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是什么-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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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那些想让女人回家的人之所以提出“有力的家务活动”这一说法，应该归结于妻性鸿沟，自弗里丹那一时代之后，家庭主妇的实际意识只发生了很小的一点变化。政治上正确的说法是用“在家庭之外工作”来界定那些有工作的女性，以免触犯那些“在家庭内部工作”的女性，但这一做法并未改变家庭主妇的工作不被当作应该付费的工作严肃对待这一事实。
每个人都听过诸如此类的故事，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女人有工商管理硕士文凭，她放弃了经济分析师的工作，和三个孩子一起待在多伦多的家里。有一次她出席了一个她丈夫的同事在场的聚会。“我无意中听到一个女人问我丈夫我是做什么的”，她说，“‘做什么，她待在家里。’我几乎要晕倒了。难道他真是那么想的吗？”
重新对家庭主妇定义的努力集中在一些表面问题上，比如术语或者是改变一个人的态度。在出版于2001年的《一个聪明女人对居家生活的忠告》（The Smart Woman’s Guide to Staying at Home）中，伦敦的资产净值分析师梅莉莎·希尔（Melissa Hill）说家庭主妇被称为“家庭管理者”，好像运用劳动力中的术语就能提高这一角色的地位。在2003年4月，加拿大的女性杂志《HQ》重新使用他们在90年代后期已经放弃的“家庭主妇”这个名字。那时候，放弃“家庭主妇”这一名字就像是肯德基油炸鸡把名字变成KFC，以避免和难吃的“油炸”食品的联系一样，是一种不失精明的市场策略。到2003年，潮流又发生了变化。《家庭主妇》（Homemaker）的编辑告诉《国家邮报》“做一个家庭主妇不再是消极的选择”。它重新发行的那一卷以宝妮·富勒（Bonnie Fuller）的故事最为醒目，宝妮·富勒是《美国周刊》（US Weekly）的一名编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工作着的母亲——她们能拥有一切吗？宝妮·富勒在工作、爱情和孩子之间的平衡。”
在对新的家庭主妇的所有赞美中，没有对选择待在家里的女性做出新的描绘。相反，比较容易的是回忆寻找解决办法的那段时光。许多畅销书纷纷劝告女性回到理想化的家庭生活中去。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当初正是以对家庭生活的讨论才引发了20世纪的女性主义运动。
那些有着很好职业的女性写的书总是努力让女人们确信她们将会通过家务劳动获得满足。《母亲没有告诉我们的》（What Our Mothers Didn’t Tell Us）出版于1999年，这本书指导女人们在二十几岁时就去嫁人生子。这本书的作者丹尼尔·克瑞登顿（Danielle Crittenden）对50年代的郊区生活做了非常浪漫的描写：“很多人嘲笑50年代的婚姻，其中很多人太过年轻，根本就没有经历过那一段，他们只能怀着敬畏之心去阅读——我还应该怎么说？——渴望。和现在这种夫妻双方都在外工作的家庭模式相比较，让上一代人感到窒息和不满的郊区家庭生活看起来是那样地幸福、平和与丰富。”
在女性期刊上，田园诗般的语言被来描述家庭生活：“家庭主妇最大的秘密就是这种生活非常有趣，能给人带来很深的满足。家庭主妇购买杂货、烹饪，还学着画画、写作、弹钢琴、骑马、在互联网上冲浪、为慈善机构和学校当志愿者。”
她还影射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经常提到做家务带来的厌倦。考克斯·戈登（Cox Gurdon）宣称，如果女人们认真去做家务，就不会感到厌倦：“我从来都不感到厌倦——也许更恰当一点说，是没有什么能引起厌倦——花一整天的时间做一点事，情绪不稳定的人必然对不相干的事情提不起神来。”但是到了文章结束的时候，她就像伊莎贝拉·比特恩做的那样，试图理智地接受无趣的家务，区别之处仅仅在于用了新时代的术语学：“家庭主妇的意义在于‘是’，而不是‘做’。这很像禅。表面上你做一些很平凡的事情。本质上，你是家庭的核心。”
第三部第三部分家务魔法（16）
家务魔法给女性提供了一个不现实、不能实现的标准，这一标准试图把女性身份与家庭中充当的角色统一起来，而不是与她作为一个个体统一起来。而新的超级妻子面临着更加令人恐惧的标准。神奇的蛋糕配方被神奇的玛莎·斯图尔特所代替，更何况后者还被公司化的运作所加强呢？女人所受到的压力是这样强烈，最后这种压力被表现为一种奇异的女性疾病，英国医生将其称为“奈杰勒综合症”。这一名称来源于富有多种天赋的尼歌拉·劳森（Nigella Lawson）。她的丈夫和癌症进行了长时间的抗争以后，在2001年3月去世了。这之后，
女性开始求助于内科医师，因为她们没有能力像劳森那样处理事情。他们也没有她那样繁重的责任：两个需要抚养的孩子、一档电视节目、一本等着出版的书和一个即将去世的丈夫。
但是家务魔法不仅让女性感到不安全，也产生了一场争夺道德上的优越性的新战争。这场战争不是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爆发，而是发生在有工作的母亲和待在家里的母亲之间。这场冲突被发表在2001年8月的《谈话》（Talk）上的一篇文章做了描绘，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我的新客户》（My New Client）。它的作者是艾美·布克曼（Amy Bookman），她曾经在一家艺术代理公司担任经纪人，后来她辞去了这份要求很高、薪水也很高的工作，待在家里抚养刚出生的儿子。她写到，在她开始新生活的第一天，“我觉得自己不在任何一个团队中。不仅不属于团队，好像都不属于地球了……我能想到会有迷失感和沮丧。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生活是那样的孤独。”
她发现自己不仅和自己工作时结识的朋友疏远了，和别的母亲也很疏远，她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比她年轻10到15岁。很快，她意识到她的新角色在她从前的同事中很难被接受。当她把自己的新职业定义为“家庭主妇和母亲”，并把其当成一项职业的更换时，她很快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大片空白。“做一个母亲不会被认为是一项职业，”她写到，“她也不是一项可以通过网络就可以从事的工作。”
布克曼的结论是“不管你怎么努力，现在母亲难以取得胜利……”，这一说法反映出职业女性和家庭妇女都面临的取胜无望的局面。“谁是好妈妈？”2002年10月21日的《纽约》（New York）杂志上有这样的大标题。杂志的封面上是一个身着职业套装的女性，紧挨着的是一个居家母亲。这篇文章说这两个人都很失败：“居家母亲很想用什么东西来证明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价值——她需要一个标签去说明她是一个有能力、有创造性的人，而不是只知道怎么养孩子，怎么辅导孩子做功课。工作着的母亲则向往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
当然，还是有解决办法的。开给有工作的母亲的药方是她自己也娶个妻子，不管是真人还是一种替代品。正如许多调查和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女人在家庭中地位的上升，使雇人看护孩子或者是打扫房间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对于许多职业妇女来说，她们还没有大量使用这一方法。卡丽·菲奥里娜有一个男性妻子：她的第二个丈夫弗兰克·菲奥里娜（Frank Fiorina）在他们两个人的工作安排上不时发生冲突，使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相处时，从公司退了休。在2001年春天《财富》杂志评选出的最有实力的187名女性，30％的人有居家丈夫。在2002年评选出的50名女性人物当中，有超过1/3的人的丈夫全时或者是部分待在家里。在一篇发表在加拿大杂志《HM》上的文章里，宝妮·富勒解释了她是怎么“拥有一切”的，她承认她的建筑师丈夫在家里工作，负责照顾孩子们，并出席学校里的一些事情。
具有讽刺性的是，在艾丽森·皮尔森的《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凯特·鲁迪的故事》一书中，需要一个妻子在家里的意思是那样明显。这篇小说哀叹当代妻子所面临的取胜无望的局面。在小说的结尾，女主角离开了职业领域，尽管很明显她的雄心壮志还没有彻底实现。
在这本书的致谢词中解释了更多的真实情况：为了完成这本描述妻子和有工作的母亲如何处理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性一直面临的压力的书，皮尔森自己也需要家庭的支持。正如她写到的那样，“当虚构中的那个为工作而疲倦不堪的妻子在我们家里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承担了洗衣、做饭、读儿童故事甚至是挤时间写电影评论。”皮尔森主动承认她的丈夫为她做的家务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艰难挣扎，这一事实从未被她小说的主角解决。对此她说了这样一句俏皮话：“男人对女人的需要比女人对男人的需要更甚；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幽深的一个秘密吧？”
男人需要女人多一点，还是女人需要男人多一点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21世纪的开端，女人和男人所面对的问题是把妻子角色上的污名去掉，并赋予这一角色以新的价值。一个养家口的职业女性需要妻子般的支持。她应该放弃家务，而不将其当作软弱或者是失败。在附着在家务劳动上的感情意义被剥除之前，这一图景难以出现。因为这种意义对妻子产生着强大的作用。打扫卫生间并不说明爱这事实本身。它只是需要做的家务杂事。而且这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妻子去做它。
第三部第三部分家务魔法（17）
这一情况也代表了文化内部一种被深层过滤了的不满——家庭和它的照看者被边缘化这一事实，其结果是社会价值与家庭联系都被破坏了。照看关系被提供家政服务的公司所取代了，这类公司可提供传统上由妻子做的各种家务——五花八门，从婴儿照看机构到婴儿按摩再到生日晚会的策划。
家庭主妇的复兴也反映在对传统妻子所具有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的一种不完全的向往
，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妻子会被“拥有一切”的概念吓一跳。很明显，在21世纪的开端，需要的是想“奉献一切”的女性。惟一的问题是女人已经离开了家，即使是那些赞美神秘的家务魔法的诱人歌谣也不能让她们再次回家。
第四部第四部分妻子与性（1）
在2000年，英国的《红》杂志提出了一个令人想入非非的问题：“性是种新形式的家务活吗？”这样一个问题大概是任何人都不曾预想到的。此后不久，妻子们身陷严重的“性爱危机”这一情况明显起来，这和断言女性把她们的性能力全部投入到家庭生活中去的说法有一种间接的联系。如果家务劳动是一种新形式的性生活，那么性生活对于许多疲惫不堪的女性来说已经变成一种新形式的家务劳动了——家务杂事，在你做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之前必须做的事，就跟擦洗银器和用熏衣草味道的水熨衣服一个性质。
家务劳动成了一种新发现的性能力，这一情况最早是被一份描述女性和她们的丈夫没有性生活的报告披露的。听上去这几乎就是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吕西斯特拉忒》（Lysistrata）的现代版本。在这出古典戏剧中，一群希腊妇女对丈夫们的好战非常反感，于是举行了一场性罢工，直到男人们同意停战为止。
奥普拉·温弗瑞在2002年2月5日的节目中宣布，这种非正式的现代妻子们联合抵制性生活的现象是“全国性的流行病”。她说，这是“爱丈夫却不想和丈夫性交的年轻妻子”所造成的结果。艾米（Ammy）就是一个这样的妻子，她是一个年过30的漂亮女人，她和自己的丈夫杰里米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过性生活了。她说她“爱”和“喜欢”自己的丈夫，但是在生了孩子之后，她就觉得性变得“脏”了。艾米还表示自己承担了过分沉重的责任，这使她疲惫不堪。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还在读书，同时有一份兼职工作。“一天结束的时候”，她说：“我什么都不想做了”。她承认自己的丈夫“被排在了最后一位”。
就像其他千千万万的妻子一样，艾米无法跨过妻性鸿沟，她精疲力竭，过度劳累，承受着过重的压力，对自己的丈夫心怀愤恨。然而她缺乏性欲的事实被解释为一个个人化的性问题，而不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社会症结。这一观点与素常对女性性特征的看法保持了一致，但这一观点正在经受危机。根据发表于1999年的《美国医学联合会会刊》（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的一份研究结果表明，有43％的美国女性患有各种形式的“性功能障碍”。由芝加哥大学与新泽西的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医学院联合进行的全国健康与社会生活调查，第一次对女性的性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关注，结果非常震惊。根据调查所收集的资料，有1/3的女性说她们经常对性毫无兴趣，26％的女性说她们几乎从来都没有感受到高潮，有23％的人说性生活让她们觉得很不舒服。
如果一个人能够不厌其烦地真切观察这一研究所所依据的方法论，会发现许多女性之所以有“性功能障碍”，或许只是因为“疲惫”。被调查的1700名女性，年龄从18岁到59岁不等，她们被询问在过去的一年里是否曾经在持续的两个月中经历过至少每周一次的所谓性困难。答案五花八门，既有社会与心理原因，也有医学问题，比如缺乏性欲、难以被唤起、无法到达高潮、在性交时感到痛苦、对性交感到焦虑和发现不了性带来的愉悦等等。任何一个对这些问题回答“是”的女性都被归入了“性功能障碍”患者的群体。大多数女性把缺乏性欲归结为压力和疲倦的事实被遮盖了。然而这种令人消沉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致于影响到了性动力。到了2000年，女性比报告上说的情况严重两倍。她们比男性更容易去服用有降低力比多作用的抗抑郁药品。
阿德莱德大学的劳务研究中心在2002年出版的研究报告《生活：工作、家庭、公平与社会》（Having a Life：Work， Family， Fairness and munity in 2000）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研究发现，有职业的母亲因为把家庭与工作中的任务带入了性生活而深觉沮丧。“女性发现她们无法在成为一个工作狂的同时还是一个好母亲，在现在这样一种安排下，夜晚美好的性生活更是根本就不可能。”芭芭拉·波克克（Barbara Pocock）在报告中写到。她的结论是女人们对不能和她分担家务劳动的配偶所怀有的怨恨破坏了她们的性生活。“愤怒和怨恨是亲密关系的敌人。很多女人离婚再嫁，然而夫妻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改善。”
这种情况对于男性“妻子”也同样存在，所谓男性“妻子”指的是那些在妻子出去工作的时候承担照顾家庭责任的男性。一个居家丈夫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性饥饿的婚姻》（The Sex…Starved Marriage：A Couple’s Guide to Boosting Their Marriage Libido）的书中讲述了他所经历的失败。这本书的作者是临床医学家米歇尔·威纳…戴维斯（Michele Weiner…Davis）。书中写到：“我的妻子赚的钱比我多，所以我们决定把她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她不欣赏我为家庭所做出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