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屋子与窗户-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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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这是我最喜欢的宋词。
在中国人的诗词中，永远歌吟着一种“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的绝望之爱，一直到戴望舒《雨巷》里那个撑着油纸伞的姑娘。中国诗人写得最好的，往往不是男欢女爱、心满意足的现实，也不是充满幻想和希望的明天，而是已经消逝的、不可能重现的昨日之爱。鱼儿在水中游，雁儿在天上飞，它们都不能传递我们的相思。于是，我们在相思中苦苦煎熬着。
“人面桃花”诗，是绝望之爱的形象化，是诗人灵感的一个不竭的源泉。它贮存着中国诗人无限恋情的一个精神原型。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李商隐的“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白居易的“清江一曲柳千条，二千年前旧板桥”，韩偓的“向得那人垂手立，娇羞不肯上秋千”，都隐藏着一个桃花下的女子、一个小桥边的女子。那是一段永不复返的错失。伤心人各有怀抱，断肠人各有因缘。把爱看作梦，真能缓解内心的隐痛吗？而回忆有如一根银针，冷不防就刺到骨髓里，让人从梦中猛然惊醒。为什么拥有的只能是“失去”呢？我们的手掌是有缝隙的，无论捧起哪条河里的甘泉，谁都会从指缝里悄悄地流走。
中国诗人的怅惘，在齐克果那里则成为形而上的恐惧。他爱上了年方十四的蕾琪娜·奥尔森。但他的感情里交织着畏惧。他得到她的爱后，却抛弃了她。他不是无赖，他要“播种野麦”，他们分道扬镳。齐克果整夜地躺在床上哭泣，但一到白天又和常人无异。齐克果的兄弟对他说，愿意代替他到女孩家，向他们证明弟弟并不是无赖。但齐克果说：“你要是那样做——我就用子弹打穿你的脑袋。这是我对整个事态关切至深的一个证明。”
齐克果赶赴柏林，痛苦异常。他每天都想念着她。每天至少为她祈祷一遍，经常是两遍，或者用别的办法想念着她，从不间断。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获得爱情，每一代人中，总有一些人命定要为其余的人做祭品，他相信自己是要献祭的，“因为我理解我的痛苦和苦恼使得我得以创造性地钻研有益于人的真理”。
毕竟没有比爱情更无限的事情了。但他却不得不离开她，出去痛哭。
像齐克果这样的“献祭者”毕竟是沙中之金。大多数人还是渴望平凡之爱，他们的绝望是因为连平凡之爱也无法获得。那么，让我们低吟叶芝的诗句，当年华与爱情都如水而逝之时：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这或许是绝望的人类惟一的安慰。
这或许是无情的岁月惟一的温存。
那么，捏着这份安慰，拥着这分温存吧。
第一辑·口吃的人残缺之美
中学时候，读金庸小说，最喜欢的人物自然是郭靖。这是一个完美的大侠，堂堂正正，大义凛然，找不到一点缺点，缺点也许就是“太老实”。金庸写郭靖，是按照孟子所谓“大丈夫”“君子”的模式来写的，长大以后，却越来越不喜欢郭靖，觉得虚假的成份太多，只可仰视而不可亲近，关键是少了几分“人气”。王国维曾阐释过’可爱”与“可信”之间的矛盾，借用到郭大侠身上，则是：完美的人不可爱。
小时候，最不喜欢的便是杨过，他的奇思异想、狂放骄纵，他对伦理规范的轻蔑，以及他的独臂形象，都是一个善良的孩子所不愿接受的，长大了，却越来越喜欢杨过，喜欢他空空的长袖。我逐渐悟出金庸什么要让杨过失去一只胳膊，因为只有失去胳膊的杨过才有可能炼成绝代神功，残废反倒使他生气勃勃，光彩照人。金庸写杨过，是按照庄子寓言的写法来写的。
一部《庄子》里，游荡着百十个畸人的身影，说《庄子》是一册“残废人大全”并不夸张。如《人间世》里的“支离疏者”，身体畸形，“颐隐于脐，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算是一个超级驼背了。他正是凭着身体的残缺免除了兵役，终其天年。在险恶的人间世，残缺成了天赋的美德。《养生主》里的右师只有一条腿，公文轩惊曰：“是何人也，恶乎足也？天与？其人与？”右师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好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大宗师》里身体弯曲的子舆，《达生》里的佝偻女人，《德充符》里断足的王骀和申叔嘉，被砍掉脚趾的叔山无趾和跛脚、伛背、无唇的游说者……庄子仅仅是一个审丑大师么？
庄子其实想说的是：神比形重要。躯体残缺的人游离于正统的价值体系之外，虚无恬静，顺应自然，逍遥于天地之间，获得心智的健全。躯体残缺的人深味自身的有限性，敬畏生命，滤净心灵，超然于利禄功名，获得精神的自由。因此，残缺是真正的全、真正的美。
写武侠的高手，一般都把绝世高手的桂冠捧给躯体残缺者。《书剑恩仇录》中的无尘道长，乃是使剑的第一高手，也是独臂的老头；《天涯·明月·刀》中的傅红雪是个患羊癫疯的病人……武功可以看成是人体能量最大限度的发挥，而最高的武功往往蕴藏在残缺的躯体里，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金庸、古龙都是庄子的知音，是一粒沙里见天堂的智者。
有一则关于东坡的轶事，说东坡的老友刘贡父晚年得恶疾，须眉堕落，鼻梁断坏。一日两人饮酒，东坡戏之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刘贡父不以为忤，相对大笑。我既为东坡的幽默喝采，也为刘贡父的旷达喝采。他们窥破了“臭皮囊”的本质，直抵灵魂的自足与自适。这种幽默仅有智慧是无法孕育的。在最悲惨的时刻，作拈花一笑，境界之高，令吾辈仰望。我认识一个正在谈恋爱的少年，因为脸上长了颗青春痘，怕有碍观瞻，影响在女友眼里的形象，整天忧心忡忡，在镜子前晃来晃去的。殊不知，“情人眼里出西施”，真正的爱，会把缺点也看作优点的，为镜中之像所囿的人，生命是苍白的。
陈寅恪一九四五年失明，一九六二年膑足，大难降临后，得以窥破黄龙三关。所谓“左丘失明、孙子膑足，日暮西山”之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悲观忧愤，实质上是“形”的解体后“神”的升华，即使是西山之日，也有无限余晖！“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无可奈何的背后，是铮铮的铁骨，此生的道路是不会回头的了！陈寅恪的好友吴宓，一九六九年在一场批斗中左腿被扭折，从此只能倚杖艰难地行立，双目又因白内障一度全盲，目盲膑足与陈寅恪相似。但就在惨死前，他仍高呼：“我是吴宓教授！”不亚于陈寅恪之“四海无人对夕阳”。残缺之美，何等悲壮、美丽！相比之下，那些苟全躯体于乱世之人反倒是丑的了！
在卑琐的当代文坛，史铁生是境界最高者之一，他如老僧入定，却又热眼观世，名利场的龙争虎斗离他很远很远。黄庭坚曾写诗赠一剃头师傅，最精采的一联是：“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中。”这一联可赠予史铁生，他用文字所剃除的，乃是人间的恶行与谎言。
我想，史铁生那接近澄明之境的文字，一定与他残疾的身体有关。他的身体跟正常人不一样，他的身体对世界的感受也跟正常人不一样。罗兰·巴特把人的身体看作特殊的符号和修辞学，他认为“自我”的存在由躯体来保证。如果说“自我”概念的形成包括了一系列语言秩序内部的复杂定位，那么躯体将成为“自我”涵义中最为明确的部分。这一部分残缺了，人的体验也就陌生了。
于是，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遇到了“惑”——惑即距离，空间的开拓，时间的迁延，肉身的奔走，心灵的寻觅，写作因此遥遥无期，《命若琴弦》中，瞎眼艺人的把琴弦指认为光明。弹断了一千根琴弦，就找到了医好眼睛的药方，这种说法把目的手段化了。小说的结尾和开头是一模一样的，在陈凯歌的电镜《边走边唱》中，画面更为动人：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躜动，匆匆忙忙，像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
身体的残缺是无法改变的，但对残缺的态度却可以改变。正如史铁生所说：“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我想走不能走，那么健全的人呢，他们想飞但不能飞——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健全人也有局限，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困苦和磨难。”相对于史铁生而言，当代作家群中不乏潘安、西施类的美男女，更不乏精力过人、行如风、坐如钟的超健康者，但健美的形体却成了他们存在之累——他们整天想着如何给躯干穿上万贯皮裘，如何让肠胃享受龙虾鱼翅，如何使面容在电视里出尽风头，如何把名字挤上报纸的头版头条。他们一天比一天丑陋。我相信，绝大多数当代作家都不能问心无愧地面对史铁生——如果说他们还有一丝羞愧之心的话。
正如光明的定义只有在黑夜中活了一辈子的海伦才能给出，她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让我们所熟悉的光明黯然失色；美的定义也只有在史铁生的文字里找到，这里没有烟火色、没有暴戾心、没有铜臭味、没有血腥气的文字，如冬日的阳光春日的雨。写作之于史铁生，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一种光荣，也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而与残缺一样，是一种命运。
老子说：“大成若缺”。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这四个字的注释。
第一辑·口吃的人赤足之美
那一夜，在遥远的东京，在异乡的客栈，从绍兴来的少年客，偶然瞥见了奉茶的日本少女的一双赤足。从此，这名唤作乾荣子的十五岁少女轻盈而白净的赤足，像一片幽香扑鼻的茶叶，溶解在这个中国人心中。那一瞬间，意乱情迷的少年周作人朦胧地意识到，那是一双健康美丽的天足，那是一种纯朴率真的文化，那是一种活泼丰盈的生命，那是一种澄澈宁静的意境，那也正是祖国曾拥有过，却又不知为什么失去了的东西。若干年后，两鬓斑白、历尽沧桑的知堂老人依然动情地写道：“我相信日本民间赤脚的风俗总是极好的，出外固然船上木屐或草履，在室内席上便白足行走，这实在是一种很健全很美的事。我所嫌恶中国女子恶俗之一是女子的缠足，所以总是赞美赤脚，想起两脚如霜不著鸦头袜之句，觉得青莲居士毕竟是可人，在中国古代殊不可多得……”日本文化中有不少变态的部分，日本曾经以中国为师，却没有学习中国缠足的文明，所以日本女性保存了天足。
重读知堂文集的今天，缠足的陋习已成为记忆之外的记忆，然而女子的天足又被塞进一双双又短又窄又高的高跟鞋里。大街上，与我们擦肩而过的，总是一串串骄傲而艰难的步伐。象征着现代物质文明和生活时尚的高跟鞋，再次留给女性一种“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爱恨交织的尴尬。步步生莲的梦想与“哒哒”的脚步声，与夜晚双脚麻木疼痛纠结成无法斩断的情结。在男性一次次绅士风度十足地回首里，赤足的美丽对于穿高跟鞋的女子而言，陌生得像一双檀木制成的书签，寂寞地夹在一本盛唐时代的线装诗集里。
其实，真正的美丽源于自然，真正的优美得于天成，真正的高雅源于天真。哲学拒绝权威的枷锁，艺术拒绝金钱的包裹，生活拒绝物质的栅栏；同样，天生之足也有理由拒绝装饰它、约束它、囚禁它、折磨它的或精致、或华丽、或玲珑、或绚烂的鞋与袜。“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千载而下，屈子兴之所至，赤足戏水的姿态，犹在眼前。这是一种生命张扬的人才有的情致，这是一种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声音，这是一种物我两忘的生存状态。当云南边陲的一群傣家少女，穿着短短的筒裙，拎着小小的水桶，扭着细细的腰肢，赤着白白的天足，一溜烟穿行在小溪畔的石板路竹林间时，如画、如诗、如酒、如歌。任何一个巴黎的时装大师看见了，恐怕也无法进入这赤足的氛围中吧？
为美丽而制造的美丽，就好像没有灵魂浇灌的音乐，没有香味萦绕的鲜花，没有露水滋润的绿叶。而被财富奴隶的美丽，就好像古时候那位卖柑者筐中“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柑子。好多女孩把自己当作丑小鸭，以为有一双昂贵的高跟鞋以后，才能变成天鹅，她们却没有反过来想想：自己原本就是天鹅，何须以高跟鞋作为标签来命名呢？（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有设计师设计出了镶嵌满钻石的、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高跟鞋，谁有“福气”穿呢？）有个女孩说：“只有穿上高跟鞋，我和男朋友一样高时，我才有信心面对他和面对自己。否则，我觉得，在自己的心中和在对方的心中我都少了几分美丽。”有这样想法的女孩决不在少数，散步时走得气喘吁吁地咬紧牙关，还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美其名曰：为美丽受难。
然而，因受难而产生的美丽仅仅是一个苍白的外壳。当一个男孩称赞你，“你的高跟鞋真漂亮”时，单纯的女孩你千万别高兴得太早了：他是因物而爱人还是因人而爱物呢？这双鞋穿在另一个人脚上，他会不会同样称赞呢？当你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时，你就找到了发现自己的窗户：只有自己才是世间最美丽那一部分啊！一双少女健美的天足，优美柔和的足弓、润泽的血脉、洁白的肤色、敏感的神经，本来就是上天赋予的一件艺术品。
赤足之美，如池塘中亭亭的芙蓉，如竹林里悠悠的琴声，如陶壶内淡淡的茶香，如黄昏时柔柔的光晕。赤足之美，在春则为鹅黄的柳芽，在夏则为润泽的梅子，在秋则为静谧的弯月，在冬则为轻盈的白雪。赤足之美，却又在这一切比喻之上，连艺术大师罗丹也头痛地说：“塑像时，女性的赤足几乎令我无法复现万分之一的美丽。”因为每个青春女性的身体，都集中了山水的灵气、自然的精华、神灵的挚爱，而天足恰恰是长期被遮蔽的却又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一粒沙里见天堂，半瓣花上说人情”，知堂老人确实有颗慧心，有双慧眼，独辟蹊径地在一双赤足里找到了身体的神韵。一向温文尔雅的他，之所以辞严色厉地反对裹脚，斥之为恶习之源、贬之为民族之耻，这与他希望建立一种自然即人生、人生即艺术的审美体系的追求是密不可分的。那位年仅十五岁便开始辛勤地操持家务，既天真可爱又善解人意的日本女孩，可曾想到自己那双在榻榻米上款款而行的赤足，居然成了那位惶惑而弱小的坐在几案边的少年一生珍藏的财富？
最美的东西往往被过分聪明的我们忽视、遗弃或者加工、雕琢，而加工、雕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