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是什么-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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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天天做爱，以此度过你的余生。”她们也告诫女人们去引诱未来的丈夫，即使她们在婚前已经和男人在一起了，她们需要做的是不停地提出要求，让他来满足她。
佩格特曾经被梅莉莎·舒尔霍夫（Melissa Schulhof）邀请在埃德蒙顿寒冷的夜晚为一群年轻妻子讲课，梅莉莎·舒尔霍夫是一个32岁的两子之母，她的丈夫皮特（Peter Schulhof）在商界工作。舒尔霍夫在1985年与丈夫相识，那一年她16岁。他比她大6岁，是她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男朋友。1993年，他在埃菲尔铁塔的最顶端向她求婚。第二年，他们结婚了。舒尔霍夫早些时候在一个女朋友的聚会上听到了佩格特的课程。她被深深打动了，认为佩格特能够让妻子这一群体变得更加完美。
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里，在佩格特的指导下，女人听得津津有味，佩格特用示范用具演示着各种技巧，她们目不转睛。这里有“头脑的颂歌”，也被称为“阴茎桑巴舞”，还有进行口交的“意大利式”方法。
佩格特也解释阴蒂高潮与G点高潮的不同，口交的好处，吞下精液的步骤以及用珍珠项链来刺激阴茎的有效方法。在课程结束的时候，女人们排着队购买佩格特签了名的书。
一个月之后，在年轻企业家的圣诞节晚会上，一个曾经上过佩格特的女人带着一串珍珠项链。这是一个笑话，也是对佩格特的指导的暗示。许多丈夫向梅莉莎表示感谢，因为她把佩格特的方法带到了他们的生活中来。
卢·佩格特在11月寒冷的夜晚讲授的课程可以被看作是妻子在性方面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表征。一方面，这反映出妻子作为性生活的管理者的地位的强化。但是围坐在桌子周围拿着塑料阴茎比比划划的年轻妻子也是在打破旧习，因为她们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对妻子的性的看法——也就是把性交看作是一种必须的行为，是繁衍后代所必需的一个环节。
这样看来，性是被放在情欲的对立面的。和你法定的丈夫做爱不被禁止。这不是违法的。这是合法的。这不是秘密进行的。这其中甚至没有令人激动的新鲜感。天天待在一起，在婚姻里互相熟悉被认为会让情欲走向消亡。讽刺的是，“友爱的”婚姻在文化中如此自负——“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是一些刚结婚的新娘喜欢说的话，看上去就很像是为性生活匮乏开出的处方。在《今日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男人和女人都说一结婚性好像就消失了——再不就是孩子的出生。一个女人开玩笑说，婚后她的性生活是那样乏味，以至于她觉得自己的水床简直就“像死海”。
第四部第四部分妻子与性（5）
和丈夫进行狂热的性游戏的妻子被认为是对最近流行的女性力比多有潮汐般变化的理论的一个印证，这是PD詹姆士（PDJames）提出的一个理论。如果去看《圣经》，就会发现没有对性很贪婪的女性或者是性满足的女性。在保罗的哥林多前书中，婚姻的性纽带被认为是双方互惠：“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
希腊人相信男人和女人在获得性愉悦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他们还错误地认为一个女人只有感受到性高潮才能怀孕。通过11世纪时对妻子的描写，可以看出当时她们有很健康的性能力。1068年，一些诺曼底女人要求征服者威廉释放她们的丈夫以便满足她们的性需要。中世纪文学中同样有许多拥有强烈性欲的女人，她们比自己的丈夫对性有更多的需要，乔叟（Chaucer）的妻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克里斯廷·德·彼森（Christine de Pisan）的诗《赞美婚姻》（In Praise of Marriage），被认为是一份在15世纪初写就的从一个妻子角度对婚姻内的性生活做出历史真实描述的文本。她写到：“王子，他令我因欲望而疯狂/当他对我说他完全属于我/他令我因感到甜蜜而晕眩/当然，他是那样地爱我。”即使是以在性问题上正经得名的清教徒也主张分享性满足是让婚姻持久的关键。威廉·沃特雷（William Whateley）在一本出版于1623年的妻子行为指导用书中也把夫妻间的相互关系强调为一种重要法则，“为了快乐互相调情”是在已婚夫妇间被鼓励运用。
19世纪使女性力比多在公众中很少被讨论到了，因为这与一个妻子的“美德”有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女性力比多开始与性的纯洁联系到了一起。基督教的学说被阐发以证明性被严格地用来繁衍后代。这样以来，性行为不再是游戏或者是快乐，而是一种工作，一种带来后代的劳动。
但是这里有一种悖论：当婚姻让女性的性获得合法性后，女人们在婚后就承担起性责任。在19世纪的小说家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作品《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已过中年的男人对一个女人怀有激情，但一想到“她是我法定的妻子”他就了无兴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摘去了她的结婚戒指，用她少女时候的名字叫她，还幻想他们尚未结婚。
在辛克莱·刘易士（Sinclair Lewis）出版于1922年的小说《巴比特》（Babbitt）中，他对美国中产阶级社会进行了控诉。妻子迈拉·巴比特（Myra Babbitt）被描写为“跟个贫血的修女一样毫不性感。她是一个好女人，性格温和，勤恳持家，但是除了她10岁的孩子之外，没有一个人对她有兴趣，甚至完全意识不到她是一个活人”。在结婚23年之后，在巴比特家里性最多只能算做一件陈腐之事。“她终于克服了对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的轻微厌恶，感受到了激情，然而很快日子又成为死水一潭。”
即使是在女性主义觉醒的60年代，女性只是作为性行为的接受者这一观念也非常盛行。在1970年出版的《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上，有这样的文字：“只有年轻的未婚女孩被允许做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女性——一旦她们结婚，她们就被期望减弱自己的性欲。当她们成为母亲，这种状态更是严重。”这并不令人吃惊。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性革命中，妻子都是沉默的壁花。这一时期与妻子有关的最性感的事是交换妻子。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走得更远，她们认为所有婚内的性关系都是法律许可的强奸或者是法律许可的卖淫。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cKinnon）是美国最重要的女性主义者，她同时是一个法律学者，她认为除非明确地表示同意，不然所有异性恋中的性关系都应该被视为强奸。这一观点注定无法得到女人的赞同，因为绝大多数女人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所有性行为都是强迫的、所有男人都是有罪的世界里。毕竟男人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爱人，我们的丈夫。
在60年代以后，妻子对性所处的语境有了更多的了解，她总是被描写为在婚姻中遭遇失败。这一时期的文学典型伊莎多拉·威尔（Isadora Wing）是埃里卡·琼（Erica Jong）在《恐惧飞行》（Fear of Flying）中塑造的一个年轻的已婚的女英雄。她喜欢寻找一些刺激而短暂的性经历，最后她还是感觉到了一种挫败感，回到了丈夫的身边。想提高婚姻里的性活跃性的夫妇被建议去“开放”婚姻，去消除一夫一妻制，在婚姻外寻找新的感情和性经历。
然而，这些女人的女儿们，出生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女孩们，对性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就像研究结果表明的那样，这些女孩已经“男性化”。意思是说这些女孩像男人那样行事——更准确一点说，她们的表现与传统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形成的角色特征相去甚远。南希·弗莱迪（Nancy Friday）曾经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观察年轻女性的性幻想，她在1991年出版的《顶尖女性》（Women on Top）中把二十几岁的女性称为“一种女人的新品种”。和她在1973年出版的《我的秘密花园》（My Secret Garden）中采访的那些女人不同，这些90年代的年轻女人不因自己的性幻想感到害羞和内疚，她们甚至还津津有味谈论其中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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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芝加哥大学的全国健康与社会生活的调查结果宣布，年轻女性的行为说明了在美国人中发生的最大的性变化。这份研究表明，与男人类似，年轻女性有一些以前未被知道的性经历，如同居，更换性伙伴等等。传统上，女孩子开始性行为会比男孩晚上几年，但在被调查的年轻一代中（出生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男女两性开始性行为的平均年龄都是17。5岁。后来加尼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出版的一份名为：《美国新人：35年来的潮流》（The American Freshman：Thirty…Five…Year Trends）的报告做了进一步的印证。这份材
料是对1966年到2001年许多变化的一个概要描述。它注意到随着女性与男性受教育程度、工作期望值渐渐相同，在价值观上出现了“一种性别集中”化趋势。
尽管如此，情人与妻子之间的不同还是没有被改变。马琳·科普兰（Marlen Cowpland）是加拿大的高科技企业家迈克尔·科普兰（Michael Cowpland）的妻子，她在婚前最害怕的事就是一旦结婚她就会失去在性方面的吸引力。马琳面容美丽，姿态万方，金发碧眼，她在1992年与迈克尔结婚。她意识到成为妻子有可能会使她丧失一些表达自我性需求的机会。正如她对丈夫的传记作者说的那样：“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的感受很简单，那就是恐惧。因为我想，是不是我们一结婚，激情就慢慢褪去，他再也不把当情人看待？所以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他将永远都不去做一件事——就是把我当妻子对待。他向别人介绍的时候说我是他的妻子，但他对待我就像是对待情人。”
在1997年出版的《婚姻震动：从女人到妻子的变迁》（Marriage Shock：The Transformation of Women into Wives）一书中，作者达尔莫·海因写到年轻女性自我压抑，在公共场合可以不强调自己的性特征，在婚姻里也是如此，甚至她们的丈夫并没有要求她们这样做。一个名叫特蕾西（Tracy）的女人，在和丈夫结婚前曾经去参加过他公司里的圣诞晚会，她穿了一条短裙子，一件黑色的皮上衣，和他的同事们跳了一整夜舞。然而他们结婚后的那一年，她“拒绝穿太短、太性感的衣服”，而是穿了一身很保守的斜纹呢套装去参加晚会。再往后，她索性连舞也不跳了，而是看着在舞池里翩翩起舞的女秘书发出感叹。“她们看上去是多么活泼，多么性感啊，和做妻子的是那样不同！”这就是她说的话。
海因还写到了一些清除自己的“性经历”的年轻妻子。一个名叫安东尼娅（Antonia）的女人在结婚前能很坦然地和丈夫乔纳森（Jonathan）说到自己的性需要、自己的过去。然而在婚后，她变得很端庄，他变得占有欲很强。她说：“在我们结婚后，他对我以前的男朋友，甚至是我的前夫，都很在意。”
在90年代的文化里，把妻子看作是性欲望的客体依然是反常的。所以当嘉士伯（Carlsberg）啤酒在电视广告中把妻子当成性感尤物时，激起一片哗然。在这个于1998年首播的15秒广告中，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站在一个破旧旅馆房间的门口，他们激情满怀，他们深深亲吻，就像是一对久别重逢的恋人。这一时刻是充满感情的，违禁的，被期待的。这时候一个男声说起了画外音：“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告诉我，我曾拥有的最好的性是和我的妻子在一起获得的。他是对的。”屏幕上闪过一瓶嘉士伯啤酒。
这种方式是一种新的尝试，其后有很深刻的市场动机。嘉士伯公司采取的促销活动是以30岁到40岁之间的男人和女人作为目标观众的，这些人在统计学上是一个很理想的消费群体。他们对性自由不是不感兴趣，但发现实现难度很大。他们慢慢变老，对性行为传播的疾病很是恐惧。当然，嘉士伯公司对提高忠诚度也很有兴趣：奉行一夫一妻制的消费者品牌忠诚度会更高一些。虽然是这样，广告还是在旅馆房间里上演的，而不是家庭里的卧室。这个场景之所以发生转换，是因为家庭气息的背景被认为会降低性感程度。
尽管啤酒广告中呈现的性感的妻子是一个震动，但当代文化依然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去吸收这一看法，即使已经有很多男人已经被他们的妻子所发动。毕竟只有在最年轻的一代人中，法庭才有可能让一个妻子因为“失去了做配偶的权利”而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共同生活、感情投入和丈夫的辅助等方面的法律权利，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只有丈夫才能拥有。这意味着妻子和丈夫的性权利以及从性行为中获得快乐的权利被放到了同样重要的位置上。
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自从19世纪开始，在公众看来，一种成功形式的妻子的性至少是与能够有繁衍功能的阴道接触是存在关联的。它的成功通过孩子而不是性高潮来衡量。即使是在那个被认为性观念开始启蒙的时代，把阴道性交与“合法的”性行为结合起来的看法也非常流行。在出版于1994年的《被诱惑的女人：激情、危险和出轨女性的痛苦》（Tempted Women：The Passions，Perils， and Agonies of Female Infidelity）一书中，卡罗尔·鲍特温（Carol Botwin）通过发明出一个新的术语“除——之外的任何东西”准确地描述了已婚女人如何描绘与阴道性交无关的事情。她引用了一个女人的话：“我的情人和我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相信只有阴道性交才是真正的出轨。”事实上，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和莫尼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那场令他声名狼籍的性丑闻中确实没有过阴道性交，至少在他自己的头脑里他可以宣称“我和这个女人没有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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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性交与婚姻中的性存在的关系对于女性的性行为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最明显的一点是在以繁衍后代为目的的时候，只有阴道性交才是可信赖的，它并不是女性获得性快感的可靠方式。杰德·克明尼斯基（Jed Kaminestsky）博士是纽约一位杰出的泌尿科专家，他曾经对女性性行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2001年他对《纽约》杂志表示：“大多数女性在进行性交的时候，并没有设想自己能获得性高潮。”
早在100年前，就有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希莉亚·杜尔·莫歇尔（Celia Duel Mosher）以1892年到1920年之间的资料汇编为基础，对美国女性的性生活进行了研究。女人们说她们总是被期望进行她们根本就不想的性交。在凯瑟琳·贝纳特·戴维斯（Katharine Bement Davis）1929年进行的有着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中这一令人悲哀的发现进一步得到证实。这一研究名为“2200名女性性生活的真相”。社会学家戴维斯向挑选出的妻子们发出了10000封信，请求她们回答调查表中对她们的性经历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