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屋子与窗户-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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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想起的是齐克果这位身材矮小、背有点驼，面容白皙而消瘦的丹麦人。在哥本哈根狭长的街道上，每天都有一群恶作剧的小孩跟在他后面大喊“疯子，疯子！”而他迎着苦涩的海风往前走，恍若未闻。齐克果把自己看作一棵自我封闭的枞树，“处在除了我以外任何一个人都把事情说得比较容易的时代，我的任务就是要把某件事说得比较艰难”。为了寻求自基督受难以后这个世界就不曾有过的“大爱”，为了克服现代社会人类普遍承受的“不安”的感受，他解除了与心爱的未婚妻的婚约，放弃世俗生活中的一切幸福。
那是一个谎言根深蒂固的时代，也是一个理想幽暗难明的时代，齐克果却认为，一个人只有在精神生活中才有希望发现他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否则，他就会继续淹没在理智生活与道德生活的贫乏和虚伪之中。他在灵魂深处忍受着难以形容的痛苦，绝望地与世界以及一切属于世界之物断绝关系。齐克果悲惨而不朽的一生说明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凡是理想都要忍受痛苦、都要被嘲弄、都要被贬抑。“我是自己的忏悔者”，他的忏悔却打动了千千万万异时异地的理想者的心灵。就“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理解生活”这个意义而言，理想者等同于疯子；就“从相同的位置探究和反省生活”这个意义而言，理想者等同于忏悔者。
理想是逃避现实，是反抗现实，亦是创造现实。因为理想与现实既相冲突又相依存，所以我们有两种选择：或者是现实将理想粉碎之后回归平凡庸俗的人生，或者是理想将现实升华之后变成新的现实。前者易如反掌，后者却难于上青天。
贵为俄罗斯帝国伯爵的托尔斯泰，穿了几十年的桦木鞋与褐布衣，尝遍农奴的艰难困苦。然而，府邸里伯爵夫人却天天操办着豪华奢侈的筵席与舞会。在双重生活中煎熬的托翁，一八九零年开始创作《光在黑暗中发亮》，这是他晚年最矛盾的作品。他没有为主人公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这部作品也就始终没有完成。
一九一零年十月末，风烛残年的托翁毅然决定离家出走。这并不是一个孩子气的决定，正如托尔斯泰自己所说：“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件事，也是最困难的一件事，临死之前像一头野兽似的及时爬回那丛莽中去。因为死在家里，就象我活着时一样，是完全不合我的心意的。我已经八十三岁了，可是始终没有找到使自己完全摆脱世俗的力量。”
十月二十八日，一辆 马车在黎明前的黑夜中远远驶去，前面是茫茫苍天。三天之后，这位曾代表俄罗斯良心的老人因患肺炎不得不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下车。十一月七日清晨，在这个小站站长简陋的木头屋子里，在一张临时拼凑起来的小床上，在窗外无数旅客哀痛的目光下，老人与世长辞。
关于托翁的出走，历史上有种种捕风捉影的说法。我赞同斯·茨威格的说法：“这种没有光彩的、卑微的最后命运无损于托尔斯泰的伟大。如果他不为我们这些人去受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也就永远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堂·吉诃德要成为他那个时代的理想者，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风车。托尔斯泰则要艰难得多，他面对的是从他的妻小到他的国家的巨大压力。而在制度化的二十世纪，理想者的艰难与危机显得更加严重。
在极度物质化的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是一位极为奇特的知识分子。面对“千千万万正在枯萎的灵魂，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吃了睡，睡了吃”的状态，他仍然坚持“人类必须恢复它的想象力，恢复活生生的思想和真正的生活”的理想。在《晃来晃去的人》中，主人公约瑟夫长时期生活在混乱不堪的世界里，不停地寻找内在稳固的生存支点。在《赫索格》中主人公是一个崇尚理性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不停地写信，一会儿给古人写信，一会儿给今人写信，一会儿写给总统，一会儿写给故去的父亲。赫索格不断地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创造，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却始终无法摆脱世俗世界的影响与支配。
几乎在索尔·贝娄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有这样一个栩栩如生的理想者的形象。对于现实，贝娄是悲观的：“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居于政府最高地位的，已经看不到真正称得起人的人了。……在这自由的世界里，我们没有挨饿，我们也没有受到警察的纠缠，没有因为我们的思想而被关到疯人院去。既然我们如此得天独厚，那就应当系统地阐述人类所遭遇到的新问题。然而，与此相反，人们正在丧失一切关于个人的生活，剩下的惟有嘲弄，憎恶和腻烦。”尽管如此，作为一名不屈不挠的理想者，贝娄依然没有放弃他的理想——他坚信：“宇宙间可能有一些真理，它们毕竟是我们的朋友。”有些东西确实在四分五裂，但这一过程也正是我们必然经历的“精炼”的过程，重要的并不是找得到或找不到人生支点的问题，也不是能够或不能够实现理想的问题；而是在追求理想与价值的过程中，人的孜孜以求、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一切恰恰悍卫了人的尊严，申明了人存在的意义。
对于一切高度制度化的社会来说，理想者都是有病的，他们无法和谐地与自己周围的一切相处。真正的理想者是如此罕见，以致于艺术村里盯着美元流唾液的画家们与校园里搂着女友嚷痛苦的诗人们也堂而皇之地以理想者自居。塑料花比真花还要美丽，这已是人们惯有的感受。当修补处女膜变成医院挣大钱的生意时，还谈“理想”未免显得不伦不类。然而，我平静地走在理想者应当走的道路上，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避免用“理想”去攻击我所告别的人群，因为“理想”只用来打击自己过于脆弱的心房。我也避免用“理想”去拯救我所疏离的生活，因为“理想”只用来拯救自己过于躁动的灵魂。
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理想者呢？我不知道。
行囊里，有一部书——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第二辑·反叛之后鲁迅三题
秋天出生的人
他出生在秋天，一八八一年的九月二十五日。秋天出生的人，沉着地面对凋亡，镇定地注视荒凉。“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当也是在秋天出生的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枣树依旧，主人却不在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三十日，鲁迅买定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第二十一号门牌旧屋六间，议价八百”。他欠下了一笔债务，却拥有了一个家。经过半年的设计改建，一九二四年五月迁入居住，直到一九二六年八月离开北京。这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小四合院，院里先生手植的丁香还茂盛着。丁香丛后面，便是先生的“绿林书屋”，又叫“老虎尾巴”——既是工作室又是卧室。在这里，鲁迅写下了《野草》《热风》《坟》《彷徨》《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的大部分作品。
故居的参观者很多，孩子尤多。孩子们的笑脸与笑声显然与这里的气氛不合。鲁迅是孤独的人，“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孩子们会不会打扰先生呢？我转念一想，也许先生乐意看到、听到这一切，先生的努力，正是让后世的孩子拥有笑脸和笑声——尽管今天的笑脸和笑声与昨天的笑脸和笑声一模一样，仅仅属于童年。
对于枣树来说，秋天是一个苛刻的季节，“一无所有的杆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对于鲁迅来说，秋天是一个真正沉下去的季节，像大水缸里的一粒米，慢慢地沉到最底部。《坟》中的杂文是鲁迅杂文作品中最精华的部分之一。秋天，奏响的是失望的序曲。秋天之后降临的是萧条而冷酷的冬天。可先生何尝害怕过失望呢？他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跑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尽管他自己已然弱不禁风。秋天是热与冷、明与暗的过度，是颓唐的辉煌，是无奈的挣扎；秋天出生的鲁迅则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站在黑暗与光明交界线上的牺牲者。
鲁迅与秋天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作为一个中间季节的秋，转瞬即逝，尤其在北京。这个坚硬而明亮的金属般的季节，却蕴含着黯淡与尖刻的情绪。中国人的秋天，是孤魂野鬼最多的时候，这才有那么多的祭祀，焚冥箔，燃河灯，送他们盘缠，为他们照路。先生呢，在秋夜里，写文章的时候发现扑在灯罩上的小青虫，便“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其实，茫茫人世间，先生自己就是这样一只自取灭亡的小青虫。“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先生与夹在夏冬之间的秋天一样，感到既困惑又尴尬。
这是一个易老的国度。像李守常那样保持青春热血的革命者只能被送上绞刑架——看你还能妙手著文章？看你还能铁肩担道义？丰子恺——还不到三十，便蓄起长须，感叹自己进入了人生的“秋天”；而先生的年龄早已超过了钱玄同所规定的“自杀线”，肺病开始蠢蠢欲动。刚搬进新居，他就大病一场，吐血不止，余下的生命便全靠“熬”了。
“绿林书屋”的主人是个千夫所指的“恶人”。他把一切都看作自己的敌人——包括亲人，包括时间。墙上，我看到了那副有名的离骚集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鹈 之先鸣”。屈原是个悲剧的诗人。先生呢，是悲是喜说不清。他把自己，同时也把秋天看作“中间物”，他这样归纳道：“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物之间，无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生真正了解了秋天，也真正了解了自己。
走出先生的故居，走远了，还能看到灰墙外落尽叶子的枣树；沈从文说：“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直想下跪。”可惜的是，现在北京空气污染越来越厉害，秋天的天空也阴沉沉的。在这阴沉沉中，我忽然想到，先生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去世的。还是秋天，是深秋，寒意已浓的深秋。一个秋天出生的人，在秋天里去了。
看哪，这个人
鲁迅生平展在鲁迅博物馆开幕了，这次展出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有两张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张是在厦门郊外的乱坟堆中，海风吹乱了先生的头发，身后是重重叠叠的坟、“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这真的是人间吗？我忽然想起《红楼梦》中所说的“铁门槛”与“土馒头”来。臧克家著名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被无数人吟诵，其实诗人并不理解鲁迅，真的鲁迅在活着的时候便已自“非人间”死去，世间有谁像先生一样乐意在坟头照像？另一张则是鲁迅与一群青年在一起，身穿长衫的先生安坐在宽大的藤椅中，双腿交叠，指间夹一只点燃的香烟，对热爱文学的年青人侃侃而谈。四五个西装整洁的青年毕恭毕敬地环绕近旁，他们欠坐在椅沿上，如醉如痴地倾听着。我想，倘若上帝让我实现一个心愿，我的选择必定是：穿越时空隧道，成为那几名倾听者中的一个。
有一次，听张中行先生的讲座。张老作为北大中文系的老前辈，讲到三十年代鲁迅有一次到北大作讲演，“很可惜，那天我不知在忙什么事，没能去听，错过了与鲁迅先生的一次见面。”八十高龄的张老追忆往事，如丝如缕，清晰可辨。虽然张中行与鲁迅绝对是两种人，但是一时之间，我还是被什么东西打动了：坐在我面前讲台上的老人，是一位曾拥有过跟鲁迅见面的机会的老人！原先好端端的时空忽然错乱起来，晃动着的窗玻璃让阳光也是晃动着，我看到了先生那双横眉下的眸子，那双自两千年历史中看出“吃人”两个字的眸子。
“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这是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时所写下的一段文字。每次读到这段文字，我都像被石块砸中脚趾一样，感受到一种钻心的疼痛。与我同宿舍的一位“逍遥派”经常用嘲笑的口气对埋头写作的我说：“你整天写啊写啊的，有什么意思，多少人读呢？”此君家境良好，用度阔绰，女友漂亮，优越的工作也早已找定。虽与我同为中文系的学生，却从不拿笔写文章。然而，我无法反驳他，他于我有的一种莫名的威慑力。我只能经营一个苍白的纸上世界，而他在现实世界中比我舒服得多。他就像参孙一样，推倒了支撑宫殿的柱子，我对于崩塌无能为力。直到与鲁迅的这段文字猝然相遇，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文字的“无聊”，如何才能“有聊”呢？先生没有说，先生讲了一个“神”的故事，或者说，一个“人”的故事。
“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他的腹部波动了，悲悯和咒诅的痛苦的波。”在《野草·复仇其二》中，鲁迅重现了《圣经》中基督耶稣被杀的场面。实际上，鲁迅也像耶稣一样，被悬在不可战胜的虚空之中，低头以沉默面对津津有味的看客们。鲁迅只会写作，而看客从不读书报。对于耶稣来说，“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对于鲁迅来说，他所处的时代太残酷了，一切超前性的思索和探究都因这残酷而显得奢侈，他能够走出铁屋子，却割舍不下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他爱他的同胞，他的同胞却不爱他。学者林毓生深味鲁迅的心思：“鲁迅认为中国社会是一只缠结的网。人生于其中，就难逃它的文化影响。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吃人的。中国人并不存在一种足以改变文化和思想，走向更人性社会的内部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人只有变成‘狂人’，才能真正抓住他所在的社会和文化的本质。正因为他觉醒了，他却被这社会的‘正常人’指为‘狂人’。虽然狂人被描写成一个特别勇敢的、敢于向整个社会挑战的形象，但他同时也是个悲剧形象。他的觉醒使他变成无用，使他与社会其他成员不能沟通，他的批评也不能生效。这就存在着矛盾：不觉醒，不从社会影响下解放出来，就不能和吃人主义决裂；而一旦觉醒了，解放了，反而又使他无力改造这个社会和文化。”鲁迅终生都没有摆脱这种无所不在的“无力感”。他的心太累了。
尽管熟睡的人们把他当作可恶的惊梦者，“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鲁迅本能地拒斥着“人”的命名，把自己比作狼、猫头鹰、骆驼，正是这些动物的身上，他寻找到了一个更真实的自我。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孙郁编的《被亵渎的鲁迅》，其中有一篇苏雪林的文章《吾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理由》，她这样写道：“鲁迅一辈子要人歌颂他，拥护他，愈是肉麻滥恶的谀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