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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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政权违反人权行为的抗争，但其意义远远超出这一具体的维权活动，实际上演变成为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人权启蒙运动。在此以前，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中系统了解人权者甚少，即使知道一些也比较浮泛，国民普遍缺乏人权观念。通过这场讨论，胡适、梁实秋、特别是罗隆基，以通俗的文章与演讲将人权知识推向社会，对于增强国人的人权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派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遂成为人权意识的代表。不幸的是，此后的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淹没了这一重大课题。直至1949年中国人的人权遭到全面褫夺若干年后的1980年代，人们才从尘封多年的历史档案中窥见到当年的人权先驱们的卓越努力及其成就。
　　胡适的人权思想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点：一曰伸张人权；二曰主张法治。正如其《人权与约法》一文标题所表明，以法治保人权可以说是胡适人权思想的全部主张。人权与法治，这是中国在走向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屡次被失落的主题，也可以说它仍将是21世纪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胡适的文章一下子就抓住百年主题，这是胡适对中国问题长期思索的结晶。中国传统中缺乏权利意识，因此，无论满清皇朝还是民国肇始，在社会上，统治者意识形态的“异端”或不同于多数人的“少数”，是谈不到任何权利的。以皇权至高无上为理由或以多数人的专政为借口，凡是被认定为镇压对象的“逆贼”、“反革命分子”、“敌人”、“反动分子”等，其人权公然可以被肆意践踏。不给反对派以人权，这在中国社会似乎已是天经地义之事。这种野蛮意识长期流行通畅无阻，正是中国社会践踏人权的真正深层原因。在20世纪的诸多中国思想家中，首先是胡适犀利地指出了这一点。在该问题上，胡适的主张同当时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是完全不同的。
　　他的基本主张是，无论一个人的身份如何、政治主张如何、宗教信仰如何，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共党嫌疑’，无论是守法公民还是在押囚犯，只要是人，就应享有基本人权，不容褫夺。就应享有人的尊严，不容侮辱。而当时的国民党和后来的共产党，虽然双方激烈对抗攻击，但却享有共同的特点：否定有普遍的人权概念，肆意践踏对方的基本人权。只要是敌对者、失败者，就必然丧失人权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制。只要是发表异端见解的书报，就是‘反动刊物’，统统禁止。当然，共产党更是变本加厉，连人权这一概念都成为禁忌，在中共统治下，一般人，甚至中共的自己人，都朝不保夕，时时生活在恐惧之中，遑论敌对分子和思想异端者了。毛泽东时代，那是一个中国人彻彻底底被剥夺了人权的时代。
　　当年，由于胡适成为人权保障的中流砥柱；导致广大反响。他对于孙中山学说中的独裁主义成份，胡适最早产生疑问。胡适以勇敢挑战的姿态指出：“我们要问，宪法与训政有什么不能相容之点，……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11＇胡适批评孙中山晚年“对于一般民众参政的能力，很有点怀疑。”＇12＇实际上孙中山晚年不仅怀疑民众的参政能力，而且以民权幌子否定人权，以集体主义否定个人主义，从思想深处转向独裁主义。在宪政法治外空谈民权，离个人人权而言民权。这种所谓民权主义同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加上国民党政府利用孙中山学说公然推行“上帝可以否定，但孙中山不许批评”的文化专制主义，致使胡适不得不对孙中山的学说本身提出挑战。
　　除了对国民党政策和孙中山学说不满外，直接引起胡适大声疾呼人权和法治的导火线是当时发生的几件事情。
　　一是所谓“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1929年3月26日上海各报注销消息，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和宣传部部长陈德征提出一个“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该提案提醒人们警惕“反革命”活动，并将“一切反对三民主义的人”视为“反革命分子”。为了镇压“反革命分子”，法院不必拘泥证据。“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它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陈德征的这一提案为国民党法西斯专政大开方便之门。只要党说谁是反革命分子，谁就是反革命分子。法院对于此类案子，不须审问，只凭党组织一纸证明，便须定罪处刑。“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的这一提案激怒了胡适。他看到提案后忍不住给当时任司法院长的王宠惠写信，问他对此提案有何感想。在这封公开信里，胡适对国民党破坏法律程序和根本否认法治的现象提出了抗义。他责问道：“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在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胡适将此信稿送国闻通讯社发表。但几天后得知信稿已被检查新闻的官员扣去，未能刊出。这就更加激怒了胡适。他愤怒地表示：“这封信是我亲自负责署名的，不知道一个公民为什么不可以负责发表对于国家问题的讨论”。
　　一是安徽大学学长被禁案。该学长只因语言顶撞了蒋介石，便被拘禁多天。其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而不能去法院控告任国民党政府主席的蒋介石。二是唐山商人杨润普被军队拷打案。杨被当地驻军拘去拷打，遍体鳞伤，商会代表集体求情也无效。此事还是在国民党政府公布人权保障令后十一天后发生的。这两件事表明，上至国民政府主席下至地方驻军军管，随意侵害人权，何尝受到法律制裁。面对国民党政府无法无天肆意践踏人权的做法，胡适满腔悲愤地痛吁：“人权在哪里？法治在哪里？”通过对上述国民党政府侵害人权事件的揭露和分析，胡适指出人权的保障与实行法治是分不开的。
　　因此胡适本人亦遭到迫害。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曾以颠覆罪要求正式逮捕胡适。但由于胡适享有很高的社会威望，遂而免遭逮捕。然而其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因此被罢免，《新月》杂志也遭查禁。有鉴于此，他成了中国人权的象征性人物，更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核心人物。
　　五、胡适与台湾民主化
　　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是产生了实际政治后果的，这就是台湾的民主化。
　　当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以后，一份自由主义色彩鲜明的杂志《自由中国》杂志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号创刊，雷震先生为主编。当时，胡适虽然人在美国，但他是该刊的发行人和精神领袖。他一直和《自由中国》保持着密切联系，常常对他的编辑方针提出建议，并且在杂志遭到困难的时候，利用自己的影响与上层关系，设法为之缓颊。从五七年开始杂志就推出15篇系列社论，总题是中国的问题，以〃反对党问题〃作为总结，并作为中国问题的枢纽。《自由中国》鲜明地提出，反对党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就是胡适挑出来的。胡适自美国返台以后，在《自由中国》的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说，主张知识分子出来组织一个不以取得政权为目标的在野党。随后《自由中国》马上发表了〃积极开展新党运动〃的社论。这是胡适对中国的民主包括台湾的民主的转化的重大贡献。胡适去世之后，台湾的反对党运动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历程，终于在1986年反对党正式合法化。这实际上是胡适开启的道路的延续和发展，这一历史流程与胡适早年的精神启蒙是割不断的。
　　当年，中国共产党有意把胡适丑化成似乎像蒋介石的奴才。事实上，他跟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实质性的，对蒋介石的批评是非常严峻的，而且是当众批评。一九五八年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蒋介石前来恭贺他。他却一再说总统错了，当时气得蒋介石脸都变色了。他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学人，从来没有向政治权威低过头。譬如，《自由中国》主编雷震于一九六０年八月宣布要在九月底之前成立中国民主党，九月四日雷震就被逮捕，并被判处十年徒刑。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立即在九月四日当天，向行政院长陈诚发出电文，指责〃国府此举甚不明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派运动，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恐将贻笑世界〃。这些事实都说明胡适是做了事的，而不是像一些传言所说的那样害怕了退缩了。
　　台湾之所以能够走向民主化，跟胡适为代表的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的风格有相当的关系。在海峡对岸，由于中共建政之初就在知识界开展了大规模的批胡适运动，因此关于他的观念及行为，大陆民众甚至学界都很隔膜。所以有关胡适思想与人格的研究，不单是为胡适进行个人申冤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攸关中国未来的前途。对中国人来说，特别是中国知识界来说，胡适先生的命运，他在中国的地位，都是值得反复深思的。
　　胡适的基本形像，如果从人品学品两个方面说，他基本上是现代自由主义、理性精神、平实见解和宽容胸襟的代表。这样一种基本象征，对中国，不管是学术文化界包括对政治社会生活恐怕都是相当重要的。自由主义跟其它意识形态根本不一样的，在于它基本上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一套严格的形上学的理念，而且以自由主义为根基确立的宪政体系，是对其他任何意识形态都开放的。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自由主义具有对意识形态的超越性。这个在中国现代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在中国提倡自由主义，是努力要让它变成一个普遍的态度，就是说个人的自由应该受到保障，但我也不被允许侵犯别人的自由，整个社会用法治来保障这种自由，杜绝人权侵犯。而这正是胡适当年身体力行的。所以，简言之，当代中国国民人格建设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就就是胡适精神的普遍化。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0、11、12）
　　傅斯年：自由之虎
　　一、
　　傅斯年（1896年1950年），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自由派社会活动家。早年的傅斯年领导过1919年五四运动。他是当年5月4日游行的总指挥。次日即出国留学，1926年秋返国。
　　傅斯年一生，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他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其巅峰时期则是1949至1950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他励精图治，一个二三流的大学在其引领下，成为一个学术自由人才辈出制度健全的亚洲一流大学。
　　作为中国自由派知识群体的一员，傅斯年为人们所记住的，主要不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阐发，而是他贯彻自由理念的那些特立独行的实践。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作为知识人清醒地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的行为方式。二是在大学校园里极力伸张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三是作为中国言论重镇，批评和挑战政治权力的道德勇气。
　　我们首先看他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傅斯年虽然与当时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有很多渊源，但他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还鼓动他的老师胡适采取跟国民党保持距离的态度。傅斯年与蒋介石有私交，蒋介石曾写信给傅斯年，希望傅斯年帮忙请胡适入阁从政，而傅斯年却在写给老师胡适的信中说，蒋介石想借重你胡适先生的权威，大粪堆上插朵花，牛粪上插朵花，这朵花就是胡适，要借重你的声望来给国民党美化天下。所以，傅斯年说，胡老师，你可不能干。他说，蒋介石这个人，表面诚恳，其内心是上海派，上海的流氓嘛，我跟蒋介石八九年的经历，我太了解蒋介石了。
　　1946年蒋介石曾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他坚辞不就，并说自己乃一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并说：“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稗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书生本色，昂然而显。
　　1947年1月15日，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席间蒋介石提出要当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傅斯年极力反对，说“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他（指蒋——编者注）说可以兼着。我说不方便，且不合大学组织法。他说不要紧（蒋的法治观念甚微）。”后来胡适也没有答应。这件事也体现了傅、胡二人要维护大学独立和自由的共同信念。
　　傅斯年自己也有机会入阁，但他始终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一个知识份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他曾写信给胡适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傅斯年在蒋介石统治的岁月里，代表那种无党无派的真正自由主义路线的人。他们要发挥知识份子对权力的批评制衡作用，不被国民党同化。鉴于一般人都被政权吃掉了，或者没有地位了。而胡适、傅斯年他们还有那么一点点地位，所以他们孤军作战的情势和勇气就显得特别瞩目，赋有某种悲剧感，这也象征了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者整体上的悲剧命运。
　　二、
　　在履践自由主义理念方面，傅斯年最主要贡献是在教育学术领域，是在大学校园里极力伸张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
　　傅斯年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力促大学以学术为重心，维持高度的学术水准。
　　台湾大学——现在国际上的学术排名超越中国大陆的北大清华——正是傅斯年实践自己自由主义教育理念及其制度设计的主要基地。台大，凝聚了傅校长的非凡的梦想和心血。有学者评论所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面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傅斯年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
　　1949年国民政府迁移台湾后，国民党从反面总结在大伦失败的教训，强化了镇压异议的恐怖气氛，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遭遇更为严酷的政治环境。当局推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要连坐。
　　傅斯年面对这种高压，仗义而起：一面不准军警随意入校捕人，一面对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联保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在当时的恐怖气氛下，这样做是需要极大的道义勇气和崇高的担当精神的。
　　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又一重要方面，是革除权贵子弟降格入学的陋习。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即便因此而得罪权门也在所不惜。
　　傅斯年在去世前不久致友人信中谈到台湾大学时，不无欣慰地写道：“这一年半大学有惊人的进步……学校在一切环境下，尚能维持其应有之liberaltraditionofuniversities（大学的自由传统）。虽然不是没有麻烦。”在当时的情势下，这一成就更加值得大书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