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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铁屋子与窗户-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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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此刻,温斯顿仍然坚持人性可以克服党性,在众口一辞“二加二等于五”的世界里,他认为“自由即是能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他认为,此项坚持实质上即维护了爱好真理的自由。    
    两人之间惊心动魄的斗争形式,在人类文明史上比比皆是:《圣经》中约伯的追问、《浮士德》中的浮士德与魔鬼的赌注、《地下室手记》中地下室主人的独白。奥威尔的悲观估计胜过此前任何一位思想家,他笔下的温斯顿最后无法战胜“一零一号刑室”的恐怖,终于屈服了。温斯顿出卖女友赎出自己,放弃了爱情,恢复了“健康”,成为政府里循规蹈矩的废物。温斯顿“战败”了自己,死心塌地地说“二加二等于五”,死心塌地地崇拜“老大哥”。    
    《一九八四》的副题是“欧洲最后一个人”,奥威尔通过温斯顿的“死亡”表达了对人类前景的绝望。当时,共产主义浪潮高涨,民主阵营居守势。奥威尔深切的感受到权力对人类的异化,因此他在小说中作出了黯淡的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绝望,宗教法庭的庭长对重到人间的耶稣说过这样一段话:“人民只要面包,不要什么自由,你所强调的人对善恶有选择的自由,只能增加他们的痛苦。我们天主教假你之名,实为魔鬼效力。但人民只要听话,都有面包吃,生活很安定。你再度降世,扰乱我们建立的秩序,明天就把你活活烧死。”而在《一九八四》中,奥伯兰的理论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党为自己的利益而争取权力。我们对别人的利益不感兴趣,我们的兴趣专在权力。”权力将人性吞噬了,人们成为一群行走在钢筋水泥建筑之中的行尸走肉。    
    奥威尔早年也曾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中发现,被同一信仰的同志杀害的“同志”,甚至比死于法西斯枪炮下的还要多。他由怀疑进而决裂,一旦回头是岸,对极权主义的洞察就显得极为深刻。在奥威尔看来,二十世纪以前的极权主义仅仅是限制人性、因此天才至多被目为疯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们仍有写作的权力;而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则直接摧毁人性,像温斯顿这样的思想者从肉体到灵魂都被消灭了。对此,奥威尔的忧虑是深远而沉重的:“如果极权主义成为我们普遍的生活方式,那么所有其他的人类价值,像自由、博爱、正义、对文学的喜好、对平等的对话、文理清晰的写作的喜好、肯定人人皆有道德情操的信念、对大自然的爱、对独特的个人化行径的赏悦,以及爱国心都将归于消灭。”奥威尔去世之后近二十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才辗转流传到西方世界并正式出版。一个与《一九八四》惊人的相似的、无比恐怖的世界浮出水面。此时,人们在叹服索尔仁尼琴的勇气的同时,也更加叹服奥威尔的先见之明。    
    奥威尔十分关注语言体系被毒化的问题。《一九八四》中的海洋国有三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第一是“过去的改变性”——过去的事是没有客观生命的,它仅仅存在于文字记录和人的记忆里。内党控制了所有的记录,也就同时控制了人的思想。这样一来,历史自然可以随意改造。第二条是“双重思想”,即人们必须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一面故意撒谎骗人,一面诚心诚意地相信自己的谎言;一手遮盖客观事实,一手却紧握这个事实,等到于已有利时便拿出来使用。第三个教条,是以“新语”为革命的最终目标。“新语”的全部目的是缩小人类的思想范围,因此真理部研究科雇用大批学者日以继夜地编写《新语词典》,使人们拥有的表达思想的语言少得连思想犯罪也不可能。“新语”在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明目张胆地造假的、服务于权力的语言体系。正如斯大林那句警告列宁遗孀的名言:“你要再不识相,我就要召开党代会宣布,你不是列宁的妻子。你要相信,党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读到这里,读者已经分不清楚这究竟是小说还是活生生的现实了。在《一九八四》的末尾,有一个名为“新语规律”的附录,使得小说更添一分逼真的感觉,亦使盲目乐观的读者开始反思自己所操作的语言系统。    
    二十世纪以来,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何风靡全球?群众为何逃避自由的职责?现代人的性格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生产力的解放会不会带来人类精神的解放?对正义的追求为什么会蜕变为残酷的专制统治?半个多世纪以后,奥威尔视为“未来”的“一九八四”早已为我们逾越,但奥威尔思考的这些问题一个也没有过时。重读《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这两本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书,我们看到的是人类自身的脆弱。弗洛姆的《逃离自由》与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可以看作是奥威尔这两部小说最好的理论注释。奥威尔自己说,若不是肺病的折磨,他的小说的结尾还不至于如此悲观。诗人余光中在《致奥威尔》一诗中曾写道:    
    垂死的肺病患者,三十三年前    
    自己的喘息都已不继    
    就咳尽你一腔的热血。    
    然而,思想的力量是无穷的,尽管思想者是如此的孱弱。奥威尔在思考、奥威尔的每个读者也在思考。只要有人在思考,人类就不会在“一九八四”成为一座血腥的“动物庄园”。这也许是我对未来惟一的信念。    
    


第四辑·反读《通鉴》《资治通鉴》…题记(1)

    一    
    商鞅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赵良对他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    
    秦人以商鞅为仇寇,商鞅亦以秦人为仇寇。独夫民贼其实也挺可怜的,整天惶惶然不可终日。然而,没有万无一失的保护措施,凯撒以降,死于刺客之手的独裁者数不胜数。人们往往谴责刺客搞“恐怖主义”活动,殊不知,“恐怖主义”的根源乃在于专制体制本身。后人痛惜作为“改革家”的商鞅惨死于车裂,但有谁记得那成千上万被商鞅诛杀的无名的民众呢?商鞅有句名言:“智者作法,愚者制焉”——从此,中国与法治社会绝缘。    
    二    
    宋康王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射天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以示威服鬼神。为长夜之饮于室中,室中人呼万岁,则堂上之人应之,堂下之人又应之,门外人又应之,以至于国中,无敢不呼万岁者。天下之人谓之“桀宋”。    
    在中国历史上,“万岁癖”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也许中国人的血液里多多少少都遗传有宋康王的毒素。金庸在《笑傲江湖》中所描述的日月神教其实就是赤县神州的缩影,中国的历史自古以来便是东方不败与任我行之流长袖善舞的舞台。    
    近来从报上看到这样的消息,南方某富豪起巨宅雇奴仆,让奴仆叫自己“老爷”。我不禁毛骨悚然,耳边又回荡着宋国宫中“万岁”的呼声。    
    三    
    宋康王只是一个小国的诸侯,他的变态心理也就止于呼喊万岁的游戏。到了秦始皇的时代,阴暗心理大发作便蔚为大观。    
    始皇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能渡。上问博士日:“湘君何神?”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    
    中国皇帝名为“天子”,其实他们并不怕天。连天都不怕的统治者对百姓歹毒过于洪水猛兽(无独有偶,二十世纪也有一个革命领袖洋洋得意地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西方的君王怕上帝、怕议会,中国的君王则自以为是恐龙,张口便吞噬百姓。秦始皇的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观”,我却不以为然: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只能由埋在地下的帝王陵墓工程来作为见证,这究竟是这个民族光荣还是它的悲哀?    
    基于相同的理由,我对壮观的埃及金字塔也充满了厌恶之感——金字塔再伟大,也仅仅是法老们肮脏的尸体的存放地。    
    四    
    始皇到梁山宫,从山上见到丞相的车骑众多,很不高兴。身边的人立即告诉丞相,丞相便减少了自己的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捕时在旁者,尽杀之。    
    法国大革命中有人尝言:“宫殿乃是人间地狱。”此说不诬。历代皇帝与丞相(或者太监、将军)的勾心斗角,最伟大的戏剧家也无法淋漓尽致地再现。丞相买通皇帝身边的侍从,一有风吹草动便能了然于胸。而皇上做得更绝,干脆把这些侍从统统杀掉,看你还收买谁!看谁还敢被你收买!    
    五    
    刘邦夜行泽中,有大蛇当径,拔剑斩蛇。有老妪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赤帝子杀之!”因忽不见。刘邦亡匿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数有奇怪;沛中子弟闻之,多欲附者。    
    许多爱国者常常以中国有悠久的“史家传统”而自傲,我却颇为怀疑,因为我在许多堂皇的正史中读到数不胜数的像《山海经》一样荒诞不堪的故事。这样的荒诞派小说也给搬入史册中,史册本身岂不成了一部荒诞小说集?    
    这段记载里,大蛇已经被刘邦杀死了,老妪也突然就不见了,于是刘邦成了这个故事的亲历者、言说者及证人,而且是惟一的。可惜,关于汉高祖的来龙去脉,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那就是元代散曲家雎景臣写的《高祖还乡》,其中有这样几句:“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可惜的是,从古到今,这样出色的文字太少了。    
    六    
    李斯要秦二世杀赵高,二世日:“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洁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    
    秦二世说这段话后不到一年,先是李斯被杀,然后赵高就派遣部将来杀他了。此时,秦二世想见赵高而不得、想得一郡为王而不得、想封万户侯而不得、想与妻子为黔首而不得,被迫自杀。    
    这出喜剧比莎士比亚的经典之作还要精采,统治者们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聪明,愚昧如秦二世胡亥者比比皆是。    
    七    
    刘邦死后,吕后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召帝观之。帝见,问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馀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日:“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    
    孝惠帝的两句话道出宫廷的秘密,他居然说自己的母亲为“非人”,在以孝为标榜的中国的确有点不可思议,更何况他的谥号是“孝惠”。其实,千百年来,宫廷和官署中哪里居住过“人”呢?他们不过是一群残忍的豺狼虎豹而已。于是,心眼好的孝惠帝只好短命,迅速“崩”了。    
    八    
    汉景帝减笞法,更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笞令:笞长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对此,司马光的感叹是:“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司马光自己生活在优待士大夫的宋代,却嫌汉代对老百姓的生刑太轻,这家伙的心理也太阴暗了。我若是造物主,一定要把他送到明朝去,让他尝尝廷杖的滋味。明朝的廷杖在朝堂上杖毙了千百计的文人士大夫,它的“生刑”的程度大概会让司马光先生心满意足吧。我想,训练有素的锦衣卫能够测量出司马光先生的屁股有多厚。    
    自古以来,那些帮忙与帮闲往往比主人要残忍苛刻数十倍,司马光即是这样一个典型。    
    我又想起了一个叫新加坡的岛国,它是号称用儒家文明来创造经济奇迹的,而它的鞭笞之刑则是低犯罪率的保证。因此,新加坡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堂。    
    我还想起了抗战中一出著名剧幕的名字——《放下你的鞭子》。这句话更应该对虚伪的汉景帝、阴毒的司马光以及新加坡人和新加坡的崇拜者们说。    
    九    
    周亚夫一举平定七国之乱,殊不知功高震主。景帝乃赐其食,独置大块肉,无切肉,又不置筷。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筷。上视而笑日:“此非不足君所乎?”亚夫免冠谢上,上曰:“起!”亚夫因趋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这段话是君臣鱼水情的最好注释。景帝设下一席比鸿门宴还要鸿门宴的酒席,以观察亚夫的举止。亚夫在战场上能指挥千军万马,却避不开皇帝的陷阱。这位心直口快的将军果然沉不住气了,他要去取筷子——可见他对皇上心怀不满!皇上希望看见的是,即使碗里是一团粪便,周亚夫也应当恭恭敬敬地吃下去,然后三呼万岁,这才是大汉帝国忠心耿耿的大功臣!    
    于是,周亚夫必死无疑。不久,他的儿子为他买用于葬礼的甲盾,结果被诬为谋反。上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耳,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亚夫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    
    这个廷尉的话足可开创一门新的逻辑学——说你反,你就反,不反也是反;地下反,地上反,一样都是反!文革思维并不是始于文革,它潜伏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深层无意识里,时时都可能爆发。    
    专制主义对大小官吏都一律实行慷慨的“拿来主义”——给你权势,给你俸禄,给你压迫别人的力量,给你收取贿赂的机会,给你一家老小乃至“鸡犬升天”的荣誉……但是,这一切都有可能突然被收回去。为了避免遭到“被收回和被拿走”的命运,奴才们便拼命地往长城里挤,竭尽全力把自己变成一块坚硬的砖头,为巩固长城奉献自己的一生。盼望“拿来”,害怕“拿走”,这是奴才们心中相辅相成的两种感情。周亚夫的命运没让任何人觉悟,这出戏还将一代代地唱下去。    
    十    
    武帝立钩弋夫人之子弗陵为太子,他对钩弋夫人说:“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赐死。武帝认为自己立子杀其母的做法非“儿曹愚人”所能理解:“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骞,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我不知道新旧各派大儒们会怎样解释这段惨酷的历史。儒家不是最讲究人伦和孝道吗?孝是儒家用来作为稳定家庭家族、稳定社会秩序的道德和法律基础。我不知道可怜的太子怎么办才能实践他的“孝道”——他该孝敬母亲,那么,就要为母亲报仇,就要杀死杀害母亲的凶手、他的父亲;同时,太子也该孝敬父亲,但是父亲却是他的杀母仇人。他比哈姆雷特还要尴尬。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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