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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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
蔡元培：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１８６８－１９４０）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与北京大学联系在一起的。而北大，自从他任校长后，遂变为自由主义的思想重镇。因此，在中国自由主义史上，不能缺少蔡先生的位置。
蔡元培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光绪年间进士，其后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以清末翰林而身预光复会、同盟会，成为双料革命，蔡元培是第一人；以开国元勋入主教育部，进而出长北大，倡导学术自由。他“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冯友兰语）其功不可谓不巨。蔡先生一生可资谈论者不少，但是比起他执掌北大，都显得微不足道。梁漱溟曾评蔡先生说：”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倡导“学术自由”，致力现代科学，蔡元培是最彻底的一个。戊戌之际，他看到：以中国之大，积弊之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要想靠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因此蔡元培显然注意到避免“不动”或“盲动”这两种态度倾向，以为社会革命与文化启蒙这两大任务不可以互相替代。于是他把目光落到了教育上：传播新知、开通风气、启迪民智、进化民德。当时清末民初的启蒙活动家，严复之后，功勋卓著者有蔡元培与张元济。张元济于出版界，创商务印书馆，蔡元培于教育界，长北京大学。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吕思勉说：“孑民先生主持北大，所以能为中国学术界开一新纪元，就其休休有容的性质，能使各方面的学者同流并进，而给予后来学者以极大的自由，使与各种高深的学术都有接触，以引起其好尚之心。”用蔡元培自己的话说，不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者互为表里彼此依托。人们说到当年北大一时之盛的师资，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从“五马三沈”到周氏兄弟，都会赞一声”雅量”。蔡元培说：“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以故，尚不达到自然淘汰之命运，虽彼此相反，而 悉听其自由发展。”虽说“兼容并包”乃“世界各大学通例”，但当时能恃此点铁成金者，惟蔡元培一人。梁漱溟把这归因于蔡元培的“器局大、识见远”。
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主要推动者，蔡元培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守护人。他的教育和学术管理实践来自他的自由主义教育哲学。蔡先生身体力行，实践自由，包容万派。他所包容的人，像特立独行犀利张狂的陈独秀，清明理性中西兼通的胡适之，以及李守常（大钊）、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诸先生皆各有所长。所有这些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是蔡元培独有的伟大。从而自五四以降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新气象新风气蔡元培先生功莫大焉。
除了整顿发煌北大，他还创建了中央研究院，这两块园地成为超越现实黑暗政治和复杂社会环境的相对纯净、独立的学术天地和思想摇篮。而蔡元培本人，作为“兼容并蓄”，“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象征，理所当然地成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6、7、8、9）
胡适：中国自由主义的中枢——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一、个人主义：自由之魂
在中国，提到胡适，就必然想到自由主义；而提到自由主义，也必然会想到胡适。毋庸置疑，胡适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中枢人物。
胡适的自由主义的伦理基地是个人主义。其思想基础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经奠定。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所受教育以及关于知识分子应当保持中立和独立的一贯认识都在推动他走上自由主义者的道路。特别是他所接受和倡导的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思想直接导致自由主义。
胡适倡导个人主义的代表作是《易卜生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在五四运动以前对于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较大的影响。他在文章中倡导的个人主义在当时确定“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提倡自由独立的人格和为我主义的个人主义。他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使之得不到自由发展，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和人格，应当成为青年最重要的人生主张。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二是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格。”＇1＇一个自治的社会，一个共和的国家，都应当使个人有自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若不允许个人有自由独立的人格，“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2＇胡适在提倡个人主义的同时，反对狭隘的国家主义。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这是胡适对易卜生个人主义思想的彻底性的认识。易卜生曾经表示，国家的观念终将消灭，人类观念终将兴起。胡适以此推断易卜生晚年一定进入“世界主义”的境界。这说明易卜生的人类主义或世界主义思想对胡适是有影响的。国家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对立物，也是自由主义的对立物。胡适宣扬个人主义也是为了铲除国家主义。个人在铸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以后就会产生同国家的恶势力相抗争的勇气。
胡适希望青少年朋友都能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和斯铎曼医生那样，努力铸造自己的个性和人格，“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3＇中国要摆脱愚昧落后的状况，需要的不是国家主义，而是个人主义。“欧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独立特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然而中国的统治者总是把国家主义强制灌输给国人，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压迫个人自由。如此恶习，一代甚于一代。你要个人的自由，会有人说先要争取国家的自由；你要个人的人权，偏有人讲国家主权比你个人的人权更重要。国家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为压迫自由人权的行为辩护。胡适直接对此种国家主义进行挑战。“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打着国家的幌子肆意剥夺公民个人的自由，这是国家主义者和一切奴役主义者的一贯作法。根据他们的逻辑，你若争个人自由，便会危害国家利益，他们所谓国家利益说到底，就是他们依靠专制主义手段欺压人民所获取的既得利益。国家主义所要造就的是完全丧失自由独立的人格的奴才。胡适号召个人要真实的为我，铸成自由独立的人格，这是从根底上破坏国家主义和其它一切集体主义和奴役主义的理论。人在形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后，自然不会满足于现状。自然敢于说老实话，敢于攻击社会国家的腐败情形。简言之，胡适的自由主义是反国家主义、反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是其本体论核心。这是抓住了自由主义精髓的。
二、清醒独立坚守不渝
五四当时及以后，在学术界，文化界，思想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争论，胡适都参与其中，甚至差不多经常都是主角。譬如，关于整理国故，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关于人权问题的论争，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等。五四时期，影响中国文化的思想家和学者，作为领袖人物，人们一般容易提到三位：胡适、陈独秀和鲁迅。论及所受外来影响，鲁迅和陈独秀主要受日本的影响，胡适受美国影响。有人常说，受日本影响的思想家更深刻，而受英美影响的思想家比较浅，比较明白。但是这一印象有其盲点。我自己更看重思想的内涵、倾向及生命力。
论及胡适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的影响，显然，他这种所谓〃浅〃，并不是没有内涵，而是把一种久经考验的思想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才能。从长远的影响来看，从正确性看，从与人性的黏结程度看， 胡适在历史上，就对中国思想的影响而言，要超越上面提的那两位。陈独秀先生走过的曲折道路就不必提了。若论及胡鲁二位，这里特别想指出，胡适是比较有建设性的，其思想相当健康。而鲁迅，基本上只有否定性，只是挖中国社会的黑暗面。而鲁迅在晚年思想逐渐左倾化，这一点实际上和中国后来的政治社会的悲剧发展有一定的关系。鲁迅诚然比较深刻，他对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极其痛恨，但是由于过于偏激，且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以后，恐怕对中国的知识界的影响，就不完全是正面的，有时候，甚至是负面的，这使他在晚年一度走入歧途。鲁迅在近代中国的否定性思潮中，占有很高的位置。但这种否定思潮后来流于一种虚无主义了。胡适给中国指出的路，像民主与科学，是经得起考验的，这方面他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若仅有破坏而无建设来平衡，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一片废墟。简单说，鲁迅的思想很难作为一个建设社会的主流思想，或者说作为一个建设法治社会的主体思想。而胡适的思想则可以说和整个世界的文明潮流融合。比如胡适对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关于人权，关于法治，关于民主，关于自由，他一生都坚守不渝。
开初胡适是想完全作一个学人。他从海外归国之后，曾有一句话：从今二十年内不谈政治。他的想法是现在有些东西还没有弄清楚，需要研究清楚后再说话。但是后来却身不由己的卷入了很多的中国的政治社会事件中去了。那恐怕在当时中国国情下是很难避免的。列强在中国的横行，特别是三十年代日本逼着中国没有办法冷静下来，中国就走上一条靠发动群众来进行抗日的风潮。而共产党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争取跟日本人打战，抗日也确实是一个正大光明的题目，胡适当然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他希望能够效法列宁，接受类似当时德国《布雷斯特条约》这样要求，然后一步一步建设自己，最后再站起来抗击。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在抗战激昂时代，没人会听的进去的。他变得非常孤立。他的老朋友像丁文江，像蒋廷黻都主张新式独裁，但他认为独裁不是办法。独裁只能饮鸩止渴，会使中国现代化往回倒退。这就是当时一场著名的论战。民主与独裁之争。其实蒋廷黻跟丁文江这些人也是受了现代教育，他们也是推崇自由民主的，但是他们觉得中国当时必须要独裁才能应付危局。然而历史表明，恐怕胡适是想得更深远一些。
三、反极权的政治自由主义
胡适作为中国自由主义承前启后的核心人物，他早期关注的重点，如前所述，主要是自由主义的本体哲学，即它的伦理基地：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及其方法论——实验主义、怀疑主义、重估价值——等等。简言之，其中心是强调个性独立、实验精神和负责任的态度。在他的后半生，则主要关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其中心倾斜到了政治自由的问题。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系统发挥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1941年胡适在美国发表《民主
与极权的冲突》英文演讲，提出民主与极权的两大本质区别：渐进的与革命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与以整体为本位的。1948年9月他又 发表了题为《自由主义》的文章，很明显，此时，他思考的焦点已经转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上来了。他说：“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不是那种（中国式的）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这就是政治自由。他感慨的是在近代历史上，“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列举了各种近代民主制度的创设均与东方人无缘，指出“世界只有安格罗撒克逊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渐发展出好几种民主政治的方式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国；也可以用在大国。（1）代议政治；起源很早；但史家指一二九五年为正式起始。（2）成文宪；最早的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近代的是美国宪法（一七八七）。（3）无记名投票（政府预备选举票；票上印各党候选人的姓名；选民秘密填记）是一八五六年SouthAustralia（澳洲南部）最早采用的。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胡适指明：“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他提到”容忍”时，特别指出“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这就与鲁迅先生的“决不宽恕一人”形成了显著的对比。
苏联的社会主义试验曾经被认为代表了人类未来，当时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胡适本人也曾去苏联考察过。胡适的一些朋友包括研究国际法的专家周硬生先生，对苏联这个样板都抱有热切的希望。但胡适并不如此，他特意撰写了《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方向》、《关于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致周硬生先生的一封信》两文来阐述自己对苏联的不同看法，对苏联的非民主制度提出批评。他预测到“战后的苏联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余英时先生指出：胡适“在1947年的中国公开宣称以苏联为首的集团是历史上‘一个小小的逆流’，更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举动，如果没有绝对的自信是不可能说这句话的。但是1989年东欧国家的全面崩溃、苏联的遽速变革……竟证实了他在42年前的观察，胡适似乎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了。”这表现了胡适的远见及其信念穿透历史的卓越力量。四、胡适的人权理论与实践
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人权。而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曾经有过一次关于人权的激烈论战。这次论战，是由胡适于1929年发表于《新月》杂志上《人权与约法》一文引起的。随后他又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1930年1月胡适、罗隆
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通过这些著作与活动，顺理成章地，胡适成为论战中捍卫人权的中心人物。
这场讨论的参与者对人权的概念、性质、范畴以及人权与法治、人权与宪政等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这场人权讨论肇因于对国民党政权违反人权行为的抗争，但其意义远远超出这一具体的维权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