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是什么-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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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些人选择放弃工作或者是切断原来的情感联系，经常是让她们自己进入到所谓的妈妈轨道上去。”
第三部第三部分家务魔法（10）
到1997年，妈妈轨道这一概念广为人知。这一术语的出现可以一直被追溯到1989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Th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一份研究报告，在这篇文章里，菲利斯·N·斯沃兹（Felice NSchwartz）把在公司里工作的女性分为了两种：一种是“职业和家庭”女性，她们需要的是一些低薪的工作，但相应的要求工作时间有弹性，这样她们能够照顾到家庭。另外一种是“事业第一”的女性，她们能够在公司会议室里占据一个显要的位置。斯沃兹认为，如果女人在支撑家庭的同时还要在公司里争取更高的位置，那么公
司结构就必须提供更大的空间。她的建议被认为是“危险的”和“落后的女性主义”的，因为这给了公司一个借口进一步限制女性的职业前景。没有被讨论到的一个问题是公司结构隐含着一个假设：男性职员有妻子，同时却在更严重的程度上反对女性职员拥有这一权力。
到了90年代后期，我们已经习惯于听到一些女性在升职时受到阻碍的故事。甚至是超级女人也不能往前一步。试图在职业领域抱有雄心壮志和家庭之间取得平衡的女人被看作是神话传说里那个愚蠢的伊卡洛斯，她曾经用蜡做的翅膀一直往上飞，最后到了和太阳很近的距离。结果会怎么样呢？掉下来摔死。1997年，伦敦最有名的基金经理人之一尼克拉·霍利克（Nicola Horlick）在被她所供职的摩根银行以违背合同为理由解雇了，这之后她成了全英国都在嘲笑的女人。银行宣称霍利克曾经与对手公司进行洽谈，并且想带走她手下的职员。但是真正让霍利克成为媒体注意焦点的并不是她违背合同这一事实，而是作为一个35岁的女性，她有能力去处置银行里的11亿英镑基金，她领导着一个35人的团队，拿着100万英镑的薪水，同时她还是一个妻子和一个母亲。《卫报》在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带了几分讽刺的语气：“昨天令人愉快的标题说一直在天上飞行的超级女英雄落到了地上，她终于被打落在她本应属于的地方。”
还有一些很可怕的警告在给有工作的妻子提供更大的障碍，这一说法认为那些被工作忙碌的妻子扔到一边的管理人员会转而寻求“办公室妻子”的帮助，让她们帮着去处理一些家务和感情方面的事务——他们真正的妻子不想做的一些事。根据伦敦的《星期日时报》在2001年做出的解释，办公室妻子“完全就像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妻子，除了性之外。”在这篇文章看来，最杰出的“办公室妻子”是安吉尔·亨特（Anji Hunter）。她是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iny Blair）的助手。布莱尔担任律师的妻子切丽没时间处理丈夫的日常事务。所以全指望亨特去保证布莱尔喝到他喜欢的那个牌子的瓶装水，提醒他去做锻炼，照看他的一日三餐。
认为当真正的妻子不在身边的时候，男人们需要一个办公室妻子去照顾他们的观点反映出一个新的现实：在《女性的奥秘》出版40年之后，职业领域成为女性遭遇挫折的一个地方。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公司成了妻子和母亲的监狱。
需要不停地去擦的住宅的玻璃被玻璃天花板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代替。玻璃天花板被用来描述女性为什么无法和男性们一样能够得到较高的位置。这个看不见的障碍是如此令人棘手，以致于它成为装备着透明天花板的办公室结构的一个映象。女人们有了一个基础，她们似乎能够看到更好的发展可能性，却总是被无形的东西挡在面前。玻璃天花板现在被认为是现代公司内部的一个固定的建筑细节。事实上，它根本就是设计本身的一部分。这个所谓的玻璃天花板事实上是一个妻子的障碍，如果你是一个女人的话，她将会保证孩子不受伤害。
即使女性在整个劳动力中已经超过了半数，在政府、公司或者是大学里她们能够担任高级职务的还是很少，这无法反映出女性在受教育方面的成就。做到高级职位的女人，比如像布什政府中最杰出的女性康登丽莎·赖斯（Condoleezza Rice），经常是单身或者是没有孩子。在2002年评选出的全球500强中的首席执行官中，仅有6名是女性，只占微不足道的12％。在全球500强的公司里，仅有6％的高级职位——也就是说担任副经理或者是再高一点的职位——由女性担任，全球500强的公司里有不到1/10的中层职位由女性担任。这一数字在政治领域稍微好一点点。
2003年9月发表在多伦多的《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上一份有关女性律师的报告充分表明了一个事实：在职业领域女性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和不平等的种类被对待。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在游戏的最顶端”，文中列出了加拿大最杰出的25名女律师。不难看出，孤立主义非常明显。不是“最出色的25名律师”而是最出色的25名女律师。这篇文章揭示，尽管这十多年在法律院校中男女学生的比例已经基本持平，但是在个人执业的律师中，女性律师占的比例一直在25％左右，在大的律师事务所中担任合伙人的女性律师占的比例仅仅是20％。女性如何在家庭与事业间取得平衡又一次被当成了问题的根源。一个女律师，有两个孩子，她的丈夫也是律师。她承认就她丈夫的本意，更愿意让她留在家里为他服务，而不是选择自己为她服务。但是待在家里不是她的选择：“我将会变成一个疯子，因为我无法得到满足，我无法快乐。”
第三部第三部分家务魔法（11）
就像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一样，在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的第一年里，当女性在职业领域取得显著进步的时候，一系列有关家庭生活的歌曲被再次唱起。历史上第一次报名参加职业学校的女性超过了男性。尽管女性在高级职位任职少是一个事实，她们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更多的女人想成为CEO”，1996年的《今日美国》（USA Today）杂志宣称。根据调查公司提供的资料，从2000年到2002年，拥有“重要头衔”的女性从73％上升到了99％。（重要头衔指的是那些在公司里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还能左右政策制定的位置。包括董事
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副主席、总经理、首席运营官、副经理等等。）2002年，在美国女人担任官员的比例到了157％，而在2000年这个比例是125％，在1995年这个比例是87％。女性第一次开始在两个领域赢得一席之地：财务总监和首席顾问。
为什么那些力图愉快着工作的女性形象越来越暗淡了呢？这种抓狂的、不平衡的职业女性人物类型可以在1987年的电影《致命的吸引力》（Fatal Attraction）中看到。在这部片子里，格伦·克洛斯（Glenn Close）扮演了爱丽克斯·弗瑞斯特（Alex Forrest），这是一个贪婪的精神错乱的女人，她坚决地想要把迈克·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扮演的丹·盖洛弗（Dan Gallagher）从平静美好的家庭生活中拉出来，千方百计地想让他离开他美丽的居家妻子。这部电影中疯狂的职业妇女和可爱的家庭主妇之间的对比是如此的公式化，以致于显得有些可笑。弗瑞斯特的阁楼没有家庭生活的温暖，和盖洛弗舒适的住所形成了对比。当克洛斯与道格拉斯扮演的角色在这间沉闷的小阁楼里有了第一次性爱的时候，旁边就是堆满了脏盘子的水池。电影结束的时候，这个家庭搬到了纽约的郊区，离贝蒂·弗里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不远。
到了2001年，对那些投身于事业的女性的描写更加可怕了。当爱丽克斯·弗瑞斯特在她的职业生涯外营造出一方小小天地的时候——虽然很神经质——在电影《陌生人的事》（The Business of Strangers）中朱丽叶·斯蒂尔瑞（Julie Styron）根本就没有表现出在职业领域争取向上的单身女性的精神实质。斯蒂尔瑞是一个中年女人，在一家高科技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这一角色由斯托克·茜宁（Stockard Channing）扮演，她过着一种乏味的、与世隔绝的生活，和周围人没有什么联系。她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一个人走在空旷的机场里，她昂贵的细高跟鞋发出咔哒咔哒声，套装下面是她毫无性感可言的身体。她离了婚，没有孩子，依赖药物，努力去适应紧张的生活。影片开始的时候，她的老板说他将要坐飞机来看她，她觉得自己就要被解雇了。为了应付这一事件，她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电话治疗，试图从精神病医生那里得到宽慰。但事情并非像她猜想的那样，她的老板是来任命她为首席执行官的。就像影片所揭示的那样，当朱丽叶与保拉·默菲（Paula Murphy）——一个由朱丽娅·斯黛尔斯（Julia Stiles）扮演的被她解雇的二十几岁的女性发生冲突时，她似乎最后取得了胜利，但这胜利是那样地空洞与虚无。她们的冲突反映出两代女性之间的巨大分野：朱丽叶这一代相信在工作领域取得成功能够提供一些家庭生活所不能提供的个人满足，而保拉这一代则一点都不想在公共祭坛上牺牲自己。在影片最后，保拉嘲笑朱丽叶空洞的生活：“你的秘书是你最好的朋友，这很可悲。”朱丽叶一样对她很是轻蔑，她断言保拉将会嫁给一个“敏感的丈夫”，然后她将会离婚，回来为她冲咖啡。这是一个没有一方取得胜利的局面，没有一代人愿意听从另一代的想法或者是向另一代学习。
被流行文化和大众媒体用来表现女性的方式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在处理艾丽森·施福林（Allison Schieffelin）时我们不难看到这一情况。40岁的艾丽森·施福林是纽约的一名证券交易员，1998年她起诉了她原来的公司摩根士坦利公司，理由是性别歧视。她宣称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公司才不提拔她担任经理。新闻媒体在描绘施福林时把她说得相当可怜：破裂的婚姻，没有孩子，其原因正如她说的那样是她那张残忍的工作表让她“甚至没有时间处理一条金枪鱼”。当她被解雇的时候，她的个人身份完全被遮蔽了，她眼含热泪问道：“难道我得把工牌当成纪念品吗？”《芝加哥论坛》（The Chicago Tribune）在一篇文章的标题中对施福林被疏离的地位进行了概括：“从满怀抱负者到被驱逐者”。
作为一种矫正方法，有很多服务机构认为女性应该重新找回自己的女性特质。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暴徒女人，每个月都会在硅谷中心地带的发展与领导中心举行聚会，目的是去掉女性的侵略性的本能。这个研究会是简·赫兰德斯（Jean Hollands）的主意，她在1998年建立了这个研究会，目的是服务于那些“反抗的”女性。其目标是让那些女性变得少一些威胁性，减少她们对控制的需要，通过多微笑和降低说话的声音使她们更加柔和，不要害怕因此变得看上去容易受到攻击。参与者们在严格的规定之下，她们的公司为此支付15，000美元，目的是使她们的行为方式降低控制性、威胁性和攻击性。很多家公司签定了参与这一计划的协议，英特尔、惠普公司也在其中。
第三部第三部分家务魔法（12）
具有讽刺性的是，有雄心壮志的职业女性也没有取胜无望，她们最终在家务魔法师那里找到自己的啦啦队队长：玛莎·斯图尔特。在2002年被指控为参与内部交易后，2003年她被逮捕，斯图尔特被描述为一个很可怜的人——一个失眠症患者，工作第一、一个过度操劳的老板，一个和丈夫离了婚的单身女人。一家杂志援引她一个朋友的话说斯图尔特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女性”。
在漫无人烟的职业图景上，惟一适合的能够承载智慧的容器是家庭主妇。生活优裕的居家母亲被当作女英雄，不管是在文艺作品中还是在现实中。这一信息在1998年发行的电影《一件真事》（One True Thing）中得到了传达。在这部电影里，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刻画了一个圣洁的——多少有点癫狂的家庭妇女，她在挑选编织花样方面很有天赋，热情的准备万圣节来临前夕的种种习俗，热情、乐观、智慧，甚至是在身患晚期癌症和处理不忠的丈夫和不理解她的牺牲的女儿时，也是如此。在家务魔法提供改变社会习俗的美好幻象的这一时期，斯特里普扮演了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家庭主妇。很多年前，她曾经因为扮演一个失败的家庭主妇而获得了奥斯卡奖，在拍摄于1979年的那部《克莱默夫妇》（Kramer vs Kramer）中她扮演的那个角色为了寻找个人的自我实现想离开婚姻。
家庭主妇被当作不被欣赏的殉教者是《继母》（Stepmom）一片的主题。这部片子也是在1998年发行的。在这部电影里，苏珊·萨兰登（Susan Sarandon）扮演了一个生活富裕的离了婚的郊区母亲，最后她也被晚期癌症所折磨（很显然，这一类殉教者太好了，以至于不适应这个世界）。这两部电影都在强化一个长久以来被人们所恪守的观点：对于女性来说，在职业和家庭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做一个妻子或者是母亲需要温柔、富有牺牲精神还要有足够的耐心，而要想在职业领域有所建树就得有野心，同时还得有自私自利的品质。在《一件真事》一片中，冲突存在于母亲和由瑞妮尔·威格（Renee Zellweger）扮演的当记者的女儿之间；在《继母》中，萨兰登扮演的超级妈妈和她丈夫未来的妻子，由朱丽娅·罗伯茨扮演的一个摄影师之间构成了冲突。这个摄影师缺乏基本的家务技能，所以她没有能力照顾孩子们。罗伯茨和威格扮演的角色最终都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变成了照顾家庭者。在意识到自己无法在追求事业的同时照顾到孩子们的需要的时候，罗伯茨扮演的角色辞去了工作。她的老板因为她选择家庭生活批评她：“你失去了你自己的优势，你最感兴趣的事，你为之奉献了很多的工作。这真令人失望。你是在做一个有关职业的决定。”
然而，她还是这样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也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被告知她们必须去做出的。1996年，伦敦的《星期日时报》提到女性面临的“对家庭和职业的不可能的需要”。这篇文章宣称，职业女性“在80年代渴望可以一手拿公文包，一手抱着孩子，现在她们已经放弃了这一想法。”更多的女性“梦想‘照看我自己的孩子是真正的成功’，而拥有一份职业却什么也算不上”。加拿大政府出版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当女性想在管理阶层进一步上升时，拥有孩子这一事实会为她造成很严重的障碍”，在政府雇员中，仅有55％的女性有孩子，但是却有97％男性雇员有孩子。值得注意的是，在没有孩子的女性雇员中，有20％人说不要孩子是她们为了升职而制定的一个策略。
“有一份职业就意味着你没有机会去生一个孩子吗？”2002年1月份的《财富》杂志这样问到。这一问题带有某种修辞色彩。根据刚刚出版的西尔维亚·安·海伦特（Sylvia Ann Hewlett）写的《创造一种生活：职业妇女和对孩子的需要》（Creating a Life：Professional Women and the Qu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