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屋子与窗户-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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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长期以来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校方的官僚习气将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利用舆论的力量进行监督的典型例子。这样的做法，对于一般的领导人来说，无疑是自掘坟墓。而对于蔡元培先生而言，则是“泰山不让寸土，乃成其大”。
第二辑·反叛之后孤独的蔡元培（2）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作为，真正能够领会其实质的，罕有人在。即使是陈独秀、胡适、沈兼士这些他的亲密朋友，也未能全面理解他的大学理念。他是孤独的，他的思想与时代相差太远，时代所给予他施展的余地只有方寸之大。他执掌北大期间，北大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但是这只是昙花一现，随着他的离去，北大很快沉寂下来，正如鲁迅先生叹惜的那样，二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北大，“射一支响箭也没有一点回音”。这在中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运。
说蔡先生幸运，是因为他在新旧政权交接的空档里出任北大校长，可谓把握了千钧一发的时机。蔡元培先生没能够建构起一整套制度平台，仅仅依靠自己的人格平台支撑北大的发展，这同样是一种“中国特色”。他凭借的是自己的声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南方军事力量对北洋政府的牵制。陈平原教授指出，“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国，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教育界的情况于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只是‘教育独立’的口号被禁止，连大学课程的设置也都必须接受检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自由表达政见的文化空间也岌岌可危。不识时务的胡适之，继续‘妄谈人权’、‘批评党国’，受到了政府的严重警告，险些儿被‘肉体解决’。蔡元培名气更大，地位也更高，可照样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于是，蔡元培的北大成了一个永恒的神话，被一代一代表达人追忆和讲述。
说蔡先生不幸，是因为辉煌的北大只有他执掌的时候存在。校以人名，这本身并非正常的情况。正常的情况是应当创设一套完整的制度，让它在创始人离开之后依然能够按部就班地运转。但是，中国的环境没有为蔡元培提供这么一个条件。北大离不开蔡元培，是蔡元培的骄傲，也是北大的悲哀。环顾世界各大名校，没有哪位校长对他所供职的大学产生的如此深刻的影响，也没有哪所大学像北大一样如此深刻地依赖一位校长。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北大，能够架构人格平台的校长恐怕只有马寅初一人——而马寅初的人格已经不再受到官方的尊重，所以，他更不能够完成蔡元培先生的使命。在后半个世纪里，北大既缺乏人格平台，又没有制度平台来保障，其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到了世纪之交，我们才发现我们最需要的还是蔡元培。而需要蔡元培的北大是可怜的北大，就像瘸子离不开拐杖一样，只能说明北大仍然没有制度来保障。一百年了，北大依然只有蔡元培先生的资源可以吸取，北大没有创造更丰富更充足的资源供给中国社会，这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吗？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期间，北大学生运动开始萌芽。他与学生运动的关系，一直被后人所误解。许多人把他描述成学生运动的积极支持者，这是对历史的改写。蔡元培本人并不支持学生运动，从“五四”运动一开始，他就对群众的运动的负面作用有清醒的认识，对过度参与政治活动伤害学术研究和大学独立有清醒的认识。
当时的一名北大学生曹建对“五四”时蔡元培先生的言行有生动的回忆：学生被捕之后，大家聚集在三院礼堂里，束手无策。忽然听见脚步声从外面传来，众人仰首张望，原来是蔡元培校长。一群学生害怕受到先生的斥责，另一些学生则欢呼，有的甚至放声大哭。先生从容走上讲台，怡言温词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还没有说完，全场呼声雷动。先生接着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从明天起照常上课”。
而蔡元培先生自己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也写到：“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第一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者，对于组织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阻止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在蔡元培的辞职信中，他批评了北京的政治文化，认为它是一种毒素，会伤害接触它的每一个人。北大在这种毒素的包围之下，生存是困难的。
同样，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也详细写到蔡元培校长的态度：“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
蔡元培有一句名言“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然而，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裂隙，这一裂隙有时小、有时大，随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化，而并非先生所想象中的理想状态。两者孰重孰轻呢？
学生运动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之间有相当的矛盾之处。蔡元培先生自己也并没有完全找到一条真正的中庸之道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学生中掀起了反对日本军阀侵略的怒潮。当国民党中央正在南京开会时，学生涌到中央党部前面。蔡元培先生挺身而出，向群众宣讲读书与救国两不忘的道理，首先得使自己成为抗日建国的有用人才。不料因人声嘈杂，先生的声音又不很宏大，再加上许多学生并不认识先生，先生差点被莽撞的学生殴打。先生因此深感学生运动领导权的失堕，为之极其惋惜。
其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的内在冲突：大学处在社会当中，怎样做到既独立于社会，又影响和引导社会？大学不是一个桃花源，大学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近现代中国社会里，现实环境相当恶劣，空谈学术中立无异于缘木求鱼。蔡元培提倡的是一种超功利的关怀，这种关怀超乎于任何党派、团体的利益之上，具有形而上的味道，是由人的与生俱来的对自由的渴望驱动的。这种关怀的实施却是相当困难的，像蔡元培先生这样崇高人格的人才可能实践它，因此，它的操作性就停留在一个很低的层面上。其他的大学中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把介入现实与个我利益结合起来，使大学参与社会这一行为本身趋向于功利化。
蔡元培的心目中考虑的问题是：学生怎样担当公民义务？不是应不应该参加学生运动，而是以怎样的心态参加学生运动。
一九一八年，蔡元培为学生刊物《国民杂志》撰稿时写道：“让学生们承担国民的义务是《国民杂志》宣扬的观点。但是如果学生的职责仅仅是读书的话，他们又怎能牺牲用于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去承担平民百姓应有的义务呢？答案是：学生是被他们自己拳拳的爱国热忱所驱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民众对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似乎国家的前途与他们毫无关系，但还是有一部分社会中坚把为国家服务视为己任。理解这种爱国情操并真诚地为国家强大而努力奋斗的人毕竟只占少数。如果学生不能帮助这少数爱国志士去唤醒麻木的民众，那又有谁能行呢？学生们宁愿牺牲自己所学习时间和精力来办好这个志在救国的杂志，他们的诚挚不能不令人钦佩。”显然，他肯定了学生的参与精神，并意识到在现代中国这一特定时空中，再来当隐士是不可能的了。他看到了学生身上的朝气和活力，而且被其深深地感动。
在一九二零年所作的一次题为《学生的责任和快乐》的演讲中，蔡元培则从另一个角度阐明自己的观点：“我再回溯到五四运动以后，我们一般学子受了这种感触，其中由自觉到觉人的很不少，至若学生去岁干预政治问题，本是不对的事情，不过当此一发千钧的时候，我们一般有智识的人，如果不肯牺牲自己的光阴，去唤醒一般民众，那么，中国更无振兴的希望了。但是现在各位的牺牲，是偶然的，不得已的。若是习以为常，永荒学业，那就错了。还有一层，现在各位为社会服务，这也算分内的事情，不一定要人家知道，只要求其如何能尽自己的责任，并且不要以此为出风头，沽名誉的器具。……对于读书和做事，都要有一种诚心，凡事只要求其尽责在我，不可过于责人。”企图通过学生运动获取名利的人，先生是不以为然的。而二十年代以后的学生运动，正朝着这个方向行进，最后到了用别人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的程度。先生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可是很少有人能够静下心来咀嚼先生话里的深刻含意。
二十年代以后，中国政局风云变幻，蔡元培先生永远地离开了北大，他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一九四零年三月五日，蔡元培先生病故于香港九龙，那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孤岛上，千名北大弟子为老校长执绋。
死后的世界，更不是先生所能左右的。一九四九年之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被束之高阁。五六十年代对教育领域的若干次批判，均对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有所冲击。直到一九八九年，北大有关方面还将蔡元培教育思想看作煽动学潮的罪魁祸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重要表现，一时之间，在蔡元培为之耗尽心血的北京大学里，居然人人谈“蔡”色变。有人企图创造出一个彻底清除了蔡元培极其精神的“新北大”。这种蝼蚁撼树的“努力”，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而蔡元培先生仍然安息在遥远的南国，在香港仔的“华人永远坟场”。先生的墓依山而建，山青而水秀。
但是，学子们还是忘不了老校长。近年来，一直有将蔡元培墓迁回北大，让老校长安息在未名湖畔的建议。而北大校长办公室给一位居香港的校友复信称，学校领导对建议进行了研究，答复如下：“北大现在的校园为原燕京大学旧址，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北京大学由沙滩迁到这里。校园的重要部分已于一九九四年三月，由北京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区，该文物保护区必须保存现有格局，一切翻修和兴建事宜，皆需遵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经批准以后，才得执行，学校方面无权动土。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区的校园，如学生宿舍、食堂、文体活动中心等，楼间距离甚窄，声闹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的适当场所。”理由倒是冠冕堂皇。然而，校庆期间，北大在未名湖畔新建了好几个不伦不类的现代雕塑、树起了大量的广告牌，甚至还建造了巨大的、粉刷着宝洁公司广告的、供体育锻炼用的人工攀登岩。这一切行为做起来又那么顺理成章，似乎没有经过太多的手续，也没有受到文物部门的干涉。
偌大一个校园，偏偏容不下蔡元培先生的墓。这说明，北大已经离“北大”很远了。这也从反面衬托了先生的伟大——在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有那么多人不敢直面他。文质彬彬的他依然令那么多有愧于北大、有愧于中国教育的人心惊胆战。
先生不回来也好，省得他回来看到那么多让他伤心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依然是孤独的——什么时候他不孤独了，什么时候北大就有福了。
第二辑·反叛之后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名人中，郭沫若是最有研究价值的一位，也是研究最不充分的一位。已经出版的传记和研究著作有数十册，可是这些书中的“郭沫若”与真实的郭沫若相去太远了。周恩来说过“有人说，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去时代的话。郭先生就是兼而为之的人”。周氏的这一评价显然是褒词，但我们不妨从反面观之：恰恰揭示出郭氏的悲剧所在——将为人、为文、为学、为政搅成一团，终于导致了独立精神和文化人格的失落。
早在五四时代，郭沫若如闪电霹雳般登上诗坛的时候，他的文化缺陷就已经隐然可现。虽然他激情万丈地高呼打倒偶像崇拜、要做吞掉月亮的天狗，但越是高调越显得底气不足。他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的一个旧式家庭，从小受的是传统教育。后来留学日本，尽管吸收了近代文化的气息，但更多接触到的却是非驴非马的文化的怪胎：日本文化是一种极丑陋的文化，天皇崇拜、茶道、武士道、相扑、艺妓、泯灭人性的军国主义、面目狰狞的科技主义。这样，郭的文化构成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他没有接触到真正的西方现代文明，没有现代自由意识作参照，既难于确认自我的价值，更不可能建构起现代的政治理念。在文学领域里，他还可以凭借天才登高一呼，一举成名；在政治领域，他却不由自主地成为台前木偶，演出一幕幕的笑剧。
一九二五年，郭氏在《文艺论集》中说，“心安理得地做一条大众的尾巴”、“尾巴主义万岁”。这种极端的民粹主义导致了他对主体性的主动摒弃。一九四九年以后，作为诗人与文学家的郭沫若不复存在，但人们仍然把他当作文化巨人来看待，这确实有点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玩笑”，但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我翻阅他此后所写的作品，大致有三类：一是歌颂党和领袖的伟大；二是捍卫党的原则，奉命讨伐异端；三是挖自己的心、忏悔自己的不洁。”《女神》之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算他还有自知之明，然而这“向后走”的几步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我不禁想起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像苍蝇一样飞开去，绕个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郭氏一生，与魏连殳何其相似！
今人指责其“无耻”，纯粹从道德角度评判，毫无建设性意义。与其斥责郭沫若，不如换个角度剖析“郭沫若现象”，方能为今天的知识分子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根基。
我曾到郭氏北京故居去参观过。郭氏故居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清代这里是王府豪邸，五十年代初作为蒙古驻华大使馆，此后宋庆龄曾在此居住。后来，郭沫若于立群夫妇迁入。按“规定”，这是副总理、副委员长一级领导人才能居住的宅邸。它基本上仍是四合院结构，但是其高大、宽敞、厚重、精美，远非一般四合院可比拟。里面还有大大的两重花园和一座假山，朱门由警卫把守着。“假如居住其中的郭沫若不是诗人，我们只能如实地把它看作一座宫殿，而不是诗神缪斯的殿堂，更不用说杜甫的秋风所破的茅草屋了……”一位郭氏传记的作者不无感慨地写道。
可郭氏就在这样一座官邸中安安心心地写作文革中轰动一时的《李白与杜甫》。文章荒谬到这样的程度：杜诗有“卷我屋上三重茅”之句，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