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1-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轮桓钇坪砉芎统ご菏吩品逯环炱鹱齑搅浇牵耙烨蓖ぁ６运摹芭芯鍪椤币荒钔辏驮谒男厍肮疑稀跋中蟹锤锩肿永罹帕钡拇笈谱樱澈蟛迳洗蜃藕臁痢恋耐雒疲屎斫衾眨谌恚苌纤狼舫涤谓质局冢顾耆沟椎厥チ巳魏魏艉暗哪芰Γ谓忠恢芎螅磺股庇诟又菔形鹘纪梁焐鹆甑卮囊蛔∷闪种小Ｋ那资舨桓仪巴帐！ �
一个月后，即1978年1月，曾是“李调会”的广播车广播员，已有三岁女孩的年轻女教师钟海源，在南昌郊区被处以极刑。
1978年6月及10月，又有一批“李调会”人员被当做揭批查“四人帮”余党的重点人物，而先后被抓进牢房。据不完全统计，连同宣判李九莲死罪的公审大会上陪绑的十余人在内，前后被扣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狱的“李调会”成员达百人左右，其中被判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达六十人。
在监狱之外，许多机关、学校、厂矿、科研部门声援过李九莲的干部群众，包括原地委常委赣州市市长、原《赣南日报》总编辑、地区或赣州市的一些局长、赣州四周的一些县委负责干部多人在内，被开除党籍或团籍、开除公职或留用察看、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降职降薪或免职停职靠边站的，多达六百多人；挨批挨斗、写检讨、坐“学习班”的，以及受到株连的同学、亲友、熟人等等，则数以千计，其中有的人被迫自杀，终于形成了一个殃及广众的大冤案。
“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拨乱反正的鼓声，很难影响到这个角落
1978年12月2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结束。全会决定全面复查和平反一切冤假错案。12月29日，党中央就以中央文件形式，全文批复了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中央在这份发至县团级、要求传达到全国基层法院干部的文件中说：在复查工作中，对原被认定的反革命案件，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完全合乎规格，货真价实，才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真正做到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要严格法纪，有错必纠。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这份“请示报告”说，粉碎“四人帮”后，陆续复查纠正了一批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副主席遭诬陷鸣不平而被判刑的案件；也复查纠正了一批因受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其他冤假错案件。但是工作进展不平衡。较好或基本完成的法院是少数；多数虽已复查纠正了一些，但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还没有复查纠正，少数法院还没有动。
据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估计，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一年间，全国各级法院（包括军管期）判处的反革命案犯，约占全部被判处案犯的百分之二十八，其中百分之四十需要改判纠正。在这些需要改判纠正的案犯中，有因为反对林彪、“四人帮”或为邓小平鸣不平而被判的；有因为不了解党内斗争情况，在议论林彪、“四人帮”时，发过某种怨言，说过某些错话而被判为“恶毒攻击”判刑的。据1978年10月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统计，全国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已查出这类案件有一万一千九百多件，已复查平反改判的仅二千二百二十五件。另外，把群众对某些干部不满、对党的某项政策不理解，或由于个人利益未得到满足，向上级写信，或在自己书写的日记、文章、诗词中，写了一些对党、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甚至谩骂言辞的，当做反革命“恶攻”而被判刑的。……还有，由于逼供信，不调查，又不听申辩就草率定案，完全搞错或基本搞错的，也有相当数量。
《请示报告》认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的法院对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识不足，心有余悸、顾虑重重，怕被戴上“思想右倾”、“包庇坏人”、“否定军管”、“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帽子，怕七八年再来一次运动挨整。因而措施不力，行动迟缓。有的办错或批错了案件，怕承担责任而不予纠正，甚至从中阻挠，妨碍落实党的政策……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认为：对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小平鸣不平而被判刑的，要坚决彻底平反。对那些既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小平鸣不平，同时也说了一些错话，甚至说了些带有谩骂的话，都要历史地全面地进行具体分析，要看主流，看本质，不要揪住说了或写了几句错误言词不放，借口“非纯属”就不予平反纠正。如果这样做，就是不对的。应该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要注意把某些群众由于思想落后或因一时一事不满，而说了或写了一些对党、对领袖和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甚至谩骂的言辞，与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宣传、煽动、破坏加以区别，不要轻易给人戴上“恶毒攻击”帽子。至于那些喊错口号、乱写乱画、无意损坏领袖像、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更不应定为反革命。要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无限上纲而定为“恶毒攻击”、“反革命宣传”、“反革命煽动”、“反革命破坏”的案件，着重进行复查，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纠正。
中央批转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这份《请示报告》，与李九莲的冤案完全对得上号。可是这份报告提到了复查纠正“反革命”冤错案已取得成绩的许多省市自治区中，没有“江西”二字；然而从《请示报告》列举的阻挠和妨碍落实党的政策的种种表现中，却可以看到“江西”的影子。
1979年4月，面对这份已经传达到基层法院的中央文件和江西省高级法院的一再催促，赣州中级法院才不得不复查了一下李九莲大案。案件复查人王光法，就是当年判处李九莲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九人审判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在1979年4月10日写下的复查意见是：“该案事实清楚，量刑适当，被告死不认罪，凡（翻）案。”4月16日，地区中级法院检查组的意见是“维持原判”。
1980年1月29日，在与李九莲案有关而被判处有期徒刑者的不断申诉下，江西省高级法院再次指示赣州地区中级法院进行复查。法院于当年3月15日，写出了《关于李九莲现行反革命一案的复查报告》，坚持认为李九莲犯有一系列反革命罪行，不论是1969年的拘禁、1974年的逮捕和1975年判刑，以及1977年的枪杀，都“符合当时的政策”，“应予维持原判”。隔了一个月，即4月14日，赣州地委常委会“讨论”了地区法院的这个《复查报告》并作了决定：“同意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意见，维持原判不变。”
这一系列动作说明，1978年年底中央批转的全国最高法院党组的那份《请示报告》和中央的那几句关于如何判断“反革命”案的指示，1979年7月最高法院下达通知说，“文革”十年被判为“反革命”的案件已复查了百分之八十三，已平反的冤假错案已达十三万一千三百余件，还有广东省委、山西省委、承德市委分别在1979年2月和9月在平反“反革命”冤假错案群众大会上公开进行检讨的报道，对赣州地委及地区法院的主要负责人都毫无推动的作用。
面对赣州方面的这种态度，江西省高级法院调去李九莲案的全部案卷，从1980年5月8日开始直接进行全面复查，于当年9月作出了复查结论，并上报省委和最高人民法院。这个复查结论认为，1969年和1974年、1975年对李九莲的处理是错拘、错捕、错判，1977年的处死是“轻罪重判，错杀，但李确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9月17日，江西省委研究决定：“同意法院意见，属轻罪重判，错杀，撤销原判。李有罪，但不另行判刑。”
就在江西省高级法院将这个复查报告送最高法院的时候，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在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说，“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判处的人中，“有十八万四千人遭到错误判决”。
然而，这对赣州的某些人来说，仍如耳边风。
“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地委书记杜昭说：“记者的屁股坐在什么地方？”
鉴于这种现实，当我即将离南昌去赣州的时候，在1977年的省委常委会上反对判处李九莲死刑的江西省军区政委张力雄——解放战争中期，我任新华社江淮前线记者时，他是江淮军区政治部主任，是我的老领导——为顾及我的采访顺利和人身安全，叮嘱我一定要住在赣州军分区招待所，并给军分区政委——也是当年江淮新四军的一位老同志打了电话。到了赣州，我才切实地体验到，我的老领导的叮嘱并不是过分的。
在赣州，李九莲当年学习过的学校、当学徒工和第一次出狱后劳动过的厂矿，以及她被关押过的看守所、监狱的人员，都积极协助我参观并提供我所需要的材料。他们对李九莲不幸均表同情；他们对李九莲问题的分析，与王泽民、张力雄等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的阐述几乎完全一致。惟独赣州地委和赣州法院的有关同志，对我的查访采取了抵制或不合作的态度。
11月21日晚饭后，赣州地委书记杜昭、副书记李侦续等人，驱车来到赣州军分区招待所与我谈话。虽然有时他们谈得也相当委婉，但都坚持认为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即使不是反革命，也是硬骨头造反派”，因为“谁当领导她就反对谁”。对于李九莲在“批林批孔”高潮中，张贴《反林彪无罪》大字报的要求平反活动，以及由此引发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给地委造成的种种不快，他们仍然耿耿于怀。他们甚至说，“如果她想一死了之，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骂毛主席呢？”
我在采访提纲中，列出了李九莲案卷中出现的几个实情不明的人名，其中有的也死于狱中，我想弄明白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杜昭和李侦续认为这些人都很坏。由此，转达地区法院对来访提纲有意见的口气说，“法院同志认为记者屁股坐在什么地方，是来干什么的？”
最后，他们的结语是，李九莲是反革命，只是不该杀而已。说得很轻巧，绝无杀错了人的那种负疚愧痛之情。
我说我的屁股坐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凳子上，是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而来的。我说在赣州，在江西，很多人都认为李九莲第一次被拘捕时，她自身并没有错。她那时才二十三岁，就能够猛然觉悟到“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谬误，《语录》不离手的林彪是奸臣；而我们一些革命了几十年，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她父辈的人却还执迷不悟，把她当做“反革命”，往死里整，最后终于酿成了她身首异处的悲剧，至今仍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失误辩解，这不论是对党、对人民，还是对自己的良知，都是说不过去的。
这次谈话，延续了数小时。夜间十一点，我下楼送他们登车而返时，同志式地拍拍杜昭的肩，请他们第二天晚上继续交换意见。杜昭也满口应允，结果第二天让我白候了一个夜晚，后来我要求地委派人带我去走访李九莲的家庭和有关场所，也遭到不明不白的拒绝。
看来，这个大冤案的彻底平复，非尚方宝剑不行。
“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胡耀邦的批示，才掀开了这里的大铁盖儿
1980年除夕夜晚，我飞返北京。对所得素材经数日整理，写出一篇《内参》，题目是：《在“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枪杀至今未昭雪》。当时，华国锋仍是党中央主席。这样的《内参》能否发得出，也还是个大问题。但是经当时的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杜导正拍板，被送往印厂发排。
正在这个关口上，1981年1月23日，杜昭在赣州的一个会议上照旧强调，“李九莲反革命案是翻不了的，反革命的‘李调会’案是翻不了的”。他的这个讲话，立即刊登在《赣南通讯》，向赣州地区各县、各单位迅速而广泛地传达。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也作了基本相似的表态。
1月25日，那篇《内参》稿一送到党中央，立刻受到了胡耀邦的重视，他当即给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公安部部长做了这样的批示：
彭冲、江华、（赵）苍壁同志：此事请予以妥善处理（包括对她的家庭亲人），但处理这类事情，应考虑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良后果，而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
彭冲当天就给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写了两行字：“（江）渭清、（白）栋材同志：耀邦同志的批示，请阅《清样》所反映的情况，请予查明，妥善处理。”
沉重的铁盖终于被掀开了。
2月17日开始，江西省法院按照省委的指示，并请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和赣州地区公检法机关派人参加，彻底复查李九莲案，3月9日就做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
3月18日，省委常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作出了对李九莲案进行平反纠正的决定。
3月26日，赣州地委召开了所属各县市和地区直属机关、厂矿企业与学校的党委负责人会议。此时地委书记杜昭已去中央党校学习，所以会议比较顺利地作出了贯彻耀邦批示和省委决定的决定。
接着，由省法院、地区法院和有关单位出面，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正决定。
4月17日，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省委的指示，就李九莲的复查改正事，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报告，并附上江西省高级法院《关于李九莲案件的复查报告》等材料。省高级法院的《复查报告》态度相当诚恳，用词也很恳切。它在历数了多年中接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流毒所造成的危害之后，用检讨的口吻说：“在处理李九莲案件时，不能分清违法与犯罪的界限，甚至模糊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对李九莲给她恋爱对象曾昭银的那封没有署名的信，当时虽然看出她怀疑林彪是对的，但她对文化大革命提出非议，为刘少奇同志鸣不平，我们（就）没有看出她这一言行是正确的。对她1974年的申诉，也没有看出是合理的，相反仍认为她这些言行是犯罪行为。”
在谈到复核李九莲死刑案件时，省法院检查说，他们没有分析此前兴国县法院对李九莲的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以及赣州地区保卫部认定李九莲有反革命罪等等是否正确，只是孤立地研究了李九莲在劳改期间的表现，和她在《我的政治态度》中一些攻击粉碎“四人帮”、攻击领袖、吹捧江青的言论，“没有对李九莲这个具体人进行认真地具体地分析研究”，片面地认为她犯有“‘反革命’罪”，“判处了她死刑”。
在检查没能及时纠正这一错误的危害时，省法院的《复查报告》继续写道：“从1979年开始（就）有人为李九莲申诉，中央有关部门也陆续转来为李九莲申诉的信件，省法院和地区中级法院……（也）进行过复查。但由于在我们头脑里‘左’的影响没有肃清，思想不够解放，认为她没有了这条罪还有那条罪，总想抓她一点尾巴；案内没有证明（她）犯罪的材料，还想再调查找些材料来定点罪。在定性上，认为她构不上反革命罪，还想定她诽谤罪，以致使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