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鲁迅-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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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明令禁止妇人缠足。为什么禁不住？无非是缠足有如同今日西方的手术美容或手术减肥一样的好处，痛苦也就忽略了。包办婚姻也是如此，为了维护某一种的利益，就不怕牺牲另一种利益。人类与动物一样都有“认识和体会到”痛苦而甘愿受苦的选择能力。萨特认为这就是自由。鲁迅认为这就是病态，对此深恶而痛绝之，于是针对中国人（其实是全人类）的这一矛盾心态，发出了呐喊。


第一部分鲁迅为什么接受包办婚姻？（5）

　　　　把个人的不幸，转换为国家的不幸，并直接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很先进的思想。如今，把问题再深入一步，找出人类如食草动物冒死渡河一样不得不如此的原因，找出所谓“深层的动机”，也许是更有意义的。进行这种研究可以借用潜意识理论，这一理论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对于我们来说，也还是有价值的。请读一段外国书，是美国人弗洛姆的《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中的话：　　　　　
　　　　的确，并不是弗洛伊德第一个发现了这种现象：　即我们都怀有一些自己没有觉察到的——也就是说，是属于无意识的思想和冲动，它们隐密地活动于我们的心灵深处。但弗洛伊德却第一个以这种发现为中心建立了心理学体系，他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潜意识现象，取得了惊人成果。首先，弗洛伊德考察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不一致性。我们认为一件事，比如我们的行为，是以爱、献身感、责任心等为动机的，而不知道与此相反，却是受着权力欲、自我虐待、依赖性等潜意识的驱使。弗洛伊德的发现在于：　我们所认为的，并不必然与我们的存在完全一致；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可能是，也可以说常常是，与他的真实存在差异甚大，或者截然相反。我们大部分人均生活在一个自欺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都认为自己的思想能代表客观现实。在过去的传统中，思维与存在被认为是同一的，或者在哲学唯心主义的极端形式中，只有思想（理念、语法）是真实的，而现象世界本身并不具有真实性。事实上，弗洛伊德潜意识概念的历史性意义正在于此。尽管他本人是一位理性主义的拥护者，通过把大量的意识思维贬低为欲望的合理化，弗洛伊德摧毁了理性主义的根基。由于他发现了思维与存在的不一致性，弗洛伊德不仅仅在哲学上和大众观念中削弱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基础，而且在伦理学领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弗洛伊德之前，诚恳还被认为就是说实话，由于弗洛伊德，这个定义已难再自圆其说了。我们的言语和信念之间的差异，作为一个新的维度出现，即我们潜意识的信念或潜意识的冲动已被揭示。在前弗洛伊德时代，如果一个父亲确信他体罚自己的该子，是因为它有助于孩子的成长，那么他不会被认为是虚伪的，只要他真正相信这一点。但是在弗洛伊德之后，出现了这样激进的质疑：　谁能肯定他的信念不是虐待欲望的合理化，也就是说他是以殴打孩子来取乐，体罚是为了孩子的成长这种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呢？事实上，人们从道义上或许更喜欢那种至少有足够的诚实来承认真正动机的人，这样的人不但更诚实，而且还较少危险。从个人来说，或者是在历史上，没有一种残忍和邪恶不是以出于好意为借口的。由于弗洛伊德，“我是好意”这句话已失去了它作为一种托词的功能。出于好意是行为不轨的最好的合理化之一，再没有比使自己相信这种合理化的有效性更容易的事了。弗洛姆《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性》：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再读一段外国书：　　　　　
　　　　凡与自己希望相符者即为真理，与希望背道而驰者，便使我们对之生气，……有人以为他有反叛的精神，便可以独往独来，不受环境的支配，其实反叛的精神非但不能保证自己的独立，反而是最尖锐的成见所造成。一个童年时代受父母管束太严的作家，长大了往往会成为喜欢攻讦宗教与家庭生活的自由思想者。其实这一切都只能作为是童年奴化生活的反叛。安德烈？莫洛亚《生活的智慧》：　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74页。　　　　
　　　　试用潜意识理论对鲁迅当年的接受包办婚姻与接受刺杀任务之间的关系做一解释，是有意义的。鲁迅“不为自己打算，一切听人安排，”是对母亲的“孝”；“预计是生活不久的”，则是革命者之“勇”或对革命事业之“忠”；后来，思想起了变化，则是指与朱安的“陪着做一世牺牲”的关系而言的。林贤治说：　“说及战斗，他曾说自己从旧营垒中来，反戈一击，易致强敌的死命。对于家族意识的暴露，他是刻骨般的深入，这不能不归因于他所亲历的一份沉痛。”鲁迅批判中国的孝文化，以《二十四孝图》为对象，思想上没有困难。殊不知《二十四孝图》乃是走火入魔的孝，是没有学理价值的世俗文化，并非儒家纯文化，与周公孔子根本没有关系。鲁迅批判《二十四孝图》形式上是反孔，而潜意识是对母亲为自己包办婚姻的不满。　　　　
　　　　鲁迅由表示“勇”转为提倡“韧”，是与儒家相一致的。儒家提倡勇，是说改正错误要一刀两断，不拖泥带水。对于刺杀行为是不那么赞成的，虽然有时候也歌颂之，但从根本上说是不赞成，称之为“匹夫之勇”，苏东坡那篇有名的《留侯论》，就是对此持批评态度的。看来鲁迅的犹豫不决也与儒家思想暗合——孝亲与韧的战斗都不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要多读中国书你才知道，不读你就不知道。人类对野草任何一种事物的认识都不可避免地会有两种倾向，所以才会有“中庸之道”的问题。否则“中庸之道”就无从谈起了。鲁迅做为思想家，必然有保持思想的一致性的任务，这一致性如果排斥中庸之道，就很难成立。几十年以后他仍然在做问孝于“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前与之后的思想平衡的工作。鲁迅既然反对“中庸之道”，从逻辑上说，这之前与之后的思想就不可能是一致的。当时鲁迅的为革命献身的勇气背后的潜意识是在拒绝朱安吧？后来鲁迅的解释，却把它的因果关系颠倒了：　因为早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打算，才接受了朱安。如鲁迅对许广平所说：　“当时正在革命时期，以为自己死无定期，母亲愿意有一个人陪伴，也就随他去了。”见单演义《鲁迅诗〈自题小像〉探索》，载《进修参考资料》，黑龙江爱晖县教师进修学校编，1977年第1期。这显然也不符合《自题小像》一诗的逻辑。此诗合理的解释是：　鲁迅因为“灵台无计逃神矢”而又“寄意寒星荃不察”，才“我以我血荐轩辕”，而不是相反。潜意识里是为了反抗“不为自己打算，一切听人安排”造成的包办婚姻状况。后来鲁迅由决心“我以我血荐轩辕”转为实行“深沉韧性的战斗”，就是一种“中庸之道”。这样，鲁迅因情绪激烈而受命刺杀满清大员，却又在行动前有所犹豫，二者之间的思想平衡就可以成立了。而鲁迅不能赞成“中庸之道”，所以几十年来都要为思想的不一致性辩解。“再后来，思想变了”则是指“我可以爱”。这一点后面再说。　　　　
　　　　鲁迅的新婚生活只过了三天，第四天就以学校功课不能耽误为理由，与周作人等人一起回日本去了。这一年他已经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转学文艺了。1906年的弃医从文，对于鲁迅乃是一生重要的转折点，鲁迅为什么恰恰在这一年弃医从文呢？笔者试以潜意识理论来解开这个谜。


第一部分鲁迅弃医从文更深层的原因（1）

　　　　鲁迅放弃了医学救国和为革命牺牲生命，而选择了更深沉的战斗——文学救国。对于鲁迅的弃医从文，向来的说法是因为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在课堂上从日本人的电影片中见到了久违的中国同胞的麻木的神情，心灵受到了刺激，鲁迅自己是这样说的：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作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是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种解释，在某些人看来是不足取信的，有人首先对他学医的动机就表示怀疑。郑学稼的《鲁迅正传》说：　“一九○四年，他的祖父介孚卒（六十八岁），他自己也于当年八月进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为什么他要学医呢？依《自传》说：　‘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稍微读过明治维新史的人，对于已成名时（一九二五年）自传者的自供，都瞠目不解。不错，维新前日本已有了医学。但医学对这日本的历史重要运动之一的明治维新，有很大助力，却难找出‘很大’的证据。”周作人的解释一向得到公认，那就是因为父亲被中医治死，鲁迅选择学西医以救助像父亲一样的病人。这本来是人之常情，不知为什么鲁迅要修改自己的初衷？对于鲁迅的弃医从文的解释，郑学稼更是不以为然：　“那么他就这样地学成了医学回国济世救人吗？不。自《自传》说，‘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转下页）　　　　
　　　　竹内好说：　　　　　
　　　　鲁迅在仙台医专看日俄战争的幻灯，立志于文学的事，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这是他的传记被传说化了的一例，我对其真实性抱有怀疑，以为这种事恐怕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件事在他的文学自觉上留下了某种投影却是无可怀疑的，因此拿这件事和我所称之为他的回心的东西相比较，并以此作为一条途径来探讨他所获得的文学自觉的性质，将是一种便捷的方法。　　　　
　　　　这件事的出处当然是他本人的文章，一篇是《〈呐喊〉自序》，一篇是收在《朝花夕拾》里的《藤野先生》。《〈呐喊〉自序》对他在东京办《新生》失败以前的情况是这样叙述的：　（略）　　　　
　　　　这段文字极好懂，如果和前面引用过的紧接下去的那段难懂的话相比，这段文章的好懂是不言自明的。为什么说是好懂呢？根据在于他处理事实的态度不同。他在这里是把事实切割开来，加以说明的。他不再为自己现在所背负的“影子”所烦恼。事实就是事实，所以处理事实的启蒙者鲁迅，就只是一个纯粹的启蒙者鲁迅。他由父亲的病和在南京所受到的新学的影响而立志医学，以救助国民；又由于知道了精神比肉体的重要，便弃医从文。我想，这些恐怕都是实情，周作人的“豫才在那个时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关于鲁迅之二》）的意见，和这段叙述也不矛盾。如果再附加一句的话，那么鲁迅使这段文章包含了象征意义，即医学代表着实学、维新、光复这些当时的风潮，而文学则命运般地连接着他的发现孤独之路。这个问题姑且先放下。他的上述对精神发展史的解释，如果只是在解释的范围内，我并不认为是错的。我所怀疑的是与此不同的另外的问题。　　　　
　　　　（接上页注解）由医学转到文艺，原来是由于这么一个观点。我们可以设想：　——敢这样想吗？一个坐在台下的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同胞被斩，丝毫不发出对他的同情或憎恨凶手的感觉，只于身首分离时，逗起‘医好几个人也无用’的想念。”（转引自《被亵渎的鲁迅》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如此怀疑鲁迅的“自供”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是找出鲁迅行为动机背后的无意识的欲望究竟是什么，并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同一事件，在《藤野先生》中处理得多少有些差异。……　　　　
　　　　我的笔不知不觉竟停在了藤野先生这个人物身上，不过这是因为这篇文章不仅对鲁迅，就是对我们来说也是值得珍惜的一篇的缘故。鲁迅文章中像这样能够被朴素地接受的文章是不多见的；而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问题虽然和我现在的课题全然无关，但也是应该另做考虑的。　　　　
　　　　言归正传。《藤野先生》里有个发生在《〈呐喊〉自序》所写的幻灯事件之前，但在《〈呐喊〉自序》里又没写的事件，这就是因藤野先生为他改笔记而使一些同学歪推是否漏了题，因而有意找茬儿的事件。这个事件的性质以及他提起问题的方式，都和后来他在很多论争场合所采取的态度极其相似，不过这一点在此将不做涉及。这个事件由于很快被证实是来自同学们的误解，所以总算解决了。他接着如下写道：


第一部分鲁迅弃医从文更深层的原因（2）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　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　　　　　
　　　　事情在这里比《〈呐喊〉自序》要复杂。他离开仙台的动机不只是幻灯事件，在幻灯事件之前还有另一个事件。幻灯事件本身，并不是单纯性质的东西，并不像在《〈呐喊）自序》里所写的那样，只是走向文学的“契机”。这里的问题是，幻灯事件和此前找茬事件的关联以及两方的相通之处。他在幻灯的画面里不仅看到了同胞的惨状，也从这种惨状中看到了他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说，他并不是抱着要靠文学来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冠冕堂皇的愿望离开仙台的。我想，他恐怕是咀嚼着屈辱离开仙台的。我以为他还没有那种心情上的余裕，可以从容地去想，医学不行了，这回来弄文学吧。《年谱》说他在这一时期回过一趟国，不过就像前面所写的那样，由于详情不明，所以也就不去多加想像了。幻灯事件和立志从文并没有直接关系，这是我的判断。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有关，却和立志从文没有直接关系。我想，幻灯事件带给他的是和找茬事件相同的屈辱感。屈辱不是别的，正是他自身的屈辱。与其说是怜悯同胞，倒不如说是怜悯不能不去怜悯同胞的他自己。他并不是在怜悯同胞之余才想到文学的，直到怜悯同胞成为连接着他的孤独的一座里程碑。如果说幻灯事件和他的立志从文有关，那么也的确是并非无关的，不过幻灯事件本身，却并不意味着他的回心，而是他由此得到的屈辱感作为形成他回心之轴的各种要素之一加入了进来。因此，这一事件，与其说是《新生》事件的原因，倒不如说不论是否有时间上的联系，对他的回心来说，在性质上是应和《新生》事件等价并置的东西。　　　　
　　　　我执拗地抗议把他的传记传说化，绝非是想跟谁过不去，而是因为这关系到鲁迅文学解释中最根本的问题。不能为了把话说得有趣而扭曲真实。在本质上，我并不把鲁迅的文学看作功利主义，看作是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鲁迅是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