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是什么-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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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她的踪迹。”
甚至是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这个独身生活的鼓吹者也结婚了。在2000年9月6日，她嫁给了大卫·巴勒（David Bale），一个她认识了仅仅才十个月的男人。她和他是在一个女法官举行的酒会上认识的。一点都没有悬念，这个66岁的女性主义者的婚礼没有像一般的婚礼那样铺张——没有白婚纱，没有被放飞的白鸽，没有礼物。这位新娘穿的是蓝色牛仔服。
媒体没有把斯泰纳姆的婚礼当作一个历史的里程碑而是将其当成了一个很有趣的新闻点，一个千禧年玩笑。“这就像是回教教法教长和伊斯兰断绝关系”，英国的《每日电信报》（Telegraph）这样评论这件事。《绅士》（Esquire）杂志在提到斯泰纳姆的婚姻时用了一个标题“2000年的可疑成就”，宣称“这件事证明鱼需要一辆自行车”。
在婚礼之后接受访问的时候，斯泰纳姆讲到了婚姻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通过一种方式来表明把彼此交托给对方，”她对《时代》杂志讲到，“如果我们还年轻，也许我们会生一个孩子或者做点别的什么事来表明我们已经彼此托付。”她提出一个观点：“26岁结婚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干的事，66岁结婚则是一个反叛者干的事。”因为这时候成为一个妻子不再意味着屈从，“如果我在人们建议我结婚的时候结婚，我会丧失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许多权利”，她对《密尔沃基日报》（The Milwaukee Journal）的戴维·迪恩（Dave Tianen）说：“现在一份平等的婚姻已经成为可能。”
但是在我们对这一角色表示赞同，认为一个优秀的家庭妇女“政治上正确”之前，先看一下在这场典礼上“妻子”这个词被赋予了什么样的位置吧——毕竟斯泰纳姆是一对夫妇中年纪较大、更有影响也更有名的那一个。斯泰纳姆和巴勒把他们自己称作“伙伴”，这个温和中性的说法表明他们力图成为一个内部平等的共同体，在这种模式中，没有对财产所有权的规定，没有家庭中的奴役，也没有征服与屈从。
事实上，巴勒很高兴成为一个不是那么有主导权的伙伴。婚礼之后不久，这对夫妇在《20/20》节目中接受芭芭拉·沃尔特兹（Barbara Walters）的访问时，巴勒开玩笑说他很少自我介绍是“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先生”。（很不幸，这对伴侣共同走过的人生旅程很是短暂，2003年1月巴勒因为脑瘤去世。）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妻性鸿沟（8）
语义上的一些玩笑话，连同斯泰纳姆拒绝称自己为妻子这一情况，都表明了一个事实：不管法律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妻子这一角色依然还是充斥着各种落后的联想，就像过去时光留下的一些阴影，又像是旧日生活所激起的回响。与现代妻子所契合的妻子脚本依然没有被书写出来。
脚本尚未流传，至少还不清晰。西方的新娘们在新婚前夕不再读那些有着一些离奇有趣
的书生气十足题目的书了。——比如《女士们的新年礼物》（The lady’s New Year’s Gift）、《已婚女士的座右铭》（Maxims for Married），还有《年轻女士的朋友》（The Young Lady’s Friend）。在19世纪的时候，当女性移民到达魁北克地区的时候，要接受妻子培训课程，而现在的女人们是不会经常听到这种课程的教导了。但妻子学校依然存在。美国劳军联合组织曾经在韩国的汉城举行了一个为期十天的培训，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准备嫁给美国士兵或美国商人的韩国女人们，对美国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以及美国的妻子所具有的法律权益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与此相似，像大学里的教员妻子俱乐部还有议员夫人的聚会也是在如何扮演好“妻子”这一角色方面文雅地提供着指导。
“妻子”这一角色还必须遵从一些从未被说出口的规则。我们会有“妻子材料”这个说法来描述那种适合担任这一角色的女人。这种女人不是在第一次约会时就冷若冰霜，就是热情似火。她们使人感到愉快，富有献身精神，工作勤勉，不大喜欢让太多的人注意到自己。她们愿意遵从教导。这些教导往往是通过电视节目、电影、杂志上的文章悄悄传达的。这些莫名其妙的信息把女人们在每一个时期应该取得的成就以编年史的方式呈现出来，教女人们如何找到一个好丈夫，如何让她们的婚姻保持“热度”，最后，在离婚的时候如何占据上风，取得胜利。这样一幅暗地流传的脚本在由《布丽奇特·琼斯的日记》带来的方兴未艾的狂潮中依然清晰可见。这本书鼓励女人们成为妻子，热爱家庭。
这种未被正式呈现出来的密码非常明显，如果我们返观一下妻子受到赞美或者是受到侮辱的景象就会更加明白这一点。第一个例子是希拉里·罗德汉姆·克林顿，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第一夫人。这一时期正是妻性动力和妻性阻力处于平衡的一个时期。这位前第一夫人，像许多在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女人一样，相信自己在结婚后依然能够有自己辉煌的职业生涯。1992年当她的丈夫在竞选总统时，他们一起参加了《60分钟》（60 Minutes）节目的访问。她第一次说出了她那句很有名的宣言：“我坐在这里并不是像一些小女人那样是为了支持我的丈夫。”很明显，她的这句话很有点讽刺意味。
罗德汉姆·克林顿试图表明自己是一个自治的总统夫人，她希望自己对于政府的政策也能发出一点声音，她丈夫的政敌和一些负面消息给她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在过去，其他的第一夫人也卷入过公共政策，但她们从未在公众前曝光。1914年，伊迪丝·威尔逊（Edith Wilson）悄悄地游说议员通过了1914年的《巷路居住法案》（Alley Dwelling bill），捣毁了许多贫民窟，并用联邦政府的资金盖起了新的房屋。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曾经为了整合官员，压制过一名秘书，她还为制定反对滥用私刑的法律而四处奔走，工人的权益也是她十分关心的一个内容。这一切都引发了关于她的一些争论。南希·里根（Nancy Reagan）被人们认为是王冠后面的力量。这个说法之所以流传甚广，被人们深信不疑，是因为她在公共场合是那样充满敬慕地注视她的丈夫。但是一个敢于把她自己放在和丈夫平等的地位上的第一夫人看上去实在是有点不那么自然，甚至是不无怪诞。1995年的讽刺杂志《间谍》（Spy）曾经刊登了一幅罗德汉姆的漫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她的辛辣嘲笑——她被表现为一个雌雄同体的双性人，女性在上，男性在下。即便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女性的奥秘》出版30年之后，妻子从法律上获得了解放，政治上的妻子，这些曝光率最高以至于成为典范的妻子们，依然被期待着保持有顺从、次要的属性。
希拉里·罗德汉姆·克林顿将证明自己在妻子这一脚本内外穿梭自如——这取决于如何做在政治上能够更为有利。她在婚后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原来的姓氏（许多年来，克林顿这个姓她有时候用，有时候不用）。但是为了让她的丈夫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她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和他一起搬到了阿肯色州。她参与政治决策，但如果需要，她也一样愿意扮演一个贤良的妻子。在1996年的总统竞选中，谁记得罗德汉姆·克林顿在和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比赛烘烤巧克力蛋糕时曾经退缩过？她赢得了这场比赛（搅拌进去的燕麦片是她用的秘密成分）。相比而言，她对政治方针的参与反而不那么成功。在她引为自豪的健康改革计划失败后，罗德汉姆·克林顿开始做出一些艰苦的努力。她为自己的外表忙乱不堪，尤其是她的头发，几乎成了一个政治隐喻。在一个名叫“希拉里的头发”的网站上，人们围绕她的发型争论不休。
当克林顿总统和莫尼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通奸丑闻被揭露出来后，罗德汉姆·克林顿还是选择了支持自己的丈夫。她的支持率一路飚升。这是可以预见到的一幕。最后，她仿佛成了一个家庭妇女的榜样：躬身一侧，非常顺从，而且忍辱负重。罗德汉姆在公众眼中不再是一个躁狂的、危险的职业妇女了，她成了一个富有同情心、富有奉献精神的守候在家里的妻子形象，她依靠家庭来抵抗外界的侵袭，等待着她在外面追蜂逐蝶的丈夫有朝一日翻然醒悟回到温暖的壁炉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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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罗德汉姆·克林顿不愿意让她的丈夫感觉到一点点的不适。人们有时候会忘记现代婚姻重视的那种伙伴关系经常会有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妥协包含在其中。她所面临的似乎是一个怎么都过不去的关：她有时会被批评为太过独立，但紧接着她又因为不够独立而受到嘲笑和奚落。这样一个难题其他的政治家的妻子也曾经经历过。切丽·布什·布莱尔是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夫人。2001年，作为一个很优秀的人权方面的律师，切丽想暂时离开工作一段时间，和她的丈夫一起去旅行，没想到这件事激起了激烈的争论。杰曼·格里尔
（Germaine Greer）陷入了一种自以为是的激动情绪中，在一次访问中，她说切丽的行为像是一个“情妇”。她还说首相夫人是“一个从事重要工作的知识女性，我不愿意看到她只是一个妻子”。
但是希拉里也表现出了妻子这一角色所具有的那种复杂的、隐藏的巨大力量。她成了美国的参议员，她撰写自传赚到了800万美元的预付稿酬，她还有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的候选人。这一切都表明她充分开发出了妻子的杠杆作用。这样的竞选活动必然是困难重重，自然，正像别的对此充满热切期望的女人们一样，希拉里也必须要面对这一切。这也是从妻子脚本长久以来遗留下来难以消除的一种影响中滋生出来的：对妻子始终存在一个假想，进而推广到所有女人身上，她们被认为不可能有统治能力，她们最多只能被认为是第二位的，而不是第一——而这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品质。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在担任德克萨斯州州长的时候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看法。当时的情景是他要赞扬自己的妻子劳拉，同时也想起到讽刺希拉里的作用。他这样说到：“就我从事的工作而言，我拥有最好的妻子。她从来都不试图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权力和妻子处于对立这一事实让更多的女人想在政治领域求得建树。帕特·施罗德是从弗罗里达州选出的国会议员，她曾经放弃了参加1988年的总统候选。她这样描述白宫：“一个大木头房子，上面挂着一个醒目的牌子：女人不得入内。”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排外的说法叫“男人俱乐部”（更准确一点，应该叫“丈夫俱乐部”），这仿若是挖了一条深而宽的鸿沟，把女人们挡在外面。以至于很少有人把女人们为何不去角逐高级职位当作一个严肃的公众话题来对待。作家埃里卡·琼（Erica Jong）在2001年《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里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什么力量能让美国女人想去成为总统呢？”她诘问道：“我们对一个丈夫会有这样的期望。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女性候选人，但是在此之前，女人们依然是渴望有一个有阳刚之气的男人去依靠，却从来不想让自己强大到不必去依靠谁。”这是一个令人一惊的说法。人们总是把阳刚、雄性与丈夫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他们才具有公众领导能力。没有什么可能性留给女人去实现。
琼的说法反映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妻子被先验性设定为了“第二性”。这是千真万确的。即使是一个男人充当“妻子”的角色，情况依然不会改变。在《你好，他说谎了》（Hello，He Lied）中，制片人琳达·罗森·奥布斯特（Lynda Rosen Obst）遵从着好莱坞的约定俗成，“妻子”这个名字要分给一对夫妇中那个“非生产性”的人，“当配偶中一方是非生产性的，他或她就被定义为‘妻子’，不管实际性别是什么。”她写到，“女代理商的医生丈夫时常会忽略晚宴（除非有外科病人在其中）……”再看一下《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对“妻子”的另外一个解释吧！这真的是非常值得注意：“妻子”用来描述“性别关系中起消极作用的那一方”。
尽管情况在发生着变化，女性妻子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成员。“莎朗·斯通先生”（MrSharon Stone）是一个听上去有点嘲笑意味的头衔，但它和菲尔·布朗斯坦（Phil Bronstein）很般配。在1988年和著名女演员莎朗·斯通结婚时他是旧金山一家报纸的主编。这样一种心态让我们仿佛又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时期，在登记时如果把妻子的名字写在前面都会被看作不正常的，甚至对非美国人也是这样。在一份曾经被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都看过的报告中，对共产主义国家的行为规范进行了心理学上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整体趋向看来共产主义者的婚姻中妻子是更占主导性的一方”。当同情共产主义的朱利叶斯（Julius）和埃赛尔（Ethel）因为间谍罪于1953年被逮捕时，有报道用这样的语句来描述他们：“朱利叶斯是一个奴隶，他的妻子埃赛尔是主人。”
20世纪50年代，海蒂·尼尔森（Harriet Nelson）、唐娜·里德（Donna Reed）还有琼·克莱维尔（June Cleaver）主导了妻子的形象。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被虚构出来的女人们都是男性编剧们的创造物。我们还将看到，他们所刻画出这些女性角色，正是女性们千百年来一直扮演着的。
描绘现代妻子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1996年6月份的《绅士》（Eaquire）杂志的封面故事是“美国妻子的秘密生活”，这似乎是从某种侧面描绘了现代妻子的形象。一个女人的照片被切割成了四个部分：她是一个身着职业套装的职业女性；她是一个内衣爱好者；她是一个身穿围裙的家政工人；她是一个母亲，正像是她的生殖系统所可以提供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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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形象化的比喻引起了轩然大波。“怎么能把一个女人说得跟屠宰场里的一头牛似的呢？”无数饱含愤怒的信蜂拥而至。这愈加反映出萦绕在妻子这一角色上的种种矛盾。事实上，为本书准备的第一张封面就是一个无名的女人，在她身上具有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里的妻子所具有的显著特点。我拒绝了这个封面，尽管一时找不到别的当代妻子的形象，与此类似，苏珊·莫萨特的《妻子工作》一书的英国版本于2002年出版，封面上就是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主妇在熨烫衣服的场面。这一形象反映出一个很大的真空地带——也就是
妻子鸿沟——如果你愿意承认这一点的话，它一直都存在于文化中。一方面妻子们依然身陷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神话中难以自拔，在21世纪的女性主义运动中这些被奴役的妻子成为哀悼的对象；在这个裂痕的另一方面，妻子这一角色被轻松地看作一场自由形态的即兴创作，就像特维拉·索普（Teyla Thwar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