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与如家-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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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去填充这个框架。楼就是这样造出来的。”
在另外的场合，他又把这个团队的成功归于三个上海人和一个？通人的组合。
所有这些说法，不论是来自外部的观察者、投资人还是创业团队成员本身，不同角度的不同解释，都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如果仅仅据此将这个创业团队的成功归纳为某种成功指南，则失之于简单。成功总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精心的谋划、市场的空间、机缘巧合，甚至四位创始人的性格和心胸，都或多或少影响着这个团队的创业结果。
第三章 创业者季琦（1）
第一团队：携程与如家 作者：朱瑛石、马蕾 2008…02…03 03：17
他并不拒绝权力，在需要拿起权力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握住权力之剑，在艰难环境里杀出一条血路，就像他刚刚毕业就敢做“大项目经理”，去开辟一个从未接触过的市场；他又不是一个对权力恋恋不舍，将自己的价值维系于权力的人，必要的时候，他能放得下权力，并且体面地离开，就像他在离开上海计算机服务公司时一样。
我本来就在“海”里，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季琦
开路先锋
1999年5月，旅游网站的方向已经明确，携程创业团队也找到了它的最后一块拼图—熟悉旅游业的范敏。创业者们在这个时候只需要吹响号角，冲向可能通往成功，也可能通往失败的创业之途。
不过，与很多创业故事不同，携程的四位创始人，最初并不是付出等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孵化自己的公司。在创业前期，季琦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也承担着最多的重任，而其他三位团队成员—尽管他们也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同季琦一起开会讨论，陪伴季琦一起走过创业之初的艰难时光—更像是“兼职”创业者。
这丝毫不奇怪，因为不管是在上海的商界里摸爬滚打了好几年的季琦，还是在国营企业做总经理的范敏，或者有“神童”之称、服务于跨国公司的梁建章，在国际投行运作数亿美元项目的沈南鹏，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一个企业创业成功依赖无数条件，而往往某个细节上的缺失，就会导致一个创业企业的失败。虽然他们拥有足够的自信、优秀的团队、看起来不错的商业模式，互联网的创业热潮似乎也为他们创造了“天时”，甚至也可以断言他们迟早都会取得成功，但是在1999年5月，真正开始着手组建公司，开始踏上创业旅程的时候，谁又能确保他们创立的这一个公司—携程能够成功呢？
他们并不是一无所有的创业者，没有“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的破釜沉舟的心态。他们已经算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季琦经营着一家年销售额100多万元的公司，梁建章在甲骨文公司拿着几十万的年薪和期权，作为德意志摩根建富董事的沈南鹏拥有更高的收入，而刚过30岁的范敏已经是一家国营企业的总经理，在体制中的前途不可限量。与中国传统的创业者不同，他们选择创业的动因，不只是为了获取金钱，更不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为了完成一项事业，为了让拥有过人天赋的梁建章、追求自我实现的季琦、希望自己能力得到最好发挥的沈南鹏和心怀理想主义激情的范敏证明，自己能够做一家史上留名的企业。
因此，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计算创业的成本，必须仔细考量携程的前途。如果仅仅做一个赚点小钱的公司，他们何必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呢？那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在一切都不明朗的时候，最适合做开路先锋的人，就是那个创业成本最低的人。
这个人当然就是季琦。
季琦和他心爱的军用三轮摩托（摄影：石磊）
季琦本人也认为这个角色非自己莫属。“梁建章跟我说，要不你先把公司做起来。我说，好啊。”季琦说，“反正我本来就在‘海’里，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事后来看，季琦确实是担当携程早期创业主角的最佳人选，这并非因为他的创业成本低，而是因为他最适合做这件事情。他不像梁建章和沈南鹏那样拥有海外学历和跨国公司经验，也不像范敏那样熟悉旅游业，但他拥有其他三位同伴所缺乏的东西：在中国这个并不规范的市场里，他已经游弋了许多年，他熟知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很清楚怎样才能生存下来。与在海外留学、就职跨国公司的“海龟”和服务国营企业的“大鱼”不同，虽然他这样的本土企业家总是被称做“土鳖”，但是在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大海之前，在那些泥泞的洼地上，“土鳖”最擅长寻找前进的路线。
体制内创业
1992年，当季琦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机器人专业硕士毕业时，有一个留校的机会。系主任找他谈话，他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这位长者，心里琢磨：如果留下来，到他这个年龄我能做到他这个位置吗？就算做到了，又有什么意思呢？
当然，季琦觉得有意思的，也不是延续自己在毕业前不久开始的电脑生意。如同大多数毕业生一样，他首选的就业方向，是进入外企。
进入外企不是件容易事。著名的日化巨头宝洁公司到上海交大招聘的时候，有100多名学生报名角逐有限的几个职位。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假如进入宝洁，每个月能拿到3000多元的工资，这在1992年已经是？般人无法想象的高薪。争夺异常激烈，经过一轮一轮考试淘汰，最后只剩下四个人，季琦是其中之一。
不过，宝洁的大门并没有就此对季琦敞开。当时，宝洁没有人事指标，如果季琦进了宝洁，他的户口要么退回南通老家，要么放到宝洁有人事指标的分公司，当时宝洁表示可以将季琦的户口放到广东佛山。
要户口还是要宝洁的工作机会？在1992年的时候，户口在人们的生活中还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个上海户口和一个小城市的户口，其含金量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甚至90年代末，上海为了发展房地产推出购房办理蓝印户口，仍吸引了大批周边地区的富裕人群。在1992年，只有那些走在时代前面的“胆大包天”之辈，才有胆量放弃户口。
如同面对这个难题时绝大多数人做出的选择一样，季琦做出了一个保守的决定，他还是想把户口留在上海。与季琦一起通过考试的另外三个人，后来在宝洁都做到了区域经理的位置。季琦觉得，当年自己要是进了宝洁，应该做得更好，不过，再怎么好，也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这都是事后的想法，当时，因为户口问题而不得不放弃宝洁，还是让季琦很郁闷。他跑到交大食堂二楼举办的招聘会上，打算随便找一家单位，先把户口落下来。
季琦“随便”找的这家企业名叫上海计算机服务公司。
“外地人要不要？”
“要。”
“机械工程系机器人专业的可以吗？”
“可以啊。你计算机水平怎么样？”
“还不错。”
对方考了他几个计算机方面的问题，研究生期间苦练计算机，又做了半年电脑生意的季琦轻松通过考试，很快他便踏入了上海黄浦区天津路86号上海计算机服务公司的办公大楼。
上海计算机服务公司的母公司—长江计算机（集团）公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6年，这一年的6月1日，上海成立了专业生产电子计算机的上海无线电十三厂，这家企业就是长江集团主体企业的前身。1974年，长江集团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能投产的运算速度为每秒100万次的大型计算机，这台机器作为国礼送给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不过，这个时候的季琦，根本没有心思去留意他进入的这家公司的背景，他只注意到天津路86号破旧的楼梯上，经常能见到老鼠嗖地从眼前穿过。如果不是为了落户口，他才不会来这个鬼地方，一个月的工资才90多块钱，一年的收入，都顶不上他在交大的时候卖一台电脑赚的钱。他只想通过这个公司过渡一下，解决了户口问题，就立刻离开。
第三章 创业者季琦（2）
第一团队：携程与如家 作者：朱瑛石、马蕾 2008…02…03 03：17
所以，在上班的第一天，出现在上海计算机服务公司总经理胡亦邦面前的是一个张狂的年轻人：他剃着板寸头，手里拿着一个砖头一般的大哥大，腰上别着随身听，一边拍着胡亦邦的肩膀一边说：“胡老师，我在这里干不长的。没关系，咱们交个朋友。我在这混两天就走人了。”
在体制内的企业里，很少有人能容忍一个新来乍到的后辈这样说话，但季琦比较幸运，胡亦邦不是个心胸狭窄的人，相反，他觉得季琦的性格和自己年轻时有点相似，性子直，说话冲。“冲的人要么就是个傻冒，要么就是很聪明。他可能把我当做后一种人了。”十多年后，季琦在一档电视节目上表演了他第一天上班拍着老板肩膀的情景后，这样解释他为什么没有被自己老板赶走。
胡亦邦给了季琦一些忠告：“小季啊，你跟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像，很冲、人很直，但是也蛮能干的。不过，做事情首先要做人，像你这个样子肯定不行的，做不了大事情，只能做点小生意，摆个小摊，赚个小钱，就像你在交大门口卖电脑一样。”
这些忠告，当时季琦并没有听进去。在1992年3月份进入上海计算机服务公司的时候，他绝不会想到自己会将两年半的光阴花费在天津路86号，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还会记得胡亦邦同他说的那番话。
让季琦改变“混两天就走人”想法的，一方面是胡亦邦对他的影响，“一边工作，一边就不知不觉上了老板的钩，觉得自己还缺很多东西”。另一方面，长江计算机集团—当时的名称还是“长江计算机集团联合（集团）公司”—的改革，也为他提供了一个施展能力的机会。
长江计算机集团的命运和多数老牌国营企业一样，在计划经济的时代里，它们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当它们进入市场，就发现它们的辉煌如此不堪一击。
1992年，长江计算机集团在全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排名第30位，销售收入3。9亿元。由于这一年国内计算机市场初步开放，国际巨头大规模进入，长江这样的国内企业遭到重创—1992年6月份，长江计算机集团的效益同比下降55。2％。
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下属公司自负盈亏，能赚钱则生存，不能赚钱则解散，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况且，国营企业中的承包制早在1987年就已经推广开来，长江计算机集团之前也有类似的考虑。时任长江计算机集团总经理的杨明炯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中曾写道：1991年、1992年将是长江集团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集团将竭力抓好的工作之一就是“把职工队伍分别组成从事计算机、一般电子产品和第三产业的三支队伍。改变部分人员工作不饱满，不能发挥作用的状况”。
季琦所在的上海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虽然叫“服务公司”，其实更倾向于技术，没有很强的销售能力。自负盈亏，意味着要自己寻找客户，这些技术人员显然不是个中高手。很快，就有人觉得这里没有前途，转到长江集团销售能力比较强的公司去了。最后，公司只剩下了七八个技术人员，三四个销售人员，眼瞅着公司就要关门散伙。
在一次例会上，讨论起公司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多数人都非常悲观。年轻气盛的季琦不久之前还在交大蹬着“黄鱼车”卖电脑，他不相信自己单枪匹马都能挣到钱，公司这么多人在一起反而挣不到钱。
于是，季琦在会上提出：“既然公司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总归要搏一搏。我们技术力量强，就应该做一些大的项目、好的项目，没有必要跟其他公司去竞争卖电脑，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
“好啊，既然你小季有这么大的决心，你就试试看。”胡亦邦给季琦封了一个“大项目经理”的职位，其实就是个光杆司令，下面没有一个兵。
根本不知道做大项目有多难的季琦，开始骑着自行车一个人上街去寻找他的大项目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给太平洋对岸的沈南鹏带来了新机遇，也给季琦带来了“大项目”。他很快就发现，很多外地证券公司到上海之后，人生地不熟，租房子、招人、买电脑、布网、到交易所申请卫星通讯，这些事情对他们而言都是难题。如果能进入证券市场，拿下这些证券公司，就不愁没有生意做。
拿下证券公司，最好的办法是先拿下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于证监会到1992年10月26日才成立，上交所实际上代行着很多后来证监会才有的职能，权力比今天要大得多，所有进入上海的证券公司，都要通过上交所。季琦动起了上交所的脑筋。
但是上交所的大门没有那么容易敲开。1992年浦东陆家嘴还是一片居民区，上交所的办公地点在黄？江和苏州河的交汇口，外白渡桥北桥桥头的黄浦路19号。这座欧洲新古典主义维多利亚巴洛克式建筑风格的大楼曾是上海最豪华的饭店—理查饭店，爱因斯坦、罗素和卓别林都曾在这家饭店住过。在1992年的时候，进入这栋建筑会看到一个面积为477平方米？交易大厅，46张双人经纪人席位，椭圆形的中介经纪人席位，排列成一个巨大的凹字形，面对着12。69平方米的大型电子显示屏。
在这样一座大楼里工作的人，也散发着高傲的气质。在他们眼中，能够与上交所打交道的都是惠普、IBM这些国际大公司。长江？这不是家国内企业吗？而且它居然派了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来，想要做上交所的业务，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正面接触被拒绝，季琦只好曲线进入。他四处打听，终于辗转找到一个在上交所工作的交大校友，通过这位校友的介绍，打开了上交所的大门。两个月之后，季琦已经成功地开拓了证券市场。这个时候，季琦才有了点大项目经理的样子，经常有客户拿着他的名片到公司找他，季琦开个单子，双方就把合同签了。平均一个单子能赚几万块钱。
跟季琦预料的一样，计算机服务公司的技术优势在做证券公司业务的时候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中国证券市场实行的是T＋0交易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当日买入的股票可以在当日卖出。证券公司对网络的要求本来就高，在T＋0交易制度下，网络更不能出故障，一旦网络有问题，股民当天的股票无法卖出，就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场面。计算机服务公司那些哀叹自己没有销售能力的技术人员们真做起事情来可不含糊，他们的系统没有出过什么大的问题，这也帮助他们赢来了更多的客户。
业务开展起来了，当初“混两天就走人”的念头早就抛到了脑后，季琦在上海计算机服务公司工作了两年半的时间。这两年半中，他的职位不断上升，最后成了公司的二把手，按照他自己的话说，“除了财务，什么都管”。公司的规模也有所扩大，从“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扩充到了30多个员工。像所有小公司一样，季琦不停地开辟新业务，他让公司成为华东最早一批微软经销商之一，为写字楼做综合布线，可能赚钱的业务，他都希望尝试。
季琦把这两年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