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1-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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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飘飘，他觉得这些红旗上也有他葛佩琦的一滴血，对在沈阳没有接上关系并没有往心里去。他进了山海关步行到唐山，搭火车到了北平。　　　　
　　　　北平和平解放，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慌乱得一团糟。南京法院对关押在南京监狱中的“共党嫌疑犯”李年、王书鼐、邢国彦三人“因证据不足，宣告无罪释放”。1949年3月中旬，他们三人回到了北平。但他们与葛佩琦只有共同工作上的关系，而在组织上与葛佩琦单线联系的赵耀斌却没有回来，且情况不明，葛佩琦仍然没法接上组织关系。　　　　
　　　　4月初，他偶然在全国总工会碰见了分别近十载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刘子久说，接组织关系，须经党的组织部门，便介绍他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组织部的一位刘同志对葛佩琦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应该解决，并拿出信纸和信封，要他给能够证明他的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的人写信。他当即分别给刘子久、李年、邢国彦写了信，交给了刘同志，刘同志要他过一段时间再去看结果。　　　　
　　　　4月中旬，葛佩琦再去华北局组织部。这位刘同志说，根据调查到的材料，只能证明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你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组织关系还不能恢复。葛佩琦要求先安置工作，刘同志说：虽然他入党十多年，但由于长期做地下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不很熟悉，工作起来有困难，遂介绍他去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一个时期，然后再分配工作，同时继续调查处理他的组织关系。　　　　
　　　　到了华北联大政治研究所，他才明白他已成了“党外人士”：因为四五百名学员几乎都是从北京各大学来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一部分社会名流，清一色的党外人士。《社会发展史纲要》、《国家与革命》、《评艾奇逊的白皮书》、《别了，司徒雷登》等等，学了半年，和后来他和监狱中人们之集体所学，除了“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之外，几乎完全一样。　　　　
　　　　毛泽东首登天安门以其洪亮的湖南腔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之后，华北大学改称中国人民大学。过去和葛佩琦一道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多被分配到情报总署。一位领导也要他到那里去。可是他却书生气十足，自以为是地觉得革命战争已大获全胜，再也不需要那么多情报人员了。早被批判过的少年时代“科学救国”的理念，在新的“理论指导”下复又萌动起来：只讲科学不讲革命，固然不能救国；但只讲革命不讲科学，像我们这种贫穷落后的国家也难以富强。他遂把“科学救国”改为“救国不忘科学”。　　　　
　　　　所以作如是想，是因为他当年一心要“科学救国”，才投考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并在接连不断的学生运动中以优异成绩毕了业。在沈阳频频向地下组织报送重大机密情报的过程中，还忙中偷闲地到沈阳医学院（解放后改称沈阳医科大学）教物理。现在他自认为留在人民大学教物理，是实实在在的顺理成章。虽然只给他工业经济系讲师和理化教研室物理小组长头衔，他照样忙得不亦乐乎。　　　　
　　　　他一面教课，一面编写了《物理学讲义》、写了《〈实践论〉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启示》的论文，编写出版了《电磁感应》和《自然常识问题解答》两本书。鉴于美国率先造出原子弹、苏联首先建成原子能发电站，而我们的国家除了钱三强等老一辈物理学家在国外做过核分裂实验外，国内尚无这方面的专门实验室，致力于核物理学研究的人也不多，遂结合自己的煤炭部等单位作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报告，写了介绍核物理学常识的文章，并出版了《原子核常识问题解答》一书。他认为在没有枪炮声的静谧书斋中这样夜以继日地呕心沥血，与往昔之“深入虎穴”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一样，都是为自己的党和国家，为了人民的未来。　　　　
　　　　但是，这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他还是一名“党外人士”。从1951年2月起，他几乎每个月都要挤出点时间去见党总支书记一次，要求调查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得到的回答是“老三句”：你的问题时间长了，问题复杂，不好解决。他还直接给学校党委写过三次申诉信，并把华北局经过“函调”、确认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的材料转给了学校党委，但他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回答，这不免使他很寒心。　　　　
　　　　寒心中也不免有点后悔：后悔全国解放之初，没有接受老同学罗竹风的劝留。他与罗竹风，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同学，两个人的爱人也是中学到大学的同学。1949年6月2日，国民党在山东的最后一个据点青岛解放后，罗竹风是接管山东大学的军代表。当年暑假，葛佩琦夫妇到青岛与罗竹风重逢，罗竹风劝他留在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葛佩琦夫人朱秀玲有点心动，认为都是老同学，容易相处。但葛佩琦为了急切找到组织关系，执意要回北平。结果，却寒心又寒心！如果留在山东大学，有担任军代表说了话算数的老同学鼎力相助，也许早就回到党的怀抱了！　　　　
　　　　但是，懊悔顶何用！？太晚了！！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苍天可鉴：他成了“党的敌人”

　　　　1957年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整风运动热浪滔滔。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接连两次给葛佩琦送来书面通知，要他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葛佩琦觉得他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只是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线领导人被捕而断了组织关系，党委对自己的一再申诉似乎无动于衷，凭什么要把自己列为“党外人士”？就凭自己入党近二十年来须臾未敢疏忘过的党格，也不能去参加这“党外”的座谈会。　　　　
　　　　第三次，又送来了通知，并有系总支的一位同志当面动员：校党委三次请你参加座谈会你都不去，这不太合适。这样，他才老大不情愿地跟了去。　　　　
　　　　那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校本部，还在北京城内铁狮子胡同原来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后改称张自忠路三号的大院内。到了会场，校党委书记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老套套又说了一遍，并说这是毛主席的教导，请大家打消顾虑，踊跃发言。在一些真正的党外人士发言之后，葛佩琦才站了起来。他就党内同志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党外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等，给党委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并语重心长忧心忡忡地简略阐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这是1957年5月24日。　　　　
　　　　5月26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头条，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在23日和24日，连续召开讲师以上教师座谈会的消息，引题为《克服教条主义、宗教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大字正题为《中国人民大学赶快前进！》，文后对衬的标题是：《教师继续座谈，踊跃提出意见》。　　　　
　　　　文中共有五个小插题，比较详细地报道了八位教授、讲师的发言。前四个小插题是：《不要骄傲自满》，《在学术上要充分发挥独立工作精神》，《教学和科学研究不能凭“人海战术”》，《对几个共产党员的批评》——其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一些党员教授、系主任在学术上不民主、存在宗派主义情绪，有的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说：“近百年来，中国的科学是落后了；在座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你们是否感到惭愧？”　　　　
　　　　最后一个即第五个小插题是《葛佩琪（琦）谈党群关系》，其全文是：　　　　
　　　　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琪（琦）的发言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认为“今天的党群关系比起1949年差了十万八千里”，他说“群众为什么对我们（党和政府）起恶感呢？因为我们做的事没有他们想像的那样好。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产党”。他甚至提出，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翻他。他接着提出：现在学校领导上总爱说这个公式：大家意见很好，能处理的就处理，不能处理的就解释清楚。他认为有错就应该承认，当不了校长可以自己申请调动，自己造成的错误应该自请处分。今天不是再用这个公式的时候了。　　　　
　　　　对《北京日报》的这一报道，葛佩琦没有提出意见。虽然摘发得生硬、不周全，但这和一些领导人也常爱说的“弄得不好，就会亡党、亡国、亡头”的忧党忧国忧民之情，并没有本质之不同；而且“群众为什么对我们有恶感，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他们想像的那样好”，显然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语气。然而第二天，即5月27日，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的报道，他顿即觉得炸了头。因为它断章取义横加篡改地说他说了这样的话：“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　　　　
　　　　当天下午，他就面见了学校校长、校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的这段话情急气冲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可是不但没有更正，而且风声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离谱，在6月8日全国正式“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前就对他展开了“批判揭露”。　　　　
　　　　5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的报道，并用醒目的小黑体列了五个小插题。其中四个小插题都是某某人说的一句话，都是一般的批评建议，如《杨承祚说，人民大学各级领导应职责分明》、《周作仁说，人民大学要克服宗派主义》、《庞景仁说，我认为办好大学，首先应该教授多讲课》、《曲学文说，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干部做了很多工作》；惟有第五个小插题不但长了好几倍，而且内容完全是攻击谩骂——《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在这个小插题之下，说葛佩琦论述了这样一些话：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　　　　
　　　　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汽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是欢迎他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1945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汇报得多，就是好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这是组织给他的任务。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笔者不厌其烦地将这些读来颇不通顺的文字几乎全部转录于此，就是想让今天的读者看看，当年一些人为了“政治”的需要，是如何地断章取义，故意地曲解人意。　　　　
　　　　6月5日，《人民日报》第七版以《读者来信》形式，发表了《我反对葛佩琦的观点》一文；6月6日和6月7日，又接连刊出四篇“读者来信”：《老百姓没有委托葛佩琦发这样的言》，《葛佩琦的发言不符合实际情况》，《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群众生活水平没提高吗？》　　　　
　　　　6月8日，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吹响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对葛佩琦的批判也随之白炽化——就在同一天《人民日报》的第七版，就有《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汪金丁等发言，要跟葛佩琦划清界限》的长约三千言的报道，六个黑体字小插题中的三个都提到了他的大名：《葛佩琦继续发表反共言论》、《汪金丁说，要同葛佩琦所代表的那种思想划清界限》、《赵玉珉表示坚决反对葛佩琦的观点》。在《葛佩琦继续发表反共言论》的那一段说：　　　　
　　　　葛佩琦说，至今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也许葛佩琦在那一段日子里，没有注意到《人民日报》5月31日至6月7日那几篇等于率先对他进行公开揭露的报道和批判文章；当他一看到6月8日的《人民日报》，他的脑袋瓜就更大了！他知道就是在那一期断章取义横加篡改的《人大周报》刊登他的发言全文中，也没有这样一段话。因此这就不只是断章取义横加篡改，而是实实在在的纯属捏造！他当即写了更正信，并于第二天上午亲自送给了《人民日报》社，信的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六月八日你报七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这段报道的全文是：“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应改为　　　　
　　　　“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那时候，除了别有所图的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都处于人人自危、自保平安的惊恐中，对“右派”的批判揭露只能火上浇油，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为“右派”澄清片言只字。《人民日报》对葛佩琦的这封更正信不但只字未提，而且对他的批判更加连篇累牍。6月14日，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