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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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受了重伤，但贝纳维德兹不愿就此罢休。他和医生斗（他们说他再也不能站起来），和军方斗（他们想解雇他），和病痛斗（这是最难的），慢慢地能自己走了。接着又获准加入了美国特种部队。就像他争辩的那样，自己是个“战士，做不了文书”。经过一段高强度的训练，他又回到了越南，参与绝密行动，并试图从北越军队获取情报。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西格玛计划”。　　　　
　　　　最终使他一举成名的事件发生在1968年5月2日，当时他自告奋勇去救助执行机密任务时被困柬埔寨、后被北越部队包围的战友。在救援过程中，贝纳维德兹身中五弹，弹片分散在身体的六个部位。就在他想去救最后一个同伴时，不幸被北越士兵用枪托击中脑袋。他倒下了去，就在那名北越兵迟疑要不要用刺刀捅他的时候，他用特种部队的小刀返手将那人刺死。虽然身上有伤，他救起了幸存的美国兵，并把战友的尸体抬了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很镇静，想到要销毁秘密文件和电子设备，然后才登上前来营救的直升飞机。因为伤势太重，急救人员都以为他已死，把他裹进了运尸袋。一位负责人低身给他拉拉链时，贝纳维德兹做了力所能及的惟一一件事：他使尽全身力气，冲着医生的脸吐了一口唾沫。　　　　
　　　　作出如此牺牲，且如此英勇，贝纳维德兹被授予了两枚紫心勋章和优异服役十字勋章，后者是美军士兵的次高荣誉。1976年，贝纳维德兹退役，领取全额伤残补贴。五年后，当着他全家43口的面，里根总统把象征美军最高荣誉的奖章——美国荣誉勋章——挂到了他的胸前。　　　　
　　　　他的事情没有到底结束。三年后，美国社会保障总署要求他接受医生和精神病学家的检查，以判断他是否夸大了伤情，这让他大为吃惊。后来伤残查证属实，他却公开抗议，说自己为此蒙羞，引发了全美的愤慨。各地老兵请他出头。他回忆说：　　　　
　　　　大多数信是写给我本人的，开头就叫罗伊。他们多把我称作英雄，虽没有直说，却都暗示我是惟一能帮他们的人。很多人都诉说了他们的绝望：对美国荣誉勋章得主政府都能作出这等事，更何况普通退伍士兵呢？　　　　
　　　　虽不太愿意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敬爱的三军统帅，最后他还是站到了战友一边，开始为退伍军人的权利奔走。一边写自传，一边为位于得州休斯顿的一家“生命保障”组织工作。“我周游全国，到各地与人交谈，”他说，“我要告诉大家，自由总要付出代价。很多时候这个代价要用血肉来换取。”与和平示威者不同，他总是自豪地把奖牌戴在胸前，以纪念为国征战的“无名英雄”们。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2

　　　　再多的奖章也够不上美国的英雄。多数只能把伟业放在心间。每个军人都是“无名英雄”，在每一场地缘政治博弈、军事冲突中，我们的士兵不论男女，无论怎么被摆布，都会尽其本分、名誉和责任，为个人和民族的自由而战，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对住在市中心贫民窟的年轻人，他有这样的忠告：“要是不愿一个人，到我们这儿来吧，特种部队欢迎你的加入。”陆军罗伊·贝纳维德兹军士长及约翰·克雷格，《荣誉奖章：一位越战老兵的故事》（华盛顿特区，1995），页6，9，19，21，31，74，78—79，85，100，139—149及159—172。　　　　
　　　　罗伊·贝纳维德兹的自传暗合了传奇的一般模式：主人公刚生下来就被父母遗弃，由好心人拉扯大，定要不顾生命危险做一件大事，以报答养育了他的社群。在英雄壮举后被人放进裹尸袋，贝纳维德兹就连光荣的英雄之死也（象征性地）体验了。有关英雄迷思的探讨，见罗伯特·西格尔（编），《找寻英雄》（普林斯顿，1990）。军队急需的就是像贝纳维德兹这样的勇士。部队虽有优良的“施暴”传统，而且自诩无论是谁都可以教训成合格的战士，但也不得不承认有些人培养起来终究要便利些，且更适合冲锋陷阵。在整个20世纪，关于什么样的人最可能成为合格的战士，一直有不同的争论。种族特性向来是重要的标尺，可在其他方面由把战斗力视作人天生的、好像本能一样，而且（最重要的）因人而异，逐渐倾向于认为它是可以通过群体动力学来培养的。　　　　
　　　　理想的士兵　　　　
　　　　现代战事已经改变了我们对怎样的人容易成为勇士的固有看法。过去的一些标尺现在看来不免好笑，比如红头发的士兵做杀手最凶猛，哈罗德·皮特，《列兵皮特》（印第安纳波利斯，1917），页104。又如1962年一份调查所显示，胡子刮得干净和修剪整齐的人适合做军官，而上唇满是胡渣的人则不够格。G。佩伯迪，“髭”，《精神病学报》，107卷446期（1961年1月），页40—47。要不就是些老掉牙的观点：什么年纪越轻、身体越壮，攻击欲就越强等等。W。伯奇特，《温盖特的鬼军》（孟买，1944），页36及杰克·马汉、乔治·克伦，“海军陆战队战斗力的经度预测”，《社会心理学刊》，83期（1971），页45—54。卫生干事会设计测试项目，看谁“事故率”最高，这样的人据说最适于当突击队员，类似如少年犯、蹲过监狱的、“伦敦东区土生土长的”等也是合适人选。佛兰德斯·邓巴博士，“工业部队及武装部队中事故和失误的医学研究”，《战争医学》，4卷2期（1943年8月），页161—175及希拉里·桑德斯，《绿色贝雷帽：突击队的传奇故事1940—1945》（伦敦，1949），页39。婚姻会削弱男人的战斗力，因为“在关键时刻”，有家小的男人“会想到自己牺牲后家里孤儿寡母的情形——虽是不由自主的想法，却是自然流露，但这会使他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W。伯奇特，《温盖特的鬼军》（孟买，1944），页36。另见海军陆战队约翰·麦克恩里瑞上校，《一名海军陆战队俯冲轰炸机驾驶员在瓜达卡纳岛》（亚拉巴马，1987），页89。这一论点与塞缪尔·斯托弗的研究相抵触，后者证明已婚男士打起仗来比单身汉更英勇：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5。最镇定的杀手据说应是运动健将（像一位知名的澳大利亚板球运动员，一战时就因用投球的那只手臂放倒了47个土耳其人而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戴维·法伦上尉，《决战（加里波利至索姆河）》（伦敦，1918），页81—82。最富攻击性的士兵莫过于生在辈出运动健将和勇猛士兵的家族的人。有两位研究人员在1945年曾这样说：“因为认同”父亲的作为，儿子会“努力重现父亲当年的神勇，也许会青胜于蓝”。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1—42。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3

　　　　个别行业的雇员颇受青睐。比如矿工，就被认为擅长“肉搏”。R。汤普森，《人在枪林》（伦敦，1946），页126。另见查尔斯查尔斯·麦凯罗上尉，“日记书信集”，1915年11月11日写的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相反，尽管有诗人齐格弗里德·萨松的阵前嘉勇，美术家、音乐家之类是绝不可能成为英雄的。新闻简报摘自《早间顾问报》，1936年7月4日，收伦敦档案局PIN15/2503。主修英语、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生较多质疑命令，不太可能使用核武器。彼得·卡斯坦以此来论述军队需要这样的人：卡斯坦，“‘职业’和‘公民’军官：军校和美国后备军官训练队军官候选人的比较”，收查尔斯·莫斯考斯（编），《舆论与军方》（贝弗利山，1971），页55。还有一些观点前后不一致。比如有人认为，农村来的兵打仗更勇猛，因为他们能吃苦，而且熟悉林中生活，如辨路、打猎等。应把他们分散到各个连队，并分派难度大的巡逻任务，这是澳大利亚武装部队的麦锡森中校1943年发表的观点。（澳大利亚武装部队）马瑟森中校，“丛林战笔记”，1943年2月28日，页1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亨利·德齐斯，其访谈收埃里克·伯哲鲁德，《触火：南太平洋的地面战》（纽约，1996），页219。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城里人才是当兵的料，因为他们“不太会因现代战争的嘈杂而心绪不宁”。陆军雷考克上校，“中东的突击队训练”，1942年，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有时也有这样的论调，说最好的士兵是那种刻板、顽强型的，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65—66及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85。而力气、机敏、胆量、凶狠等特性是可以通过选择性交配和“对症下药”来提升的。诺里斯·霍尔，“科学与战争”，收霍尔、小泽卡赖亚·查菲、曼利·哈得孙（编），《下一场战争》（剑桥，1925），页26。厉害的士兵自有其培养的途径，是当时非常普遍的看法。熟稔战史的将官都赞同卡莱尔的著名论断，英雄在世，冥冥中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应有敏锐的洞察力、精准的方向感和一往直前、追求真理的勇气。英国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1945年时曾这样说，“坚强半是遗传，半靠训练，我看……还是遗传更重要些”。陆军战地元帅韦弗尔伯爵，“好兵”，《泰晤士报周日刊》，1945年8月19日，后收其《好兵》（伦敦，1948），页43。下面这封信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这些想法，信是前线打仗的哥哥写给同处战壕的弟弟的：　　　　
　　　　我注意到来信里说别人想你一定做梦都想着与敌人搏斗云云。我也注意到了同样情形。这年头有种的没几个，所以卑鄙、危险的活儿总是推给他们。你要是总借口想找死，别人乐得做好人。这世道！有些人的胆子跟虱子一般大，有的跟兔子的有一拼，有的根本就是狗胆，只有极少数人才长着人胆。弗斯布鲁克及格罗夫纳·克拉克，“书信集”，弗斯布鲁克·克拉克信件，1917年6月12日，利德尔收藏。　　　　
　　　　或者就看弗兰克·马卡姆的母亲1917年时是如何训示她在前线胆小如鼠的儿子的：“至于说你是懦夫，孩子，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凭什么偏你没那点血性呢，听我说，孩子，别以为我在责怪你，我只是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锡德尼·马卡姆爵士，“书信文件集”，母亲来信，1917年3月1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但部队需要的是更精确的指向标。毕竟，靠父母、兄弟、女友是不可能客观评价其所爱的人的“胆量”的；另外由于兵力方面的限制，把城乡士兵分开来对待也不现实。只招募少年犯肯定不够数（是否红发姑且不论），结了婚的也得招。军官们希望有对“战斗力的科学量度”，要快，要准，还要便宜。一战时，战斗力的高下似乎写在士兵身上。用卫生干事罗伯特·威廉·麦凯纳的话说就是：　　　　
　　　　毫无疑问，在一个人的体质和他的胆量之间是有确定的对应关系的。只要不是懦夫，一个强壮的人总该比瘦弱的人更为勇敢；灵魂和身体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64—65。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4

　　　　所以在1914—1918年间，征兵时要进行体检，以淘汰过于瘦小、不适于打仗的人，也是为了甄别两种人，一种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表现最佳，另一种则更适合在后方工作。当时的新兵被分为四等。分属哪个级别，主要看体形：身高、胸围、体重是主要判断依据。把新兵按健康状况分为四类，既是因为认识到阳刚气和战斗力之间存在正相关，也是基于身体健康的医学标准。相关讨论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页172—173。有评论人员认为，军方没有采取足够努力来寻求对“战斗力的科学计量”。查尔斯·伯德和G。斯坦利·霍尔（两人都执教于麻省克拉克大学）是颇有影响的心理学家，他俩不约而同地建议军方采用法国盛行的形态学，把人分为四种身体类型（肠胃的、呼吸的、肌肉的、大脑的），每种都对战斗力大小有重要影响。“肌肉型”的人——一般是四方脸，长得有横有竖，四肢发达，身材匀称——应派往最危险的前线。“肠胃型”——平顶金字塔的头，消化器官较常人大，躯干粗壮，四肢短小，胸腔也小——适于防守，要是有人敢打补给品的主意，他们是会出手的。骑兵和飞行员应当从“呼吸型”里挑选：他们胸肌发达，脸也大，最宽是在鼻子那条水平线。“大脑型”的人虽然矮小，却有很大的韧劲；尽管情绪容易失控，却是很好的将才。查尔斯·伯德，“离家上阵：士兵心理研究”，《美国心理学杂志》，28卷3期（1917年7月），页323—324；A。谢卢、利昂·麦克奥利弗，《医疗形态学：四种身体形态研究》（巴黎，1912）；G。霍尔，“顺应战争而发展的心理学的实际应用”，《教学研究季刊》，26卷（1919），页83—84。这样的四分法与早先黏液质、多血质、胆汁质、神经质的划分不无相似之处。　　　　
　　　　这种大而化之的分类虽然一战后就销声匿迹，但该理论并没有完全被唾弃。直到上世纪20年代，勇武还是靠体格来衡量的。所以才会有新西兰医疗队的A。D。卡贝里中校在1927年澳洲医务工作者大会上提出下面的标准，作为是否应吸收某人入伍的依据：　　　　
　　　　第二性征也应在考察之列：生殖器的发育情况，体毛的分布，尤其是上阴毛的轮廓怎样，头皮、眉毛怎样，骨盆的大小，还有脂肪在全身的分布等等。盆腔过小，体毛、脂肪分布近于女性的或第二性征发育不完全的男性，一般不会成为好士兵。陆军A。卡贝里中校，“招募新兵的医学考虑”，《澳洲医务工作者大会会刊（英国医学会）之第二次会议记录：达尼丁，1927年2月3日—10日》，1927年11月12日，页369。　　　　
　　　　到二战时又增添了个性考察和简单的健康检查作为补充。研究人员又设计出了通过“观察体格来判断阳刚气”作为挑选士兵的办法。按这种办法，“正常人”（也就是没有内分泌失调的男性）可以按是否具备“男性气质”分为高、中、低、差四级。“阳刚气十足”的人应很精瘦，臀部比肩窄，胸腹部要平，股间要有空隙，“腿肚内收明显”，阴毛应向肚脐聚拢。这些人应立刻派上前线。男性气质低的一般外形绵圆，肌肉不多，臀比肩宽，胸部浑圆，“腹部像女性一样隆起”，两股距离近，“腿肚外凸”，阴毛向两侧偏聚。与“真汉子”不同，他们的手臂总是屈着（过度放松）。这样的人打仗不会很厉害。1943年，英国皇家军官训练队测试了该理论。在那些“阳刚气十足”的人中，41％被列为优秀军官候选人；男性气质一般的人中这一比例是11％；在低、差的人中，竟没有人可选。克拉克·希思、W。伍兹、L。布鲁哈、C。泽尔策、A。博克，“选人：战斗人员挑选速法”，《内科年报》，19期（1943），页415—426。另见克拉克·希思，《什么是人：正常青年男子研究》（马萨诸塞，1946）。这样，战斗力高低便与体格挂上了钩。　　　　
　　　　但实际情况却表明，从人的身体看他是否骁勇实在不可靠。二战开始后，新一代的军事研究人员突然造访各训练营，不是捣鼓数字，就是找人谈话，再就是附会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