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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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伦敦泰维斯托克诊所的执业医师莫里斯·赖特在1939年时曾对开战之际泛滥的仇恨表示过担心：　　　　
　　　　如此粗野的仇恨、残忍、暴虐一下子倾巢而出，是我从未见过的……最原始的暴虐在报章、普通人的谈话中得到了无疑的释放——在我看来，尤以在女性身上最为显著，平日里攻击本能在她们那儿受压抑最深。莫里斯·赖特，“战争对平民的影响”，《柳叶刀》，1939年1月28日，页189—190。克利福德·艾伦在“战时的情绪变化”，《柳叶刀》，1940年5月11日，页901中认为二战中的施虐行为要比一战少，并认为年纪大的人（和后方的人）最容易对敌人施暴。　　　　
　　　　女人手中没有武器，其攻击欲要得到满足，只有靠男人代她们去杀戮。J。格雷，《战士们：战场回想》（纽约，1959），页135及弗雷德里克·基灵，《基灵书信回忆集》（伦敦，1918），页259—260，与R。恩索尔书，1915年12月23日。　　　　
　　　　英国地方军的训练手册中有些材料，其对“灌输仇恨”的论述，整个二战未有能出其右者。正规军特别希望可以限制地方军的作用，尤其不愿看到他们成为嗜杀的游击队：见“1942年8月29日在地方军连长培训班上的讲演：地方军的军事角色”，页4，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2487及陆军G。沃克少校，“游击战和地方军”，1942年4月30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387。汤姆·温特灵恩（他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发表了他1941年为地方军训练写的讲稿，里面他教士兵用小刀无声无息地杀人，告诫他们永远不要生擒敌人，并且强调打起仗来没有任何规矩好讲。汤姆·温特灵恩，《地方军是好样的：在奥斯特利公园地方军训练学校讲演集》（伦敦，1941），页3—4及27。同年，诺曼·德穆思在《袭击德国鬼子》中也教别人如何了无声息地杀人。他的书被英国本土部队总司令评为甲等，强烈推荐大家去看，而且可以用训练款购买。地方军总司令，“地方军第41—1942号指示：注意事项”，页3，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872B。德穆思要大家对杀人不要有任何“顾虑”。“不要忘了集中营，”他激烈地说，“不要忘了纳粹的极端变态心理”：　　　　
　　　　记住，他们来犯时如不把他们干了，这些自阿提拉［约406—453，匈奴皇帝，人称“天谴”，他即位后统一了蒙古各族，西征东罗马帝国，大军所到之处非死即奴，将疆界推至多瑙河畔，并收取岁贡，后杀死了自己的兄弟，独揽皇权，逼迫拜占庭帝国割地臣服，每年进贡——译注］以来最可憎的东西就会把我们的家园夷为废墟，屠戮我们的百姓，奸淫我们的母女姐妹……打他们，不然他们就会打你。问问你自己，我们被他们虏走的人在德国过得是怎样的日子——然后用刺刀戳他们，直到把他们刺死。这是我们的惟一要务。　　　　
　　　　他反复强调，地方军成员务必要“使自己适应”杀戮，并建议教官把士兵带到“当地的屠宰场，让他们尽情地看。开始时他们会厌恶这么做，这时就要再三反复，直到他们不再反感。”他建议让地方军士兵拿他们“杀人的刀”先在牲畜身上体验一下“身体上的那股韧劲”（“他们会惊诧于杀人所需的力气之大”）。诺曼·德穆思，《袭击德国鬼子：侦察、追踪、伪装手册》（伦敦，1941），页64及84。　　　　
　　　　接下来的四本教材是在1942年写成的，都有德穆思的语气。在《地方军成员及军士总体战训练手册》中，陆军少校M。D。S。阿默对德穆思书中的训练方法表示了赞同，并鼓励地方军成员多去屠宰场，好在畜体上练习刀法并熟悉用手、脸来擦拭血迹。陆军M。阿默少校，《地方军成员及军士总体战训练手册》（伦敦，1942），页46。同年，皇家加拿大炮兵部队的E。哈特利·莱瑟中尉写了《赤手空拳》一书，意在教授地方军成员如何高效地“搞定德国佬”。书中写道：　　　　
　　　　不管这件事多么让人生厌，它总得有人去做，而且要做就要干净利落；记住，德国人做事总是很利落的：我们要打败他们，只有按他们的牌理出牌，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来将就我们。跟他们讲公平竞争、正派体面根本就是对牛弹琴。一般英国人都不会落井下石，但和德国佬打交道，就得忘掉我们长期以来熟悉的那一套礼节；纳粹分子生来就不懂什么是体面。这不只牵涉到如何打败德国佬；还事关你、你妻子和你孩子的性命。陆军E。莱瑟中尉，《赤手空拳》（奥尔德肖特，1942），页7。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12

　　　　如此露骨的恶意在这种题材的作品中并不鲜见。在《硬功夫》一书中，锡德尼·达菲尔德和安德鲁·G。埃利奥特要地方军成员忘掉有些教员所说的“刺刀在现代战争中已属多余”的话。正相反，因为刺刀可以肉搏，尤其是在夜间、雾中、街头或是其他弹药不够用的场合，它的用处正前所未有得大呢。此外，为了防身，他们还建议所有士兵都配备匕首。他们同意莱瑟的观点，即作为地方军成员不狠点不行：“消灭敌人”是他们的惟一要务，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抛弃“英国人”的绅士打法（他们举的过时的“英国”做派的例子包括俘虏敌人和“堂正大度”的各种观念）。锡德尼·达菲尔德、安德鲁·埃利奥特，《硬功夫：致地方军成员及英国军队士兵》（伦敦，1942），页9，11及42。　1942年，埃利奥特还为地方军写了本训练手册。这本名为《地方军全书》的小册子是他和“J。B”及“科学工作者”共同编写的，进攻性更强，要士兵不要去管指挥官将道德律令加诸战场的任何努力：地方军的嗜血不应被正规军的那一套束缚住。比如他们建议地方军成员把钢盔的后面锉尖以攻击来犯的侵略者，并把尖端涂上颜色，“这样指挥官就不会知道了”。对军方的不信任在论及武器时就更张显了。《地方军全书》嘲笑“老家伙们”拒不接受非传统的观念。接下来，埃利奥特形容了他们是如何贬低他关于怎样搞定哨兵的主张的：　　　　
　　　　既然这通常是悄悄进行的，那最好是用石弓和钢头箭。这样在十米远的地方就能放倒他，而不用匍匐到他跟前……由于在进攻者到位前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宁愿用弓箭而不主张上前把对方掐死。安德鲁·埃利奥特、“J。B”、“科学工作者”，《地方军全书》（伦敦，1942），页28及65。　　　　
　　　　1943年，社会心理学家马克·梅提出平民更易产生仇恨，因为他们要经历抢购公债的风潮，得收集“废铜烂铁好杀日本人”，行动受限，要忍受物质匮乏，还要担心家人生命安全。马克·梅，《战争与和平的社会心理学分析》（纽黑文，1943），页66。另见费利克斯·多伊奇，“平民的战争恐惧症及其治疗”，《精神分析季刊》，13期（1944），页303。但前线的人也得忍受类似的限制。同年，格雷戈里·齐布尔克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发言中指出，老百姓之所以仇恨敌人，是好抑制自身对死亡的恐惧。但他也说：　　　　
　　　　但其转为恶意仇恨的程度，而不是其受压抑的程度，才是构成我们所说的这些战争间接参与者“士气”的主要成分——尽管他们远离战场，生命也没有受到威胁。格雷戈里·齐布尔克，“对死亡的恐惧”，《精神分析季刊》，12期（1943），页472。　　　　
　　　　于是，他们把无法亲身杀敌的愧疚移置到了敌人身上。女人因为战争失去了男人，在家里舒舒服服地呆着，也就不把敌人当人，被他们杀害的人的惨叫也就当没听见。　　　　
　　　　前线的士兵非常清楚，训练时看到的妖魔化敌人的照片和战场上实际遇到的之间会有很大出入。F。派克汉姆，“可鄙的1912—1920年代回忆”，页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战斗经验告诉他们，别人说的话不能信。例见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162。当你直面敌人时，几乎很难相信那些暴行的传闻。海勒姆·斯特迪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德国兵的可怕场景。他虽然参加了索姆河战役，但第一次看见德国兵是战斗结束后去查看战俘时：　　　　
　　　　仅凭看到在湿地里泡了数月、没有布盖着的死尸，是没法建立对一个民族的整体概念的。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所见敌人的惟一一面。下面我要看到的应该就是割下了比利时妇女的乳房、把刺刀插进他人身体的这些人了。这帮德国畜生。他们列队走过来，而我此时忽然感到战争开始以来从未有过的失望……这些战俘都很年轻，伤挺重，都缠着绷带……他们蹦着、跳着，神情很紧张，我想可能是刚经过轰炸的缘故。他们走过时我听到的最粗鲁的话是“这帮可怜的家伙”，说这话的是一名步兵。海勒姆·斯特迪，“与皇家炮兵团在西线的插图岁月”，页51—5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战前头脑中想象的敌人模样和战场上的实际情形间的不同，有很多人都评论过。锡德尼·罗杰森见到德国战俘后的反应是这样的：　　　　
　　　　我们的敌人早就成了传奇人物。我们得到的消息是，距我们通常不过几米、拉满铁丝网的战壕后藏匿的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德国佬、白肤金发碧眼的野兽，他们从不知道留人性命，是他们钉死了加拿大人，刺死了婴儿，奸淫了比利时妇女，分离出尸体的脂肪建厂加工！……但这些脸色惨白、面容严肃的年轻人真的做得出这种穷凶极恶的事吗？锡德尼·罗杰森，《十二日》，1930年首版（诺里奇，1988），页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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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军人都把杀敌当作一件略微有点恶心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他们自视为匠人、专业人士，或者不过是履行自己职责的普通人。爱德华·格洛弗，《恐惧和勇气的心理学研究》（哈蒙兹沃思，1940），页84；陆军弗洛伊德·琼斯军士长，其访谈收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177；欧尼·派尔，《这是你的战争》（纽约，1943），页241—242；保罗·里奇，《战机驾驶员：法国战事的个人记忆》（伦敦，1944），页71。1942年时，约翰·J。弗洛赫蒂描述了空勤机械师拉塞尔·布朗中士在机载枪手和另两名机组人员牺牲后被迫接过机枪的情形：　　　　
　　　　布朗（因战友牺牲而起的）的一腔怒火让位于冷静的决心。战斗带来的激动心情已不再，现在他是一名熟练的工匠，手持工具在做着习常的事情。　　　　
　　　　接着，布朗又叙述了他在击中德军机组人员前是怎样盯着他们的眼睛的。约翰·弗洛赫蒂，《勇气与荣光》（费城，1942）。当别人问战功显赫的埃勒斯中士，他杀死那么多德国人是不是因为仇恨时，他答道：　　　　
　　　　我不恨任何人，先生，也不愿意杀人。但如果有人在我做事时碍手碍脚使我不能继续工作，那只有杀了他，就这么简单。埃勒斯中士，引自默尔·米勒，“介绍”，收唐·孔登（编），《战斗：太平洋战争》（伦敦，1958），页9。他曾获美国荣誉勋章、银星奖章和带小金属徽章的铜星奖章。　　　　
　　　　毛利族士兵保罗·托马斯描述了他在赴越作战前的类似反应。“去越南是当时惟一可做的事，”他回忆说。那时“杀人不牵扯任何的感情；这样的反应是早就欲设好的”。保罗·托马斯，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中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67。　　　　
　　　　不少士兵都认识到，敌人和自己一样遭罪。用伞兵威廉·克拉克在一战时的话说就是：　　　　
　　　　和他们面对面站着的时候，你不会恨他们。他们和我们一样当兵打仗，一样受政治家、将军和战争贩子的操纵。我们——他们——都不过是炮灰。伞兵威廉·克拉克，“‘14/18’杂忆”，页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类似的话弗雷德里克·亨特也说过，“真心服役”，1980年，页2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及T。皮姆教士、杰弗里·戈登教士，《两位随军牧师发自辟卡迪的日记书信》（伦敦，1917），页28。　　　　
　　　　尤其是在轰炸期间，士兵虽然宣称要尽力杀敌，但也常对德兵怀有极大的怜悯。弗雷德里克·基灵，《基灵书信回忆集》（伦敦，1918），页253—254，与格林太太书，1915年11月13日。在前线区别对待敌军士兵和他们的长官是比较容易的，正如发表在《澳大利亚兵》上的一首一战诗的前两个诗节所写：　　　　
　　　　我不想把德兵　　　　
　　　　炸得尸骨无存；　　　　
　　　　和平才是我所期待——　　　　
　　　　要这些尸块有何用。　　　　
　　　　但我要把他们的皇帝高悬　　　　
　　　　还有他的私人卫队——　　　　
　　　　名有多臭就挂多高；　　　　
　　　　反正有高炮轰他下来。海默，“和平的条件”，《澳大利亚兵》，1918年8月6日，页11。　　　　
　　　　这种想法在欧洲战场尤其有代表性，而在稍“远”一些的战区（如二战中的太平洋战区）就未必了。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61。试比较，有42％的美军士兵看到日军战俘后反而更想杀人了。这可能与太平洋战争特别残酷有关，其时接触敌人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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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爱是恨？　　　　
　　　　就杀人来说，正面的感情要比负面的管用。仇恨可能反会降低“战斗力”；关爱的作用正相反。技术进步，炸弹、手雷的使用日益增多，彻底削弱了激情在战斗中的作用：冷静的头脑、坚定的目光要比对敌人满腔仇恨更重要。W。麦克斯韦尔，《从心理学角度回顾一次大战》（伦敦，1923），页84。另见斯坦利·戴尔蒙德，“战争和分裂人格”，收莫顿·弗里德、马文·哈里斯、罗伯特·墨菲（编），《战争：武装冲突及侵略的人类社会学》（纽约，1968），页187。杀敌的欲望加上盛怒和仇恨，在其作用下抠扳机的手反会发抖。《战士的心理学》，第2版（华盛顿特区，1944），页267。在嘈杂、疲劳、危险的环境中，军人能否保持“定力，坚持完成任务”显得十分重要，有位心理学家反复说道。安东尼·华莱士，“战争的心理学准备”，收莫顿·弗里德、马文·哈里斯、罗伯特·墨菲（编），《战争：武装冲突及侵略的人类社会学》（纽约，1968），页178。要长时间保持对敌人的仇恨不仅十分困难（能与不能尚且不说），G。霍尔，“士气在战时及战后”，《心理学报》，15期（1918），页382—383。对杀人经历和仇恨缺位的直白探讨，见爱德华·查普曼，“法国来信”，致姊希尔达书，1916年11月2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伞兵威廉·克拉克，“‘14/18’杂忆”，页1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弗雷德里克·基灵军士长1915年12月23日及陆军阿瑟·韦斯特上尉1916年2月12日的信，均引自收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161及290；列兵莱昂内尔·黑明，“拉下重骑兵”，页112，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B。劳伦斯文章草稿，“理智还是情感”，页4—5，收C。奥格登，“书信文件集”，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阿尔弗雷德·威廉斯少尉，“西线来信”，页90，1916年10月16日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而且进攻欲过于强烈的部队常不易收手，这样就得承受不必要的伤亡。G。柯尔布鲁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