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屋子与窗户-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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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来越心平气和，愤怒则成了一种危险的情绪。看到电视屏幕上演技高超的克林顿们，终于明白：这也许是反叛者的必然宿命，谁能抗拒成功的诱感力呢？即使是一名真诚的反叛者。反叛之后，回眸之时，这才知道，能发生的都已发生，不能发生的永远不能发生。当初的想法，实在有些幼稚可笑。
第二辑·反叛之后向“牛筋”一样的牛津致敬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五日，牛津大学各学院的学监们以二百五十九票对二百一十四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瓦菲支·塞义德的提议。后者建议向牛津捐款三百四十万美元，让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
过似乎是天方夜谭。哪有拒绝送上门来的捐款的道理，牛津究竟是富得流油还是疯了？然而，牛津人自有牛津人的想法。牛津人认为，教育是让学生对公众服务，而不是对赚钱有所准备。他们担心，工商教育无非是讲授如何在六个月内赚取五十万美元。所以，校监们决定：“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工商教育”。
塞义德对牛津的决定迷惑不解，新闻界也有指责牛津“保守”的，但牛津人则认为：这一决定是“牛津大学历史价值观念的胜利”。在某些问题上，牛津确实像固执坚韧的“老牛筋”，决不作半点退让。现在，连某些非洲国家刚建立的大学也设置了规模庞大的工商管理学院，但有着近千年历史的牛津，却依然不为所动，将“花里胡哨”的工商管理学院拒之于门外。在牛津，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What do you think？”他们把思想创见看得最为重要。这里产生过星光灿烂的、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学者：托马斯·摩尔在这里写《乌托邦》、亚当·斯密在这里写《国富论》、艾略特在这里写《荒原》、汤因比在这里写《历史研究》……作为世界学术的圣城，“牛津本来就是为杰出的人才而存在”。
牛津人真正理解了“大学”含义。“大学”的目的是人格，而不是人力。它是一种通才教育。令人能够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在任何环境之下都有价值，使青少年过求学求仁的生活，促使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使人人获得机会参与讨论其本国以及世界的共同福利。它使人类消除成见，并奠定理智的基础。这样的大学，方成其为“大”学，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蔡校长真正理解了大学之“大”，他发展了前校长严复的思想，“大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进一步提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资格而已。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事机关”。
令人遗憾的是，八十多年后，教育界仿佛有人懂得什么叫“大学”了。北京大学一位地位显赫的负责人如是说：“北大要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照他看来，办大学同办工厂、办商店、办公司差不多了。北大那些并没有多少优势和底蕴的实用学科红红火火，而真正的根柢——基础学科却江河日下，文史哲、数理化奄奄一息。面对这样的状况，教育官员们居然还拍手称快，其短视程度，令人不寒而栗。与牛津大学的“牛筋”脾气相比，北大的“俯就”姿态多少有点不堪入目。
美国加州的教育部门制定了这样的人才计划：要求中学毕业中，列在前面八分之一的学生，要培养成真正的专家和研究人才，所以这八之一的人可以进入加州大学；从八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的学生，则进入加州州立大学，成为一般的律师、医生等脑力劳动者；最后，三分之一以下的学生就进入加州机械学院这类的学校，成为机械工、电工等技术人士。州政府在分配教育经费时，综合性大学比专业学院高出十倍，加上私人基金，两者相差超过二十倍。
然而，我们教育界有的人却糊涂到了连“大学”与“学院”都分不清的地步。一时间，“邮电大学”、“建工大学”、“体育大学”、“化工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匆匆忙忙地摘掉“学院”的旧帽子。虽然有了新帽子，它却显得不伦不类：不具备学科的“广谱性”、没有雄厚的基础学科的设置，也算是“大学”？与其名不副实，不如实至名归。
牛津的执拗背后，是对现代教育出现的偏差的纠正和反思。今天的教育朝着制造技术人员的特定目标前进。结果，教育趋向功利义务，教育所产生的“智识分子”逐渐沦为技术团体惟命是从的工具。教育家艾禾指出：“教育不复是启迪人类智慧，揭开人心茅塞的伟业。它不再引人入胜。它的结果也不难预测：教育只是附和依从的例行课业，教人在工艺世界中当学徒，学习精巧的设计而已。”丧失了锐气的北大，正在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大步迈进。
牛津大学拒绝的不仅仅是金钱，而是某种世俗化的思想和理念。牛津的学生可以由贵族向平民转化，但牛津的精神绝不放弃“贵族化”的精髓。它为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贡献的，不是熟练的技术工人、精明能干的老板、长袖善舞的政客，而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科学家与艺术大师。这才是牛津的魅力所在，这种魅力岂是金钱所能买到的？牛津人最可贵的是有牛脾气，因而能够坚守受到攻击的传统；北大人却学会了舍弃本就不多的传统，自以为能轻装上阵，殊不知最可怕的不是“重荷”而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柳湘莲曾经说过，贾府里除了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干净，再没有别的干净东西了。我则发现，今日，北大除了门前一对石狮子沉重，再没有别的沉重的东西了。作为一名正随着大潮变得越来越卑琐的北大人，我只能对像“老牛筋”一样的牛津大学表示深深的敬意。最后，我想起了杜威的一段名言：“在今日，一种真正自由解放的教育，不会将任何程度的职业训练，与社会、道德、科学方面的教育隔离，因为各种高尚的职业，倘若管理完善，必须在具有社会、道德与科学意义的环境中从事活动。”
“铁哥们”蒙博托？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九日的《环球时报》上，有一则短评《蒙博托不全坏》。作者郭天禄，从行文中看，大概是从事对外工作的人员。在扎伊尔前总统蒙博托孤家寡人客死异乡之际，在世界传媒纷纷指责这个残暴贪婪的独裁者之际，郭先生勇敢地站了出来，发出别样的声音：“蒙博托不全坏！”我一向对观点新颖的文章有兴趣，便仔细读了下去。
文章一开始，作者便亮出了他的基本观点：“评价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人物仅仅依靠经济有无成就和腐败严重与否为标准，难免失之偏颇。”此观点多少值得商榷：固然，一个优秀的领导人不一定能将经济杠杆操纵得游刃有余，但是弄到他的人民连粥也没得喝，便多少有些问题了。我看过画报上扎伊尔儿童的照片：从照片上看，看不出孩子的具体年龄，他赤裸着上身，下身裹着一小块破布。他已瘦得不成“人”形，胳膊腿细的一碰就像会断开似的，肚子却出奇地大。他的眼睛鼓着，像青蛙，发出惨白惨白的光，如锋利的刀刃的光芒。牙齿白白的，裂在嘴唇外，也发着光，像老虎或狼的牙齿。他的脸上谈不上是什么表情，欢乐或悲伤，他已经被饥饿折磨得失去了人的本性。我尤其忘不了那双眼睛，白而硬的眼光。它令我整天都咽不下饭。我想，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定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张照片是他来这个悲惨的人世间走一遭的惟一的物证。他那垂死的眼光，对这个世界是茫然的。
一想到那个孩子，那千千万万的孩子、妇女和老人，我对蒙博托就不能不恨之入骨。他当政数十年，吞并国家财产四十亿美元。他疯狂掠夺黑非洲大地上一切能够换钱的东西，他在宪法里堂堂皇皇地写入这样的条款：“国家元首有权自由地处理国家的财富。”蒙博托在欧洲各国拥有第一流的别墅，令欧洲的君主和富豪都自愧不如。他灭绝人性地夺走死者手中最后一粒麦子，他像吸血虫似地吸尽他的子民的所有鲜血。
这一切，郭天禄先生是熟视无睹的。他壮怀激烈的写道：“蒙博托敢于对抗外部势力的干涉，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甚至带头上街游行显示非洲人不屈的勇气，他的权杖和豹皮成为扎伊尔统一的象征。”我不知道蒙博托是怎样“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我只知道他乞讨于美、法两国之间，大搞平衡术，滚滚外援全落入他那比盘丝洞还深的口袋。蒙博托口是心非，表面上以民族英雄自居，骨子里不过是西方列强在扎伊尔的代理人罢了，横征暴敛、屠杀异端，搞得人神共愤，连外国主子也把他像臭狗屎一样扔掉了。郭先生却傻乎乎地认为蒙博托与我们的“伟大领袖”一样强悍勇决。他的权杖真是扎伊尔统一的象征吗？义军领袖卡尔比说：“蒙博托的权杖带来的是死亡和罪恶。”当兵临城下的时候，独裁者黯然伤神，登机逃离，枪声已传到他的身边，而向他开枪的全是他昔日忠心耿耿的手下。蒙博托自己悻悻然地说：“我的最后一个士兵也在反对我。”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遥远的中国还有一个知音郭先生。郭先生可以充当他最后的一个保镖呢。
在人类历史上，某些人的的确确是十恶不赦的人民公敌，如希特勒、墨索里尼、波尔布特、萨达姆等人。蒙博托凭他的“业绩”足以荣登这本花名册。盛产钻石、黄金和石油的扎伊尔，在他的蹂躏下变得饿殍遍地、血流成河。这样的家伙，五马分尸都不为过分，仅仅是传媒作一些指责，郭天禄先生便路见不平，出来指责“偏颇”。那么郭先生所谓的“公正”又是怎么样的呢？我担心自诩“公正”的郭先生会被千百万的冤魂缠上、夜夜从恶梦中惊醒。
最后一段道出作者为蒙博托辩护的原委。他洋洋洒洒地写道，“在对华关系上，蒙博托表现出罕见的政治家气魄，多次访华，从不狮子大开口要援助。他敢于在中国遇到困难时讲公道话，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原来如此！仅仅因为“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蒙博托就是好人、就是“有气魄”的政治家了？他没有“狮子大开口要援助”，因为我们给他的援助比他想象中的要多。作者举了个形象的例子说：“八十年代初，西安杂技团访问扎伊尔，对方说接待有困难。蒙博托大怒，提出总统亲自接待。”我记得老邱吉尔说过，国际关系中，没有真心实意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作者再三强调说：“中华民族有句古训‘不能忘记朋友’。”我想反问一句：蒙博托能算朋友吗？与这样的独裁者做朋友，我们岂不成了“狼狈为奸”？假如我们不扔几根多肉多汁的骨头给他，他还会热爱中国吗？他会不收台湾的钱吗？（他没有要台湾的钱仅仅是因为我们给的数目比台湾多。）即使这几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我们难道因此就应当帮“铁哥们”遮住斑斑劣迹吗？对事件与人物的评价，最坏的标准便是根据亲疏判定善恶。说到底，这样的思路还是中国封建时代“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最愚昧落后的观念。“义”字当头，为了这种当头的“小义”，甚至不顾“大义”。用这样的观念来锲入现代社会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中国知识分子迫切需要有一双理性的眼睛来看待自己与看待世界。一会儿气势汹汹地说“不”，一会儿温柔如水地说“是”，不作冷静的思考。不作全面的观照，凭情感好恶出发，得出的大多是谬之千里的结论。郭先生拼命地为“我的朋友”蒙博托辩护，却将扎伊尔人民对这位“伟大的领袖”的评价束之高阁。我想，假如郭先生是一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扎伊尔的老百姓，他的立场能如此“公允”吗？
欧洲各国冻结了蒙博托的财产，准备分批归还扎伊尔新政府。我为之拍手叫好。“公允”的郭先生，大概又要怒斥欧洲各国“落井下石”了吧？
我若有下石的机会，我也会下石的——痛打落水的豺狼！
第二辑·反叛之后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一九九七年第四十五期的《北京青年周刊》上，报道了一桩极端丑恶的事件：文莱苏丹的宫廷从事国际性的色情活动，多名受害女性已提出控诉。
一九九二年，该年当选的“美国小姐”莎农被K艺术社骗到文莱，从事“推销与公关工作”，日薪三千美元。然而，当晚一下飞机，她与同伴们立即失去了自由。“在我们到达文莱的当晚，这里的人强迫我们吸进一种气体，致使所有的人昏昏入睡。三个小时后醒来，我看到自己身穿的衣服凌乱不堪，我完全明白了。”原先，莎农以为文莱是个禁欲主义的伊斯兰国家，她完全没有料到在这个完全禁酒、并且不准做任何伤风败俗事情的伊斯兰国家里，居然发生这样卑劣的事情。她们被迫观看黄色录像和书刊，在王宫的聚会上受到客人们肆意的侮辱。王子的一个客人醉意朦胧地对她吼叫：“你不过是个粗俗的妓女而已！”另一位三十一岁的女模特丽贝卡回到美国后，悲愤地向传媒揭露文莱宫廷的黑暗：她们必须昼夜听候并满足王公们的需要。这些人喜怒无常，经常任意侮辱她们，迫使她们在没有避孕措施的情况下性交。如果她们听凭主人的摆布，就可以得到很多礼物：劳力士表或王宫里的工匠制作的贵重首饰，甚至王子还会用私人飞机带她们去拉斯维加斯等地购买名牌服装。尽管有人恐吓她，丽贝卡还是勇敢地走上法庭作证，痛斥这种新的拐骗妇女的丑陋行径。而国际掮客却厚颜无耻地说：“没有强迫任何人去那里，有很多姑娘准备乘飞机去那里。”
文莱人口仅三十三万，但盛产石油。每天三十五万桶的石油及天然气产量给文莱带来巨额收入，文莱苏丹也因此成为世界知名富豪，曾经以三百亿美元的巨额资产而排名世界首富。苏丹有钱，但他弟弟杰弗里亲王却更有名，是全世界著名的花花公子。杰弗里身兼文莱财政和能源投资部长二职，是能源经济的实际掌门人。去过文莱的人都会感叹苏丹王宫的金碧辉煌，还有帝国饭店的铺张与奢华，这里面都有杰弗里的功劳。杰弗里利用权势，聚敛财富，挥金如土。有消息说，他在十年里挥霍了二十七亿美元，每天的开销是近七十五万美元。
这么多的钱是怎么花掉的呢？看看他的财产就知道了，他拥有两千辆高级汽车、十七架喷气式飞机、数艘游艇、大量珠宝和十多幢豪华寓所。另外，根据一九九八年二月伦敦高等法院的指控，杰弗里在伦敦的前花花公子俱乐部供养了四十名妓女，并在文莱建了多个行宫。有传闻指出，出手阔绰的文莱王室对香港女明星特别宠爱，他们通过一些巧立名目的制作公司、经理人公司，用高价钱引诱香港女星及模特到当地卖淫。前不久，钟镇涛前妻、著名影星章小蕙因为被追讨两亿五千万港币而成为香江媒体的新闻人物。章小惠从事房地产买卖，在香港楼市崩溃之后欠下了巨额债务。她暗示有人要她做“不道德交易”——到文莱去赚钱。而她的债主、有黑道背景的裕泰兴老板“九叔”罗肇唐闻言后不屑的反问：“她有这个本事吗？”罗氏没有否定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