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是什么-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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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写的《创造一种生活：职业妇女和对孩子的需要》（Creating a Life：Professional Women and the Quest for Children），答案是完全肯定的。海伦特是在纽约的巴纳德大学任教的一名经济学家，她认为在全国有“一种没有孩子的流行病”。她说，在美国公司中一个女性的地位越高，她就越不大可能有孩子：在美国年龄为40岁，年收入为10万美元或者更多的女性当中有49％的没有孩子，而在收入与之相当的40岁男性中，仅有19％的没有孩子。她还认为，许多女性是“无条件向上”的受害者：“她们推迟生育，以让自己的职业得到更大的发展，而最后她们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生育能力。”
当然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统计数字。有将近一半的女性尽力把职业和家庭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不值得上《时代》周刊的封面，不会被奥普拉的脱口秀节目关注，其他的媒体也不会注意这一事实。海伦特那种有点大惊小怪的观点被不停地重复，影响深远。“当谈到孩子的时候，女人把这看作是一件不是太好的事，而不是更好了的事，”她写道，“女人能当剧作家、总统候选人和首席执行官，但是与日俱增的一个事实是，她们不能成为母亲。”很明显，这一规律并没有影响到作者本人，她自己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她已经50岁了。这并不重要。她选择的时机很好，反映出了社会对女性不育所怀有的不满。
海伦特所传递出的信息是针对20世纪的女性主义的巨大冲击中的一个部分。被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回到20世纪50年代。波士顿大学的新闻学教授卡里·瑞沃在讨论海伦特的这本书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潜意识的信息是‘不要受太多的教育；不要太成功或者是太有雄心’。”
第三部第三部分家务魔法（13）
我们不应该忽视的一点是，海伦特的观点其实是老生常谈，从19世纪开始有工作的母亲就在接受着警告：“职业会让一个女性的生育能力处于危险之中。”正如英国内科医生艾若柏拉·凯尼利（Arabella Kenealy）在100多年前表达的那样：“每一个把她的自然生命力用在职业、生意或者是学业上的女人都会孕育一个虚弱的、患佝偻病的孩子。”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在针对女性的一系列关于家务劳动的刺耳的歌曲与20世纪90年
代发生的一系列更加系统的变迁，尤其是北美地区下降明显的生育率是否存在着联系？2001年上半年，美国的就业率达到了1991年的经济衰退之后的最低点。女性职员占多数的服务部门首当其冲，就业率下降到了1958年以来的最低点。加拿大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历史上的几次规模最大的裁员。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出现让那些在公司里担任高层的极少数女性回家的呼声一点都不令人吃惊。作为一个妻子和一个已经成年的女儿的母亲，卡丽·菲奥瑞娜（Carly Fiorina）在1999年被任命为惠普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一任命让她成了全美最有权力的女性之一。在惠普公司的职员经常在上面聊天的一个论坛上，出现了这样的话：“回你的厨房去，卡丽！” 2001年当陷入到公司混乱中的时候，《纽约观察》上的一篇文章充满了敌意地宣布：“停止吧，宝贝！你都要发臭了！”
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离开工作，回到家庭。毫无疑问，这与媒体的宣传是分不开的。伦敦经济学院在2000年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大约25％的女性对于她们的职业生涯感到很不愉快，而这数字在90年代早期是15％。放弃工作重返家庭的女性被称为勇敢的先驱者，从统计学上看，这一部分女性在女性劳动力中只占很小的一个份额，然而这种成功女性退出职场回到家庭的“潮流”被大肆宣扬，似乎是越过盖伦盖蒂大草原的巨大飞跃。“她们征服，她们离开”是2002年《纽约时报》的一则故事的标题，副标题是“有能力的女人是否比男人更可能离开职场？”
相同的名字好像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用来讲述这一潮流的故事当中。当百事可乐北美公司（Pepsi…Cola North America）的总经理布伦达·巴尼斯（Brenda Barnes）在1997年辞去了年薪为200万美元的工作，花更多的时间和她的三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她成了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取得平衡的完美女性。有一句话被再三引用，她曾用来说明自己为什么辞职：“不想再错过另外一场生日聚会。”在政治领域，马萨诸塞州的政府官员简·斯威夫特（Jane Seift）在2003年上半年离开了政界。斯威夫特努力想把哺育孩子和政治工作同时处理，这使她成为批评的靶子，在她担任海军上尉的时候，马萨诸塞州的道德法庭发现她的职员为她幼小的女儿担任临时保姆，为此罚了她1250美元。
职位高的女性先后辞职的事情反映出一个事实：社会结构不允许高层的女性或者男性拥有中间立场。使这一进程慢下来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再见老板女士，你好足球妈咪”是2002年《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封面故事的题目，这篇文章对“从事高级管理工作的女性职员的低成功率”进行了调查。正如这篇文章所写的那样，有职业的母亲有其逃不开的宿命：“甚至是像在家里通过计算机进行远程工作和弹性工作制这样的计划也经常以失败告终。利用这种方案一般就等同于不再对升职抱什么希望了。此外，这样的策略并不足以改变她们的职业轨道，因为基本上还是在模仿男性的生活模式——不允许中断工作去抚养子女。”
坎迪丝·卡朋特（Candice Carpenter）是备受赞扬的成就卓著的离去者之一，她是女性网站iVillage Inc的创始人之一，同时担任网站的CEO。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网站在建立的时候为的是帮助女性在拥有一份成功的职业的同时可以照顾家庭。2001年，39岁的卡朋特嫁给了蓝登书屋（Random House）的首席执行官彼得·奥尔森（Peter Olson），之后她宣布她将把自己的角色从CEO转变为家庭主妇、妻子和他们从以前的婚姻中带来的孩子的母亲。她甚至改变了自己的姓氏，开始使用丈夫的姓氏。毫无疑问，她的决定受到了大众媒体的欢迎，正如她自己所宣称的：她成了“家庭生活的福音传道者”。
在一次访问中，新任的奥尔森夫人承认她对依赖的观点已经改变了。像她那一代的许多女人一样，她从小就接受了依赖等于软弱的观点。她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从小就被教育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依赖别人。我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是独立。我是这种价值观的代表人物。最后，我想，‘我究竟证明了什么？’”
新任的奥尔森夫人甚至承认在为她丈夫洗袜子的时候，她感受到一种幸福，这使她开始思考她与她母亲那一代女人之间的不同。“我意识到我的母亲过去在洗袜子的时候，会想‘我哪儿做错了？’”在奥尔森和她的母亲之间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奥尔森在洗衣服的时候她知道自己并非是非如此不可。她是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她几次成功地改变自己的职业轨迹，在离开职场的时候她有大笔积蓄。她很清楚即使身居高位，被雇佣的身份让工作依然是一份苦工，这种工作和在家庭里那种没有个人满足感的劳动并无不同。她说：“当CEO简直就是在地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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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男人们“因为个人原因”或者是为了“拿出更多时间给家庭”而离开高级职位时，没有一个人让人觉得合情理。没有任何一个封面故事的题目是“再见老板男士，你好足球爸爸”。相反，他们经常被假设富有进取心，享受着财富带来的奢侈生活。1990年，当46岁的彼得·林奇（Peter Lynch）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和妻子、女儿在一起，辞去富达投资（Fidelity Investment）旗下的麦哲伦基金（Magellan Fund）的经理一职时，在商业界掀起了很大的波澜。他说自己收到了“成千上万”封男人们指责他的信。现在他又回来工作了，不过担任
的是较低的职位。与此类似，著名的拍卖网站eBay的首席运营官布赖恩·斯威特（Brian Swette）为了能和孩子们有更多时间待在一起，在2002年辞去了工作。他说：“我和他们一起度假，随时都能看到他们，但是要想既享受这些又同时工作是不大可能的。“甚至是克林顿政府的劳工大臣罗伯特·B·赖克（Robert BReich）在1997年下台后宣布，他个人生活中工作和家庭之间的不平衡让他难以忍受。这实在是很令人不安：如果负责制定整个国家的劳动政策的那个人都无法处理这一问题，那别的人还有什么指望？赖克后来在大学任教，在回忆录中说他在华盛顿的生活是失败的，他在担任马萨诸塞州的地方长官时也是不成功的。
在这样的一种风潮中，即使男性并不认同，年轻女性把妻子当作一项职业选择在逻辑上也是完全合理的。如果能嫁给一个律师为什么不呢？或者再好一点，一个富有而有名望男人将带你脱离平凡的日常生活。诸如此类的形象完美地聚合在一起，很显然这一切都是婚礼产业产生的后果。
女性运动已经成为上一代人的经历和记忆，对于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来说，一个富有的配偶再次成为一个正当的追求目标。在1998年初，《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赞美“有魅力的工作”所带来的好处，所谓“有魅力的工作”指的是看上去很高尚，但收入不高的工作，比如拍卖行、女性杂志和公关公司等，这种地方为年轻女性嫁给有钱人提供了很多机会。
根据这篇文章的作者莫尼卡·P·亚兹芝（Monique PYazigi）的说法，有魅力的工作“被认为是惟一值得拥有的工作，因为它们能提供机会去交到‘对’的朋友和找到合适（可以理解为富有）的配偶。”另外，“从事有魅力的工作的年龄被不成文地限定为35岁以下，这个年龄是许多女人期待能很好地出嫁的年龄。”报纸上说，高学历的女性强烈要求得到这样的位置。担任公共关系代理的纳丁·约翰逊（Nadine Johnson）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如果你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天资聪颖的女孩，你会去哪里呢？一家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或者是《时尚》杂志。总之是一处你可以成为美丽画卷的一部分的地方。年轻的女孩子一脚踏入了美人、时尚和财富共同构成的美好世界。她们以为在那里能遇上什么人骑着白马来把她们接走。”
我们看到超级女人被同样神化了的超级母亲所取代。但是正如《Cosmopolitan时尚》上的名为“家庭主妇：希望女神”的一项调查所揭示的那样，年轻女性并不想过《女性的奥秘》中描述的那种闷厌的郊区生活。她们更对玛莎·斯图尔特式的家庭生活感兴趣，在那样一种生活里，没有经济压力、没有苦差事，有的是奔驰汽车、瑜珈课、私人俱乐部、和风水先生的约会以及自我表达的机会。就像一个年轻女性描述的那样：“我将在午后写作，其余的时间用来上课、做健身操或者是约朋友喝咖啡。晚上我会做美味的晚餐，和丈夫享受美满的性生活。”仅仅有很少几位女性流露出对她们可能会丧失个人身份的担心。“今年我梦想着做一个家庭主妇，我确实很担心如果没有家庭之外的东西对我是谁进行定义，我是否会觉得失去许多个性。”24岁的编辑黛博拉这样说到。
如果《Cosmopolitan时尚》杂志在年轻男性中进行调查，问他们是否想放弃工作，也许会有许多人的回答与此类似。但没有人去问男性这样的问题。相反，男性们被询问如果他们的妻子想待在家里，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有500多名男性接受了调查，超过70％的人说他们很高兴他们的妻子愿意做家庭主妇，尽管其中超过2/3的人更愿意他们的妻子在生育第一个孩子以后再做家庭主妇。
变化非常明显。2002年公布的美国人口普查资料说明，25年来女性在职业高峰期辞去工作选择回到家庭的数字第一次呈上升趋势。孩子1岁或者更小却依然工作的母亲所占的比例从1998年的59％下降到了55％。在1961年后，女性在第一次怀孕期间工作的比率也第一次出现了下滑。美国的出生率则呈上升趋势。2002年，美国女人比之前30年里的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孩子——平均每个女人一生有21个孩子。自1971年来第一次出生的孩子的数目抵消了死去的数目。
女性重返家庭是因为无意识还是由于疏忽并不明了。英国的一份调查显示60％的职业女性声称她们很想辞掉工作，还说她们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家居女神”的形象把工作的价值说得很低，而抬高了照顾家庭和招待朋友的价值。3，000名18岁到45岁之间的英国女性接受了调查。将近90％的人说她们羡慕那些不用工作的幸运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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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出版的一份调查报告中，一家英国研究机构认为女性比过去20年里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家庭。在90年代后期进行的一项研究中，认为职业“与做妻子和母亲同样重要”的职业妇女所占的百分比比1979年下降了23个百分点。可以预见的是，一个大家庭比一份好收入更能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正如研究者劳里·阿斯克瑞夫特（Laurie Ashcraft）说的那样，二十几岁的年轻女性不再想像她们的母亲那样努力在职业领域占得一席之地，她们说：“给我孩子，不要给我钱。”
与其为女性重返家庭找出一大堆理由，比方说是因为渴望成为妻子或者是母亲，或者是受挫的结果，不如把这一现象当成女性主义自身的缺陷必然导致的结果。被猛烈攻击的一个目标是贝蒂·弗里丹，她写作《女性的奥秘》的动机受到了质疑。丹尼尔·霍洛维茨（Daniel Horowitz）写了一本带有批评性的传记《贝蒂·弗里丹和〈女性的奥秘〉的写作：美国左翼、冷战和现代女性主义》（Betty Fried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 Mystique：The American Left， the Cold War， and Modern Feminism），谴责她故意歪曲事实，把自己描写为一个普通的回到家庭的主妇，通过忽略自己所受过的教育拉近和读者的距离，这是对读者的欺骗。他还指责弗里丹夸大了女性的不快乐，目的是取悦于自己的出版商。
然而，这些批评没有注意到的是即使弗里丹在写这本书时是个很不快乐的妻子，她还是假定大多数女性都会结婚生子。正如她在1973年的那一版的前言中所写的那样：“我不能通过拒绝性和人性本身来定义‘解放’一词，我们需要去爱——有时候我们还会去依靠一个男人。”但是她也强调，只有女性被允许拥有一个家庭，而这家庭中的孩子们能得到足够的照看的时候，这一情况才可能实现。她所不曾预见到的是女人居然真想待在家里，抚养孩子。
市场和那些想让女人回家的人之所以提出“有力的家务活动”这一说法，应该归结于妻性鸿沟，自弗里丹那一时代之后，家庭主妇的实际意识只发生了很小的一点变化。政治上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