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屋子与窗户-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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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足轻重的。
文革中的武斗也是同样的道理。
一百八十一
刘守光围沧州久不下。城中食尽，民食堇泥，军士食人，驴马相啖骏尾。吕兖选男女羸弱者，饲以麴面而烹之，以给军食，谓之宰杀务。
比杀戮可怕得多的是对杀戮的美化。“宰杀务”三个字的背后是血的海洋。这三个字不咸不淡地浮现在历史文本中，完成了武夫的凶残与文人的雅兴的完美结合。
读着这样的片断，谁再说鲁迅偏激，我会唾弃之。
一百八十二
朱全忠宠爱假子友文，次子友珪不自安。中夜友珪斩关入，至寝殿，侍疾者皆散走。帝惊起，问：“反者为谁？”友珪曰：“非它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贼，恨不早杀之。汝悖逆如此，天地岂容汝乎！”友珪曰：“老贼万段！”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友珪自以败毡裹之，埋于寝殿，秘不发丧。命均王友贞杀友文。矫诏称：“博王友文谋逆，遣兵突入殿中，赖郢王友珪忠孝，将兵诛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惊，弥致危殆，宜令友珪权主军国之务。”
有趣的是父子俩最后的对话。朱全忠严然是个大儒，忽然想起了“天地”来。用“天地”来震慑逆子是没有用的，因为朱全忠自己除了此时此刻之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天地”有惩恶扬善的功用，否则他怎么连皇帝都敢杀？有其父必有其子，一句“老贼万段”胜过戏剧大师苦思冥想的对白。
小时候，读到“掩耳盗铃”的故事，心里想：世间真有这样蠢的人吗？朱友珪矫诏的行为，就是“掩耳盗铃”。不过，他成功了——他的手上握着权力，所以他能从从容容地掩耳盗铃。我悟出这样的道理来：掩耳盗铃是聪明人所为。
一百八十三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东方群盗大起，陷宋、毫、密三州，契丹主谓左右曰：“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
契丹主入侵中原，虐杀百姓。史载，每克一城，“恶杀城中男子，驱其妇女而北，胡人掷婴孩于空中，举刃接之以为乐。”百姓焉能不反？而他却抱怨中国人不好统治。我想起一则笑话，刑场上刽子手砍下犯人的脑袋，快刀崩了个口子，刽子手怒斥地下的人头：“贼骨头，怎么如此硬？”人头委屈地回答说：“爹妈生的，我也没办法呀！”历代统治者都有类似于此刽子手的思维。
一百八十四
后唐明宗问赵凤：“帝王赐人铁券，何也？”对曰：“与之立誓，令子孙长享爵禄耳。”上曰：“先朝受此赐者止三人，崇韬、继麟寻皆族灭，朕得脱如毫厘耳。”因叹息久之。赵凤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证据”只有在法治社会中才有用。铁券是皇帝绘的，皇帝也能收回来。我们对皇帝无能为力。
一百八十五
明宗问冯道：“今岁更丰，百姓赡足否？”道曰：“农家岁凶则死于流殍，岁丰则伤于谷贱，丰凶皆病者，惟农家为然。臣记进士聂夷中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语虽鄙俚，曲尽田家之情状。农于四人之中最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
王蒙曾撰文为冯道平反。欧阳修等史家却大骂冯道在混乱的五代历仕几朝，没有殉节尽忠。而王蒙则认为，冯道在维持乱世的安定方面有巨大的贡献，“利”优于“义”。读到冯道的这段话，他的形象顿时在我心中高大起来。显贵们有几个像他这样为农夫说话呢？不过，他也仅仅是说说而已。
我又想起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重读那些文字，顿时泪眼朦胧。报纸上口口声声说“农民兄弟”，有几个狂妄的市民把卑微农夫当作自己的“兄弟”来看待？所谓的“北京人”向来是瞧不起民工的。
给农民打白条的官僚是一群恶狼。
一百八十六
义成节度使李赞华好饮人血，姬妾多刺鼻以吮之；婢仆小过，或抉目，或刀刲火灼。
相比之下，《西游记》中乱舞的群魔简直就成了慈眉善目的天使。《吸血鬼》是欧美一部流行的影片，根据中古神话改编而成。假如要拍续集，我建议导演学习学习中国的这则史料，从中吸取更多的灵感。
一百八十七
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出于行伍，性粗率，恃勇骄暴，每谓人曰：“今世天子，兵强马壮为之耳。”
粗人往往能说出真理。真理的可怕，是阳萎的文人们不敢面对的。当文人们绞尽脑汁完备礼乐制度、增强天子的神秘性的时候，粗人“兵强马壮可为天子”的信念却令他们的纸长城轰然崩溃。
一百八十八
闽康宗昏庸残暴，其叔父及兄弟皆起兵政变。闽主逃及村舍，知不免，投弓谓继业曰：“卿臣节安在！”继业曰：“君无君德，臣安有臣节！”
继业所对九字，给了暴君一记响亮的耳光。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后，企图坐飞机逃亡，被军队捕获。特别法庭宣判他时，他与闽主一样傲慢：“你们的宣判不符合宪法！”他却忘了，践踏宪法长达几十年的，恰恰是他自己。同样的故事，还将在其他地方、其他时间上演。
一百八十九
闽康宗被缢杀后，新国王谥曰：“圣神英睿文明广武应道大弘孝皇帝。”
最荒诞的小说中也找不到如此夸张的情节。最美好的字眼，属于最卑劣的人。天真的青少年总是以为汉语写的文字都是真实的，日后获悉真相后，受骗上当的感受会给他们带来类似于心脏病发作的痛苦。
墓志铭、悼词是需要在镜子面前阅读的文字——看它们的反面。
一百九十
唐主即位，江、淮比年丰稔，兵食有余，群臣争言：“陛下中兴，今北方多难，宜出兵恢复旧疆。”唐主曰：“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民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
倘若中国的帝王们都像唐主这样深知“兵之为民害深矣”，中国老百姓就有福了。事实恰恰相反，穷兵黩武辈层出不穷。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犯有“危害人类生存罪”。李志宁在《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吗？》一文中愤怒地写道：“当刀斧呼啸、枪炮轰鸣，无辜百姓血肉横飞、孩子惨叫，而屠杀者狰狞如魔鬼时，这是一幅多么悲惨而恐怖的场景啊！难道这些无辜人民就因为生在古代，为了几个什么狗屁‘英雄’的什么‘英名’，就可以像蚂蚁一样被这些‘英雄’们碾死吗？”史书上向来憧憬所谓的“统一大业”，至于为了实现这一“大业”要死多少人，史家却假装没有看见。
后唐统治者所说的“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我心有戚戚焉。这才是一种大的政治智慧，民众的生命当然比疆土的拓展更重要。
唐主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为此，我尊重他。
一百九十一
闽主曦嫁其女，取班薄阅视之；朝上有不贺者十二人，皆杖之于朝堂。
贿赂制度有一个“制度化”的过程。五代时，闽主还处在低级阶段，用暴力来强迫行贿，未免太赤裸裸了。而到了如今，则已发展到了“高级阶段”。在官场上，官僚们的婚丧嫁娶红白喜事，若下属不向上级“表示”，则立刻被穿上“小鞋”，寸步难行。就像武侠高手，遥遥一指，你立即身中内伤，非得拿他的解药才能保命。神不知，鬼不觉。而下级往往抓住这些难得的机会，以“人情往来”为借口大肆实行贿赂，真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一百九十二
后晋为契丹所灭。契丹主迁晋主及其家人于封禅寺。时雨雪连旬，外无供亿，上下冻馁。太后使人谓寺僧曰：“吾尝于此饭僧数万，今日独无一人相念邪！”僧辞以“虏意难测，不敢献食”。晋主阴祈守者，乃稍得食。
“世故”是一种极厉害的病毒，连和尚也逃避不了。人们最善于忘却的，是他人给与的恩惠。所以我们在给予他人的时候，先要警告自己：不要存在收取回报之心。否则，不必给予。
一百九十三
麻苔贪猾残忍，民间有珍货、美女，必夺取之。又捕村民，诬以为盗，披面，抉目，断腕，焚灵而杀之，欲以威众。常以其具自随，左右前后悬人肝、胆、手、足，饮食起居于其间，语笑自若。
在李约瑟博士的眼里，中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美不胜收的国度。但我居心叵测地想：假如这位大思想家落到麻苔手里，他还能这样思想吗？
汉学家看中国的事情，常常如同醉中看花看得模模糊糊。中国人却往往将那些赞美的话语拿来为我所用。
一百九十四
南汉主作离宫千余间，饰以珠宝，设镬汤、铁床、刳剔等刑，号“生地狱”。尝醉，戏以瓜置乐工之颈试剑，遂断其头。
把人间变成地狱，这是帝王们的实践；认为地狱比天堂还美好，这是帝王们的理论。权力让他们成为“非人”。假如南汉主自己的人头被他人拿来试剑，他还会觉得好玩吗？
一百九十五
史弘肇尤恶文土，常曰：“此属轻人难耐，每谓吾辈为卒。”
极端的自卑导致盲目的仇恨。盗寇最爱做的事情便是屠杀知识分子。张献忠时代，“卒”们屠刀挥舞，“士”们人头落地。暴力的掌握者，不能容忍话语权力的掌握者。于是，流氓与士兵最喜欢杀戮知识分子。
一百九十六
军阀赵恩绾好食人肝，尝面剖而脍之，脍尽，人犹其死。又好以酒吞人胆，谓人曰：“吞此千枚，则胆无敌矣。”及长安城中食尽，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日计数而给之，每犒军，辄屠数百人，如羊豸法。
前些年，有评论家指责《红高粱》中剥罗汉大爷人皮的情节，认为它太血腥了。他们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然而，我们的史书中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多如牛毛的、比这更残暴的事件。
恐血症的病人想方设法躲开鲜血，真能躲开吗？
我们必须面对那些血腥的历史，我们必须否定那些血腥的历史。对血腥气味的自觉，是我们恢复人性健全的前提。
一百九十七
军阀刘铢、李洪建与郭威征战，郭威获胜之后，刘铢、李洪建及其党皆枭首于市，而赦其家。郭威谓公卿曰：“刘铢屠吾家，吾复屠其家，怨仇反覆，庸有极乎！”由是数家获免。
郭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他自己全家被屠杀之后，尚能保持相当的理性与节制，令我为之折服。郭威在获得全面胜利之后，依然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杀戮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报仇并不是可以采用的惟一行动。鲜血流淌，终将沾上杀人者的脚；愤怒爆发，终将导致自我的毁灭。灭族是个绝对沉重的词汇，它是人性的反面、兽性的极致。郭威的所作所为，即便是一名现代人也难以做到。我衷心地向他致以一个甘地的信徒的敬意。
为抽屉而写作（代跋）为抽屉而写作（代跋）
我是个早慧的孩子，不到两岁，我便能区分十多种色彩。我有四个年轻美丽的姨妈，她们各自爱穿一种自己喜欢的颜色的衣服，我那时便叫她们“红姨妈”、“白姨妈”、“蓝姨妈”、“黄姨妈”。我通过色彩来区分她们，这是一个孤独的孩子观察世界的方式——不愿执著于“本质”，而沉浸在经验世界那些鲜活的色彩里。因此，“颜色”变得比“姨妈”更加重要。母亲说，从那时起她便觉得我是个奇怪的孩子。
我出奇的孤独，不喜欢与同龄的孩子玩。老师在称赞我学习成绩的同时，给我的学生手册上“缺点”一栏千篇一律地写上“不合群”三个字。那时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不合群”恰恰是从事写作的先决条件。“不合群”的我发现了蕴藏在落叶、流水、黑夜、灯光以及小方块字里的魅力，那种魅力既遥远又触手可及。
小时候，北大对我来说是一处海市蜃楼般的地方，北大人个个是无所不能的伟人。外公家“成份”是地主，被扫地出门，我对垂泪的外婆说：“我要考北大，以后给外婆修一幢好大好大的房子！”（小孩的想法是无遮无掩的）许多年过去了，我终于被北大所接纳。北大是一座孤立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的岛屿，被潮水咬得遍体鳞伤的岛屿。成千上万的书籍堆砌为城池，构成“内”与“外”的分野。这座颓败的校园依然奉行不干涉主义。湖光塔影之间，“不合群”与优缺点无关。这就足够了。李卓吾说：“大丈夫喜则清风明月，怒则迅雷呼风。”我虽不能活得如此自在，却也无须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无须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这是孤独给我的惟一的回报。
周围已经没有多少人在写作了。我的写作却得以绵延不绝，从一九九三年到今，我写出了一百多万字，先后编选了四本没有公开出版的小册子：《行者手记》、《明天》、《远方》、《思人》。许多寂寞的夜晚，我一个人坐在未名湖畔蔡元培先生像前的草地上时，“为何写作”一直是痛苦我的“鸡肋”。
按照乐观主义的说法，是为未来而写作；按照悲观主义的说法，是为抽屉而写作。一叠叠的稿子被陆陆续续地塞进抽屉。抽屉里爬满令人厌恶的蟑螂，让自己的某一部分鲜活的生命与蟑螂为伴，这不是一种幽默的举动。
小小的抽屉像鲸鱼的巨嘴，不露牙齿地吞噬着我的文章。我，如同奴隶一样劳动，金色的谷穗却无一例外地要上交。而抽屉却对我说：这是惟一的接纳与憩居之地，除了此处，等待你的是铜墙铁壁，你撞破了头也不会有一声凛冽的回音。
为抽屉而写作是我自己的选择。命运选择了我，我选择了写作的方式。为抽屉而写作，意味着一块砖头从金字塔浩大的工程中剥离出来，尽管这块砖头的反抗对金字塔本身毫无影响，但砖头却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为抽屉而写作，必然自绝于外界的肯定。如果说戏剧上演的目的是呼应着绵延的掌声，那么我的写作仅仅是一只小蜜蜂为自己酿蜜。难以忍受孤独和使我筋疲力尽的方块字，昭示着写作的艰难。在那些身心交瘁的日子，年纪轻轻的我窥见了窗口死神宁静而恬美的笑容。我想抽身而去，可是笔拉住我，要我填满雪白的方格。我自己宣判：“你终身苦役！”
在抽屉之外的写作，是我无法认同的写作——它们让人们服从于身上的重重束缚，让人们在恐惧和面包之前低下头颅。文学已然堕落为枷锁和断头台的颂歌，是朦胧的月光，为黑暗横行张目。那些肯定性的写作，为什么也肯定不了，惟一的效果是肯定了自身的可耻和无价值。因此，我坚持否定性的写作，诚如加缪所说：“即使是否定的作品也仍然肯定了某些东西，并且对于我们悲悯而高尚的生活表达了敬意。”
我的本科时代，过着清教徒式的刻苦谨严的生活，真有些辜负了未名湖的一池春水。我为被冷落的命运而感到幸福。“早无能事谐流辈，只有伤心胜古人”，我在旁人指认的“愚昧”中寻觅一种动人的诗意。这种诗意与那些吓人的真理无关，它仅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