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曾经被毁灭-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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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中医的单方并不多，在实际中使用的大多是复方，《黄帝内经》载方13，《伤寒论》载方113，《本草纲目》载方11000，绝大多数都是复方。中药的复方是按君、臣、佐、使配伍而成。复方的配合，治病只是一个目的，更重要的是调节阴阳平衡，扶持正气。那么何为阴阳平衡？何为正气、邪气、清气、浊气、病气？在西医贫乏的词汇中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语词。那么用化学检测的方法来分析复方，你最终想说明什么？再说，每一种中药中都有几十种，甚至百种化学成分，比如山植的化学成分就有七十余种，这样算下来，一副汤剂就很可能有上百种。上千种化学成分，这些成分又是如何体现君、臣、佐、使原则的？化学检测的方法可以回答得了吗？
中医十分讲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气候、时令、地理等因素直接体现在中药里，比如说，按照中医的观点，立秋前后许多药物性质是完全不同，早一天采摘和迟一天采摘区别很大，那么这种差别能体现在中药化学检测中吗？一种草药在立秋前和立秋后它的化学成分可能发生变化吗？同时，中医用药的时令性也很强，同样一种病秋季的用药与初春的用药在原则上就有很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是西医所没有的，同样一种化学药品使用时一般也不分时令、季节、地理环境。
事实上，用化学检测的方法来分析中药药理的做法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它或许可以在几剂中医复方中有用，但却不能概括整个中医药。
比如说，中医的用药大部分是口服，也有一些外用的，但却从来没有静脉注射的，打针这玩艺是西方人发明的。现在发现，将中医提取出的化学成分改为西医静脉注射法，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这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将中药用现代化学的方法处理是没有效果的。
再者，现代西方医学的化学分析法并不是万能的，尤其对于中药而言更是如此。有的中药对动物没有丝毫疗效，但对人却有疗效；有的则是对人无效，而对动物有效。这样一来，研究西医常用的动物试验法就失去了作用，基本堵死了用化学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中医药的路子。
还有一点，根据西医的观点，只有那些有生物活性指标的化学成分才有治疗的功能，才能被分析研究。可实际上，许多的中药并没有生物活性指标，但它们恰恰可以治病，这与西医的理论是背道而驰的。
由此可见，用西医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说明中医药，基本上属于瞎胡闹。许多人都因为中医学没有现代科学原则作支撑，所以心里发慌，在骨子里是自己瞧不起自己，于是，厚着脸皮硬往西医上靠，认为只有这样中医才能成为科学。这是多么可悲的想法！中医存在的价值根本用不着西医来承认，西医没有这个资格，早在现代科学产生的几千年前，中医就是一个完整的医疗体系，在人类医学史上更有发言权的不是西医而是中医。
从中医学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医与西医学走的是两条路，如果硬要区分出谁高谁低的话，我们可以毫不脸红地说：中医学在整体上要高出西医学一大截！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古老的中医里有许多是西医或现代科学根本解释不了的东西，更气人的是，不论你解释得了还是解释不了，中医一直在有效地使用着，你说到底是谁先进谁落后呢？
比如说经络学吧。经络在中医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中医是建立在经络学基础之上的，《黄帝内经》说经络：“行血气，营阴阳，决生死，处百病”。那么什么是经络呢？它又是怎么来的呢？曾经有人说，经络是血液循环系统，也有人曾说经络是神经系统，都是用西医理论会中医，根本就说不通。经络既不是血液循环系统，也不是神经系统，经络就是经络，目前它对全人类来说也是一个迷，因为经络在现代解剖学上是看不见的。
有报道说，中国医学家祝总骧通过多年研究发现，经络是不依赖中枢神经和血液循环的隐性循经感传线，是条低阻抗、高电位、高发光的线，是由一些看得见的微小结晶颗粒组成的带状物，它在人体上宽约一毫米。几年前，法国学者通过在穴位注射放射性物质锝，利用锝的R射线可以使底片曝光的原理，借助电子照相机，成功地拍下了锝的行走路线，发现得的行走路线与中医的经络基本相同，同时证明穴位是经络上的某些点。接着，日本的一些科学家采用电子计算机和全息技术，将人体由平面转为立体观察，通过荧光染色发现，穴位实际上是某些组织的“集合物”，它具有高度的灵敏性。由以上这些研究可以看出，我们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仅仅证明了几千年前的一个命题是正确的，但又不知其所以然，人类绕了一个6000年的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真是太有意思了，
既然经络是已经被证明存在的，那么它们究竟有什么作用呢？这就涉及到中医的主要对象是什么。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印象，中医的全部理论并不针对肉体的疾病，而是针对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那东西被称为“气”。“气”的理论是中医学的最高范畴，《素问·五常政大论》说：“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一致也。”中医用来解释人体生命的一条主线就是“气”。
气是生命的本源，《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阴阳五行是气的运动形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阳化气，阴成形。形气交感而化生万物。”《生气通气论》说：“生之本，本于阴阳，其生五，其气三。”五运六气是天地的气化，金、木、水、火、土为五运，风、热、暑、湿、燥、寒为六气，它强调“天人感应”的思想。
藏象是人体的气化，《阴阳应象大论》说：“人有五脏化为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六节藏象论》说：“以其气命其五脏。”
病因病机在于气化失常，《素问·举通论》说：“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阴阳应象大论》说：“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也就是说，气无时无刻不在身体内流转，所谓的病就是气在流转过程中受到了阻碍。
诊断必须全面诊察精神气血，人体病变，可由外在各种表现诊察得知，因为机体气化是“内外相袭”的，“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灵枢·本藏篇》。
治疗在于调理气机，《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灵枢·本神篇》说：“必审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气之虚实，谨而调之。”
那么中医里的“气”又是什么呢？这可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首先，气绝对不是指人们的身体，《内经》中曾明确地说，“气先身生”，虽然在表述上它有些唯心论的嫌疑，但它却说明气与身体不是一回事。其次，气也不是指人的思、虑、忧、喜。悲、恐、惧等显意识状态，因为任何显意识状态都有对应的刺激物，也有负载它的可见身体器官，比如说，当身体受到伤害时，人会产生痛苦的感觉，伤害是外在的刺激，神经系统是痛苦感觉的载体。此外，人的显意识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文化类型，像恐惧、爱好等等。
气在中医里是精、气、神的总称，在藏象学中又化为神。魂、魄、意、志五种形式，由此可见，中医里的气乃是指精神，是一种脱离肉体的纯精神，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文化、个人修养等，说白了它就是宗教中所说的灵魂，它是潜藏在我们身体之内的另外一种生命。
中医的“气”是灵魂的推测，也可以从“气”字的甲骨文中得到证实。气在甲骨文中写作“”，于省吾先生认为，这就是中国八卦中乾卦的符号，即三个阳交。乾为天、为大、为生，故甲骨文的气字可以直接理解为生命或生命之本。实际上，甲骨文中的气字还可以理解为数字三，《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气”字同样可以理解为万物生命之源。那么，这些气是从哪里来的呢？甲骨文“气”这个本字的构成也同样告诉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气”是别人给的，《说文》释“气”云：“气，馈客刍米也。从米，气声。氧即馈也，给也。”这个解释与上古造人神话在解释灵魂的来源时是一致的。值得说明的是，在中国的造人神话中没有神“给气”这个细节，而《说文》中的这个解释恰恰弥补了神话的缺陷。从这一点，我们再一次震惊于世界神话的一致性，再一次感到远古文明是一个完整体系的文明，里面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
因此，中医并不针对肉体的疾病，而是针对精神的健康，它认为，只要精神体健康了（气在体内流转无阻碍），肉体就必然健康，为此中医最讲究养气、调气、理气。从这点上讲，中医是“中介医学”，它是站在物质肉体与精神生命之间的一种医学体系，作用在于协调双方的平衡。
中医的存在恰好可以证明我们的假设：在人类的身体内部确实有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存在，这个生命体我们可以将它称之为精神生命体。它不以有形的方式存在，而将自己的生命化为无形之中。如果说肉体是我们生命存在的证据，那么，经络就是精神生命存在的证据。中医从根本原则上是站在精神生命体与肉体之间的一种医学体系，它调节着肉体与精神的相互平衡，而最终它关注的并不是我们的肉体，而是为精神生命服务的。
我们推测，中医的基本原则可能是这样的：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当精神生命受宇宙空间各种作用力影响时，它也有健康与不健康之分。当它不健康时，就直接表现为肉体疾病。同样，肉体自身的病变也会影响到精神生命的健康状态。因此，中医的作用就在于调节双方的平衡，沟通与传递信息，用精神强大的力量来治疗肉体疾病，同时用地理、气候、季节等因素来协调精神生命与宇宙自然的相互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中草药治病的机理与我们今天理解的矾理决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将中草药还原为化学分子思想是错误的。中草药中一定有精神生命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也不体现为化学分子结构。举一例子，古老的中医学中有“十八反，十九畏”之说，指的是药物配伍上的禁忌，但这种禁忌在现代科学里找不到依据，如，“甘草不能配甘遂”，但用兔子做试验时，未发现任何反常的现象，心跳、体温、瞳孔、肠胃均属正常。再比如，“半夏贝母反乌头”，在药理试验时也未发现任何毒副作用。由此可以推断，“十八反，十九畏”配伍原则所针对的并不是肉体，而是精神生命，意思是说：如此的配伍会伤害精神生命。
第三节 道教《道家》的精华
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人征服了犹太人地区，并强迫犹太人改变宗教信仰，许多犹太人因拒绝改变信仰而被希腊人残酷地杀害了。有一位犹太人母亲，她生育了六个孩子，其中的五位因同样的原因而被杀害了，当希腊人让这位母亲劝最小的孩子服从征服者意志的时候，这位可怜的母亲对小儿子说：“跟你五个哥哥一样勇敢地去死吧！将来复活的时候，我会把你们一起领回来。”孩子死了，这位母亲也跳进了熊熊的火堆。
这是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无疑来自于宗教。在以后的历史中，犹太人奇迹般生存下来，肯定与这种精神有关。
公元70年，犹太人再一次被罗马帝国战败，圣殿被毁，《圣经》被烧，没有了国土，没有了文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流浪民族，先后历时竟2000多年。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德国实行残酷的排犹主义，到1945年，不到七年的时间里，居住在欧洲的1200万犹太人被杀害了600万。但不论有多大的灾难，犹太民族既没有屈服，也没有被其他民族同化，终于迎来了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日。
正因为有这样不死的民族魂，犹太人在被迫流亡的2000多年里，却创造出了不朽的文化奇迹，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依德、海涅、卡夫卡……这些名字就像他们所代表的宗教一样，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一部《圣经》被世界共享了近2000年。如今，在以色列国，科学的发明名列世界前茅，在每见万名居民中，美国有科学家、工程师70人，日本有56人，德国有48人，英国有28人，而以色列国却有135人之多。
稍有一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北方地区从历史上讲就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舞台，有数不清的民族在这个舞台中渐渐趋于同化，洋洋《二十四史》中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匈奴、突厥、高车、拓跋、沙陀、契丹、鲜卑、回鹘、女真……但在北方地区也有一个民族属于例外，那就是蒙古族。从唐代的“蒙兀蒙古”算起，蒙古族经历了唐、五代、辽、宋、金、元、明、清八代1000多年，但蒙古民族始终保持了自己特有的民族本色。追究其原因，这与蒙古民族的民族特性有关，举个例子，蒙古民族一直是个游牧民族，肉类是主要的食物，这与其他欧洲民族相似。欧洲人在吃肉时，一手抓肉，一手持刀，一般总是刀刃向外割削肉块；而蒙古民族则不然，他们总是刀刃向内，这反映了蒙古民族特有的内聚特点，这个特点使其一直以一个独立的民族形式生存下去。如果继续追其根源的话，恐怕就要追到它的宗教形式上去了，萨满教就是整个民族的心理基础。
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想说明的是：宗教精神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特殊的意义。但这只是宗教作用的外在表现，事实上，宗教内在的精神就整个人类最终意义而言，比外在的作用要巨大得多。
在研究宗教时我们发现，不论宗教的形式如何，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宗教所关注的对象不是人类的肉体，而是一种精神。在宗教的眼里，肉体与感官所带来的一切欲望都是罪恶的，都是要被努力抛弃的。宗教的目的只在升华人们的精神，所以各宗教都重视修炼，而修炼的原则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存天理，灭人欲。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祈祷，佛教的禅悟，都围绕这一点而展开。推而广之，任何一种宗教的仪式都是为了使精神升华的一种手段或工具。
佛教的最高宗旨就是修炼成佛，而修炼的道路虽然有“八万四千法门”，但归纳起来只有一条，那就是禅悟。而要想禅悟，就必须讲“无我”、“四大皆空”，意即抛弃来自肉体和思维、情感上的诱惑。佛教禅宗认为，人本都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只是由于人们执著于俗世的追求，而将原来的佛性压制了。当人们抛开了世俗的追求，人体内的佛性才能被唤发出来。
所以，礼佛、功德、诵经、打坐、日宣佛号等仪式，都是为了清除来自世俗的杂念，使人一心向佛。而佛教的八戒、十戒等又从制度上压制了肉体的欲望，从而突出了精神的追求。
佛教所说的“佛性”如果综合全人类有关的看法就会发现；它指的是一种独立于肉体的精神，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灵魂，亦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