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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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阻挠和迫害时，却没有法律规定他们享有豁免权。这个时期的舆论批评比较成熟，有东林书院作为舆论中心，有首都公报推波助澜。但是他们也受到了历史上最可怕的迫害，因为遇上了历史上最大的宦官魏忠贤。
监察御史制是专制制度的内部调整机制，是一种修补剂，林语堂说它履行了现代报纸所担当的责任，“皇帝御史监察制度不是对报纸或人民的审查，而是对政府和皇帝自己的审查。”它基本上代表了人民的声音，不过这种“言路”是否开通，关键还在于君主是否开明。在昏庸的君主和残忍的宦官面前，这种舆论批评只会带来血腥的屠杀。林语堂最主要想说明的是：没有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是不可能正常发挥舆论批评的作用的。而通过对历史的考察，他绝望地指出：在专制独裁下，即使有宪法的保护，也是一纸空文。“在专制与民主的冲突中，宪法的一纸文件比不过独裁者的刺刀”关于近代以来报刊的发展历史，林语堂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以及现实意义。
林语堂把中国报刊历史划分为现代报纸初期（18181895）、革命前的改良报纸（18951911）、共和时期（1912年以后）三个时期，认为1895年到1911年间是报刊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报业杂志不顾清政府的镇压和审查，大多数不考虑金钱利益，鼓动和宣传革命，并得到了一些新式官员的支持，其兴盛与近代的洋务运动、君主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等政治运动密切相关，真正起到了反映舆论甚至引领风潮的作用。“在这些潮流的运动和反运动中，文学中国被唤起了民族和政治意识，它的积极性被激发出热情的光芒，这光芒最后毁灭了满清帝国。”而辛亥革命后，除了19151925年外，其余时间显得有所退步。林语堂归其原因为：“一个政府越‘强大’，报刊就越弱小，反之亦然。”他把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比喻为马和它的骑师，政府的民主原则应该是让马与它的骑师交谈、质询。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人民是任由骑师把他们带到草原或屠宰场的马；而在共和时期，人民变成了马背上的骑师，但是由于民主启蒙刚刚开始，人民还不知道怎样去行使自己的权利、怎样管理国家，就像一个孩子一样；而马又是还没有驯服的野马，时时有摆脱缰绳的冲动，并威胁背上的孩子。
共和时期报刊的衰落是从袁世凯开始的，当时500多家报纸只有几十家保存下来；军阀张宗昌不加审判就射杀了《京报》的编辑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的编辑林白水。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报业遭到毁灭性打击，许多报纸宁愿关闭也不愿意充当袁世凯的鼓吹手，但是正是这种舆论的不合作导致了袁世凯的失败。所以“因此虽然表面上它是中国报刊的失败，但实际上是中国人舆论的胜利。”
袁世凯死后到1926年逐渐开始的革命狂飙之间，军阀混战，政府微弱，所以报刊又大量增长，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有文学革命、有五四运动、有五卅群众运动，其中学生再一次显现出政治中的领导能力，而五卅运动其实是各阶层都参与的一次更加有组织的运动，这次舆论高潮直接导致了1926年的民族主义革命，使国民党真正意识到大众的力量。
但是在1927年白色恐怖下和中国劳动工会被解散以后，抵制运动受到镇压，报刊被压制、审查，舆论沉默无声，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中国竟是一片平静的表面，“中国人忘记，或者是被迫忘记了怎样使用过去三十年他们曾经学会挥动的有可怕威力的武器。”林语堂在书中，斥责了当年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制度。他指出，1927年至1930年，左翼思想尤其是共产主义思想和著作在中国普遍流行，一些共产主义的杂志和报刊创立，但是在官方的压制下，都很短命。审查制度对不符合统治者要求的新闻采用查禁报馆、逮捕编辑等恐怖、威吓手段，这样的事实太多了：1931年五位左翼作家被关押，1933年丁玲被绑架；1934年成舍我《民生报》揭露汪精卫集团一个官员贪污案，遭到关闭、逮捕；1935年《新生周刊》登载《闲话皇帝》影射日本天皇，总编杜重远被判刑。林语堂在书中说：“现在审查制度最坏的特点是它缺乏智能、混乱和过分神经过敏。”林语堂从对新闻查禁的回顾，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被征服，除非它的报刊首先被压制沉默。”他很早就预料到了，极权统治要征服一国人心，就必然要全面封杀民间媒体，彻底取缔独立报刊。后来共产党统治对报刊的绝对控制，证明了林语堂的远见。
二、
林语堂不仅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中，作为观察者和研究者，宏观地回顾了中国的新闻舆论的演变。实际上，他同时也是一位实践者。从袁世凯死后到1935年这一段眼花缭乱的时期，林语堂既是观众，又是演员。他不仅记录与评介了中国的新闻界言论界文学界的自由与反自由之间的缠斗，而且自己也参与其中，身体力行，呼朋引类，指点天下；自由自在，致力创作，汪洋恣肆，抒发性灵，卓然自成一家。他初到北京大学时，当时北大的教授已经形成两派，一派高挂周氏兄弟的旗帜，另一派则在胡适周围结成圈子。尽管林语堂与胡适有极为相近的思想和个人情谊，但他当时却与鲁迅兄弟来往更多，这大概与他们之间中国文人的感情和气味相投有关，而胡适的学者和理性的气息较浓。当年，双方分别经营了《语丝》与《现代评论》，作为中国文人学者的两块繁茂园地，曾经极一时之盛，引领风骚，创造了中国近代自由言论百花竞逐的黄金时代。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是语丝派的精神领袖，该派以留日文人为主。长期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等，，此外，英美派的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字。这些文化界风云人物，支撑着《语丝》。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学术风格并不一致，但他们的文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放眼天下，臧否人物，摧枯拉朽，扶植新芽，养殖成为一块生气盎然的文学百草园，林语堂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支笔杆子，这段合作，同时也开始了他与鲁迅合合分分一言难尽的恩怨史。
不久，1924年12月13日，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周刊随之创刊，这是一部分曾经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由陈源（西滢）、徐志摩执行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1928年12月29日终刊，一共出版209期，另外有三期增刊。第1至138期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此后各期由上海印刷。《现代评论》主要刊登政论、时评，同时也发表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该刊“时事短评”专栏以及其它一些文章，广泛述评国际局势和中国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在文学方面，它刊登的理论文章主要介绍西方的文艺观点，反对“革命文学”的倡导。该刊发表的文学作品占有很大比重，主要作者有郁达夫、凌叔华、废名、老向、沈从文、蹇先艾、汪敬熙、张资平、杨振声、胡也频、刘大杰等的短篇小说，另外还有闻一多、徐志摩、胡适、朱大丹、王独清、刘梦苇、饶孟侃等人的新诗，还有少量的剧本，其中“新月派”作家早期作品占突出地位。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8、39）
张佛泉：自由的卓越阐释者
一、
张佛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大政治系教授，是胡适等主办的《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重要理论家，他所撰写的专著《自由与人权》实际上已成为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知识界的经典。五十年代初叶，中国大陆被共产赤潮吞没，除了二战后的国际大格局及国民党的腐败等原因外，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左倾化对此悲剧的降临亦难辞其咎。当时，为数不多的有识之士深感，为中国的思想界建立起一套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实为国民精神的紧急需求。于是，张佛泉先生于１９５３年５月写成了《自由与人权》这本极有份量的著作。书中他先于柏林（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ｒｌｉｎ）而提出“积极自由”（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与“消极自由”（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之区分。柏林以“消极自由”的概念来反对“积极自由”的概念，除了承袭英、美自由主义的传统之外，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西“冷战”的历史背景。自从塔尔蒙（Ｊ．Ｌ．Ｔａｌｍｏｎ）把“极权民主”（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与“自由民主”（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作出区分后，英、美政治思想史学者一般都承认近代西方民主思想有两个传统：其一是由卢梭开其端，经法国思想家之鼓吹而导致法国大革命，其后由德国唯心论（尤其是黑格尔）承其绪，再延伸到马克思、恩格斯而衍生出共产主义革命；其二是由洛克（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开其端，经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与美国开国之父鼓吹，奠定了英、美两国之民主宪政。海耶克（Ｆ．Ａ．ｖｏｎＨａｙｅｋ）把这两个传统分别称为“法国传统”和“英国传统”，亦可称为“欧陆传统”和“英国传统”。“欧陆传统”与“英国传统”的分歧点之一正是在于它们对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不同看法。而张佛泉很早就抓到了这一关键点，联系到其一生对民主宪政一以贯之的坚守，不难发现，他赋有极其难得的准确的政治直觉。
张佛泉在其《自由与人权》中写道：“‘形式的’和‘消极的’自由乃是民主或极权的鉴别点。积极自由论在今日世界可称是风靡一时。它是极权世界的口号，它也是社会主义者的口号。这些人怀疑到‘消极的’自由或‘除碍’原则，不过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今日的急迫需要，却是一个全盘计划，和一套彻底的办法。让我指出，这只是受了极权主义催眠之后，才讲出的话。人说此话时，他心目中的全盘计划，便是以一个超人计划亿万人的生活、计划亿万人的内心；他心目中的彻底办法，便是打开一切屏障，让亿万人供大独裁者任情蹂躏。原来这些积极自由论者并不是在批评已有的自由方法之未能贯彻，或已有的自由项目正有待增减。他们所倡的实质自由，却只是带了‘钦定’内容的权利。但这种实质自由的苦味，在近几十年来极权制度下，人们实已尝试过了。”
这些论述，显示了张佛泉过人的历史洞察力和具有穿透性的对未来的判断。
简言之，“消极自由”的概念强调人不受外在阻碍而行动的范围，“积极自由”的概念则是指人不依靠任何外在力量而自作主宰的自由。因此，前者主要是指行动的自由，后者则涉及内心的自由，甚至道德意义的自由。自由主义学者之所以提倡消极自由，而反对积极自由，其主要理据在于：消极自由因只涉及行动，而在价值抉择上保持中立，故其涵义明确，而可以“基本自由”或“权利清单”的方式加以一一列举，不易被歪曲；反之，积极自由必须涉及价值内涵，甚至因而涉入形上学问题，这使得极权政治有可乘之机，可藉意识形态的理由来干涉人民的行动自由。
二、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中国自由派内部发生“民主与独裁”的著名争论。由于德意法西斯主义和苏俄共产主义的兴起，由于它们对国家力量的一时凝聚的显著功效，导致其国力尤其是军事力量的迅速增强，由于当时日本虎视眈眈，中国国难当头，于是，中国相当一部分过去的自由主义者放弃了自由主义的立场，转变为“新式独裁”的倡导者。有些人（如马季廉和何浩若）根本对民主心存怀疑，反对以宪政代替党治。另一些人（如蒋廷黻、陈之迈和梁漱溟）虽不反对民主宪政，但认为中国的经济和教育条件尚不足以言宪政，与发展这些条件相比，民主宪政并非当务之急。但是，张佛泉、胡适、张奚若、胡道维、陶孟和、陈之迈等“自由民主派”却毫不动摇，坚守自由主义理念。他们实际上成为催生1940年代的《观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中流砥柱。
在三十年代争论中，中国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宪政道路之所以曲折，重要原因在于政治当局没有诚意。张佛泉曾说：“我们以为中国到今日所以还未能起始宪政的原因，有若干是由于当局没有诚挚的诚意，主要的则是因为对宪政没有正确的理解”（张佛泉《我们要怎样开始宪政》，《独立评论》第240号）。胡适、吴经熊、张奚若、陈之迈等，也都有与张佛泉同样的怀疑。
张佛泉指出，推行宪政的大障碍不在低程度的人民，反倒在政治、文化精英对宪政的高程度的完美理想。把民主理想看得太玄妙高远，便自然在现实中看不到实行的可能。在张佛泉所举的高程度人士中，梁启超是第一例。梁氏先立下一个全民“躬亲政治”的理想，所以他认为必先实行开明专制，“增进国民程度”，才可以谈宪政的实行。孙中山先生是第二例，因为他立下了一个人民运用四权的理想，所以他认为在施行宪政之前，必须有训政之阶段。梁漱溟先生是第三例，因为他的理想是乡村社会中“各分子皆有参加现社会，并从而改进社会之生活能力”，所以他承认“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张佛泉认为，这几种见解都是错误的。因为宪政“应是个生活的过程，决不是个死的概念”，我们不能在达不到完美宪法理想的时候，“先过几天黑暗的生活”。
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后，1954年，张佛泉提出“诸自由即诸权利”，从此台湾自由主义走向民权和宪政的诉求。这是自由概念的权利化在中国的开始。而中国大陆80年代走出极其黑暗的毛时代极权洞穴，重新经历了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90年代末自由主义重新浮出水面之后，大陆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和法治主义维度开始迅速凸现。近年来，中国大陆法学界和政治学界涌现出一批以宪政为鹄的的自由主义人物，自由的权利化表达开始成为大陆自由主义的主流。当前这一过程，非常类似于张佛泉等先贤三十多年前在台湾所启导的思想运程。有鉴于此，人们完全有理由把张佛泉等启蒙者看作整个中国的自由思想先驱。
张佛泉的观点，比较而言，在中西文化论战中也是最富于理性和智慧的。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文化讨论中，众声喧哗，曾经粉墨登场过许许多多极端或折衷的中西文化观，然而无论那些观点有多少表面上的不同，然而却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能否导致国家的富强成为判断文化优劣的尺度，然而他们却把这一功能尺度与文化自身客观的价值标准混为一谈了。在这里，“国家”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实体，首先等到了无保留的认可，作为这个政治实体的代表人与象征物的当局政府，也同时获得了它生存的合法性，因而这些文化比较论者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某种“国家主义”的思想特性。
然而张佛泉的观点与此不同，它透过透彻的分析指出：
“我们既非丧心病狂，何以非主张从根上西化不可？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敢随从陈序经先生对西洋文化作无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