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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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奎德1946年9月12日生于江苏南京市。1985年获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嗣后　　　留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1983年6月，在桂林召开的一个全国学术会议上，陈奎德代表复　　　旦六位与会者作了“关于认识论的几点意见”的发言，激起中国哲学界的变革思潮。此后，　　　他发起组织“复旦大学理论工作者联合会”，任首任会长。1988年1月，陈奎德应聘任华　　　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并任上海《思想家》杂志主编，上　　　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学术委员。
　　1989年6月5日，陈奎德应邀赴美；任美国波士顿学院访问教授，1990年1月起，陈奎　　　德应聘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民主中国》杂志主笔，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人文学部　　　常务协调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当代中国研究》期刊编委等。2002年起，同　　　时担任《观察》网站主编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陈奎德的研究方向有西方哲学史、政治哲学、科学哲学、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国近当　　　代文化变迁等。出版有专著《怀特海哲学演化概论》、《新自由论》、《怀特海》、《海　　　耶克》、《煮酒论思潮》，主编有专书《中国大陆当代文化变迁（1978—1989）》等，并发表　　　了两百多万字的学术论文和文化评论等。传记分别收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主编《世界名　　　人传记辞典》及《Who'sWho知识分子卷》，以及美国传记研究所主编《五百位有影响的领　　　导者》等。
目录
前言&自由盗火者：严复——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2）
自由思潮的舆论骄子—梁启超——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03）
蔡元培：自由主义教育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
胡适：中国自由主义的中枢——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6，7，8，9）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0、11、12）——傅斯年：自由之虎（10、11、12）
罗隆基：人权理论家与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3、14、15）
储安平：政论家的命运——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6、17、18）
张东逊：自由派哲学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9、20）
徐复观：自由儒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1、22）
殷海光：自由的悲剧征象——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3、24）
从“坐而言”到“起而行”：雷震与《自由中国》——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5、26）
张季鸾：近代独立报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7、28）
张君劢：宪政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三位一体—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9、30、31）
萧公权：中国宪政理论的先驱——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2、33）
林语堂：中西交流的桥梁——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4，35）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6，37）
张佛泉：自由的卓越阐释者——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8、39）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
　　前言
　　在《近代宪政演化》系列里，我们已经系统回顾了宪政民主制度在世界历史上的发生和演化历程。现在，我将转向中国，追溯自由主义进入近代中国的发生发展脉络及其代表或相关人物，从而开始一个新的讲座系列——《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如所周知，自由主义是近代西欧的产物，它的有些基本要素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世界的希腊罗马和中古时期。而古代与中古时期的中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体系，与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有相当不同的政治生存模式和政治思维方式。换言之，它们是两种类型的政治文化。然而，自近代各文明体系有了大规模的空间接触之后，中国也同其他文明一样，进入了深刻互动的全球流变的政治经济文化脉络中。作为西方主流的政治思潮与制度构架，自由主义自然也就进入并影响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其中的知识阶层。
　　关于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影响，举一个例子即可说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公元1946年，中国各党各派政治力量，齐聚一堂，探求国家走向，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留英归国的储安平先生，趁此国运转折之机，于9月1日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政论周刊——《观察》。当年，有70名中国知识界人士，均为鸿学硕儒引领风潮之一时之选，以特约撰稿人身份，把自己的名字列在《观察》封面。承载着70份诚挚而严肃的承诺，未几，《观察》销量竟高达十万。一份以思想和时论为主的周刊，竟致洛阳纸贵，遂成一时佳话，这一赋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言论重镇，点燃了中国进入现代宪政的希望。不幸的是，内战的烽烟，不久后即以燎原之势弥漫开来，《观察》在风雨飘摇中勉力挣扎，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后来就被逼仄的历史格局所腰斩，而中国也遁入更深的暗夜之中。但《观察》所标举的自由主义旗帜，以其理性之清明，立场指客观，精神之宽容，却从此化成了现代中国精神天空中的一颗恒星。我们以下的新系列——《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是要重新点燃半个世纪前被窒息的自由之薪火，并把它传递到更为深邃广袤　的时空中去，以完成其未竟之志业，发煌其自由的道统。这一近代中国的自由脉络，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以降，至蔡元培、胡　适、陈寅恪、储安平、周树人、梁漱溟、熊十力、钱穆、张君劢、徐复观、张东逊、史量才、邵飘萍、张季鸾、罗隆基、马　寅初、傅雷、殷海光、雷震、林昭、顾准、遇罗克……；从五四的突破，到西南联大的集结、《申报》、《大公报》与《观察》的　惨淡经营；直至1957年春季、1976年“四五”、1979年西单墙、1980年代、1989年等各次民间力量的涌动……这一历史脉搏，时断　时续，时隐时现，时强时弱，虽屡经横逆，仍不绝于缕。我们这一系列讲座想要仔细探索的，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一脉细微而　柔韧的自由香火。
　　本讲座所处理的，是广义的自由主义，即欧洲古典自由主义在近当代的繁衍发煌。在这个意义上，北美和欧洲的左右两翼自由主义，都在这一传统之中。譬如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都在这一古典自由主义笼罩之下，而不是单指狭义的美国加拿大的自由派（liberal）。本讲座所处理的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将以人物为经，事件为纬，讲述自由主义在中国所经历的曲折历程，探讨它的影响和局限，它所取得的成就，所遭遇的挫折，所陷溺的困境。诚然，以当代自由主义学理来衡量，我们所阐述的人物，有些或许还不能称为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但以他们在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贡献及地位，以他们的基本倾向，要洞悉考察中国自由主义事业，是不可能绕过他们的。我们的基本宗旨，就是通过对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或相关人物的梳理，更清晰地界定我们当下的历史位置，更清楚地确定我们的精神坐标，从而导入和扩展自由秩序，略尽绵薄于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
　　自由盗火者：严复
　　在近代中国，从思想理念上引入自由主义，首功当推严复。自由主义的三部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原富》（Wealthof　Nations）和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On　Liberty）（严复把书名译为《群己权界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都是通过严复的翻译进入中国的。仅此一端，严复先生即可流芳百世了。
　　严复（1854～1921）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原名宗光，字又陵，1871年（同治十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光绪三年）派赴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大学学习，其间广泛接触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1879年回国，次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任总办。甲午战败后，严复破门而出，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震动一时的文章，批判君主专制理论。从思想史的角度，严复这些文章的历史性贡献是在近代中国第一次突出地把自由当作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和富强的关键。早在1870年代，王韬、郭嵩焘等人已经看出当时清帝国的变法自强没有抓到根本。现代西方的本、体或道是其政治和经济制度。严复比他们高　出一筹之处，是进一步指出了这些制度的建立，离不开人的自由。
　　他首先确认一个前提：要救中国，非学西方不可。严复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那么，“西洋之术”的真谛是什么？“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被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说到底，西方富强的真谛在“自由”。　进一步要追问，中国究竟应该怎么办？“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则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在这里，自由的内涵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在严复看来，自由是与自利和自治密不可分的。他笔下的自利，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个人的行为出发点，也是现代伦理的出发点。而自治则是政治民主的基石之一。他所说的自由是一个全面的概念，是在伦理、经济、政治、思想和学术等领域要求破除对人的束缚，全面实现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
　　在当时程朱理学笼罩的清帝国，公开鼓吹把来自西方的自利、自由、自治作为救国的根本道路，并且指出实现人的自由是中国复兴的中心，不但石破天惊，而且深刻地揭示了百年来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内屡败屡战的启蒙思潮的基本要点。
　　1895～1898年严复翻译Ｔ。Ｈ。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自强保种”，1897年主办《国闻报》。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戊戌变法后，至宣统元年（1909），先后译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书，是近代中国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在学术上，他首倡“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至今仍被推崇。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组织的中国国会，任副会长。在教育界，1905年协助创办复旦公学，为第二任校长。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
　　所有上述严复引入的思想以及他在学术、教育和新闻界的活动，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巨大而深远的反响。当时，吴汝纶、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以后的鲁迅、胡适等人，无不交口称誉。使之成为近代中国自由思想的盗火者。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03）
　　自由思潮的舆论骄子—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它是中国近代自由思想和宪政运动的重要先驱，是中国知识界极富号召力的领军人物，作为“言论界的骄子”，他引领中国舆论，开一代之风气，在这一方面，只有在他之后的胡适可以与之比肩。
　　梁启超曾受旧学教育，1884年（光绪十年）中秀才。1889年中举。1890年结识康有为，投师门下，世称康梁，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从此，在思想传播和政治活动两方面，他都成了自己时代的标杆性人物。
　　在思想言论方面，梁启超曾指出：“思想自由，为凡百自由之母”。他以历史的眼光总结道：“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他的这些力主独立思考的观念，无疑开启了中国自由思想之先河。他更进一步申论说：“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饮冰室文集》，第二册，页4546）这些带自由主义色彩的见地，今天读来，仍未觉过时。对民主制度，梁启超在清末时即已注意到，并加以毫无保留的颂扬：“……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
　　在政治活动方面，梁启超1895年春他赴京会试，时值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群情激愤。他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实行变法。
　　1898年梁启超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9月；戊戌政变发生，梁　启超逃离北京，东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等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则是改良派的主将。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表示支持，撰写文章，介绍西方宪政，宣传立宪政体。1907年10月，与蒋智由等人在东京建立“政闻社”，并派人回国直接参加立宪活动。但政闻社后来受到清廷查禁而解散。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力促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实施宪政。民国初年他先是支持袁世凯，并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进行政治竞争。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但后来，因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遂转而反对袁氏，阻止帝制复辟；与袁发生了严重冲突。1915年8月，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声讨意欲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并旋与蔡锷策划了1915年底武力反袁。1915年底爆发的护国战争，在全国反对的滔天声浪中，袁世凯郁郁病死。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组建宪政研究会，并曾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918年底，离职后的梁启超赴欧考察，其时正值一战结束，他看到西方当时的问题和弊端，故欧游归来之后，思想渐趋文化保守主义，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重要著作和大量文章；其中不少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总括而言，在自由主义输入中国的过程中，在早期，是梁启超扮演了广泛传播的核心角色，他以中西汇融的思想内容、激昂慷慨，笔锋常带感情的文风，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甚至话语系统，中国后来的各派政界、学界人物，如胡适、陈独秀、鲁迅、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受到梁启超的影响。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
　　蔡元培：自由主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