。早先，他和我，还有另一个经纪曾经讨论过有些人从事投资银行业只是为了赚钱，而另一些人是因为热爱这种游戏。森认为摩根士丹利的总裁约翰·麦克就热爱工作到了没有钱也要干的地步。他知道我没有这样的激情。

　　稻草人说他对我的离职感到遗憾，我觉得他是真心的。他重申了他的信仰：和森相反，他相信钱是从事投资银行业的惟一理由。他也有法学学位，甚至说有时他也希望自己是个小城市的律师，而不是挖空心思赚钱的家伙。他还为我的离职而自责，开玩笑说我像他一样是被这个行业腐蚀的。他提到作为我的良师益友的角色时却让我觉得是对历史的奇怪改编。我告诉他我的离职和他没有多大关系。他回答说反正他也要离开衍生产品部，所以无论如何也不会继续腐蚀我了。我为没能参观东京的武士剑博物馆而道歉，他则答应邀请我参加下次泥鸽靶射击比赛。当然了，这是一个没有兑现的承诺。

　　那年的泥鸽靶射击比赛是在另一个射击场举行的，我听说那里无法和桑达诺那相比，参加的人数也比以前少，打烂泥鸽失去了原有的紧迫感。或许，如果衍生产品业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再度兴起，　年度泥鸽靶射击比赛将再次激发饥渴的衍生产品经纪的好战天性。在此之前，它将是个恰当的纪念，使我们记得衍生产品部的几十个人如何看到了〃血流成河〃的场面，如何在两年的时间里赚了10亿美元。

　　①　美国著名建筑师。译者注

　　②　东京的使馆区。译者注

　　③　东京以南著名的温泉度假区。译者注
　
　
我不知道摩根士丹利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手段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拿到了一本样书，但是他们确实发现了。1997年10月初，我昔日的上司在仔细检查书里的每一句话。

　　与此同时，我开始适应平静的生活，在圣迭戈大学法学院一边教书一边提高我的高尔夫球技，一心想在阳光明媚、气候温暖的地方度过几十年。

　　我也设想过这本书面世后的反应：摩根士丹利简短地回应一句〃无可奉告〃；我以前的同事骂我是叛徒；衍生产品的局外人感到厌恶，或者在投资时更加小心谨慎。不幸的是，我的预测没有几次是对的从1995年起，我每年都预测股票市场大跌；从1999年起，我每年都预测堪萨斯大学篮球队获得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这次，我的预测又错了。

　　几周之内，摩根士丹利发动了一场媒体大战；我以前的同事骂我是叛徒，但不是因为我大曝欺诈内幕，而是因为我省略了最有趣的故事（就如最早打电话给我的一个人所言，我只触及了皮毛）。衍生产品的局外人痛心疾首，但不是因为衍生产品市场的过分行径，而是因为没有尽早加入这个行业。在某个特别不景气的时期，爱尔兰的几个商学院学生发电子邮件向我询问求职的建议，一个立志从事衍生产品业务的年轻人甚至说《泥鸽靶》〃事实上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书〃。我发觉自己制造了一个怪物。

　　如果没有摩根士丹利管理层的〃挺身相助〃，这些人可能永远也不会听说我这本书。他们的这个声明点燃了一场媒体大战，《机构投资者》杂志的资深编辑哈尔·卢克斯后来将其称之为摩根士丹利的〃公关噩梦〃。

　　1997年10月6日，星期一，摩根士丹利发表了一篇声明，噩梦就此开始。新闻稿是这样的：

　　〃该书内容显然是哗众取宠的不实之词。对客户始终如一的专业服务是摩根士丹利一切业务的基础，我们从不从事违背客户信任的行为，始终言行一致。我们的纪录就是明证。〃　

　　我不知道发表这则声明是谁的主意。对于我来说，这完全出乎意料。我和新婚三个月的妻子住在圣迭戈，正在适应温文尔雅的学院生活。我的日子是沉静而安宁的，如果一天有一个以上的电话都嫌刺耳。

　　接下来的两天里，我的电话响了足有几千次。

　　《纽约时报》的财经记者彼得·特鲁埃尔是最早来电话的人之一。像特鲁埃尔这样的顶级财经记者从事的是不知感恩的工作。和大多数银行家相比，他们对市场的了解更深入，受过更好的教育，为人更风趣博学，如此等等。但是和华尔街经纪的丰厚奖金相比，新闻工作者的薪水少得可怜。尽管如此，在为数不多的场合，新闻工作者享有一项无价的特权：站在道德的高度讽刺摩根士丹利这样高贵的投资银行。特鲁埃尔显然享受这样的机会。

　　他下手毫不留请，在文章里引用了摩根士丹利女发言人珍·玛丽·麦克菲登并不怎么激昂的辩护：〃我并不是说摩根士丹利人人都是圣徒，但公司的文化不是这本书所描述的样子〃。他还引用了摩根士丹利首席律师门罗·桑奈伯恩冷淡的评论，总裁约翰·麦克从来没有像我所说的那样叫嚣〃我闻到了血腥味，我们去杀吧！〃（后来又有消息说麦克确实说过这句话，但是被人错误地解释了。）桑奈伯恩还从经济的角度为摩根士丹利辩护如果公司确实像书里描写的那样诈取客户，最终将失去客户。这一辩解似乎有点儿古怪，从那以后我经常奇怪摩根士丹利为什么没有真的失去客户，尤其是考虑到近期几起引起广泛关注的对公司不利的案例。

　　其他记者很快加入进来。《华尔街日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