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1-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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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介绍了兵团农业机械化的现状，又说：“我现在没法帮你改善政治状况，你如有志于农业，到我们那里去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李之琏当然很乐意。经过各方联系，1961年9月，中宣部介绍李之琏去新疆。李之琏爱人陈处舒，中央卫生部的一位副处长，全家一共六口人全都跟了去。　　　　
　　　　也许是因为兵团政委张仲瀚的推荐，李之琏到达新疆不久，就被任命为生产建设兵团农林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而这个拥有40人左右的科研所，所长是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兵团司令员陶峙岳的堂弟兼任的，不能到所里管事；另一位副所长是兵团农学院农学系主任王彬生副教授，也是兼职，因此李之琏是全所实际上的第一把手。　　　　
　　　　又不久，河北省委决定给他摘去“右派”帽子的通知，也转发到了新疆。他工作更加努力，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兵团领导——特别是兼所长陶晋初后又升为兵团副司令，调人、批物、拨款，积极为科研创造条件。短短几年，科研所就由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从没有试验场地发展到三千多亩的试验田；每年都有栽培育种、改良土壤等等，从事几十个试验课题的研究，并承担了国家内陆盐碱地农业科研的任务，成了一个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农林畜科研所，成绩是显著的。　　　　
　　　　但是，他要申那个被定为“右派”的冤，却难而又难。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崇左”之纲似有下降时，他曾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写了一封信，问她是否可以把他在中宣部被定成“右派”的问题说清楚。钱瑛回信说：“是有机会说清楚的”；并告诉他：七千人大会之后，首先要解决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问题，然后才能处理1957、1958年的“右派”问题。　　　　
　　　　李之琏见到这封回信，觉得有了希望。但是这年秋天，北戴河会议又提出“打退单干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李之琏又感到自己的前途陷入了一片黑暗。　　　　
　　　　1965年夏天，李之琏与兵团科委办公室主任程人英到北京参加农业科技会议，他顺便去中央组织部要求解决党籍问题；中组部副部长李楚离说，目前暂且采取重新入党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是可以的。但是，当中组部把这样的信件发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区党委组织部又转至兵团党委组织部，兵团负责人在北京医院治病巧遇同时住院的陆定一，向陆定一表示了这个意向时，陆定一予以断然否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兵团政委张仲瀚被打倒，几乎被折磨致死。李之琏不但是“摘帽右派”，而且成了张仲瀚“招降纳叛来的牛鬼蛇神”，“篡夺了党的领导权”，从而被交给群众实行专政。他的爱人陈处舒先在石河子兵团医专任副校长，“文革”中被批斗、毒打得头破血流，受到严重摧残……后在兵团领导中的一位现役将军的支持下，调去乌鲁木齐的兵团第一医院担任第二院长。大儿子高中毕业又经过农场劳动，报名参军也遭到拒绝。后来经过李之琏的一再委婉申诉，科研所的一些人也对他的历史做了全面调查，才知道他不但被补为“右派”是冤枉的，就是1934年被捕之后也清清白白，根本不存在什么“叛党”问题。　　　　
　　　　在得到了科研所革命群众的谅解、大儿子又经深明事理的兵团驻石河子指挥部政委刘仲明下令办了参军手续，但到兵团后，又被个别领导人拒收。李之琏就开始了又一轮的申诉。但是通过兵团党委向郭玉峰把持的中央组织部转去的一封又一封申诉材料，都被原封退回。　　　　
　　　　1975年，兵团党委出面，建议中组部对李之琏的问题进行复查，中组部也不受理。　　　　
　　　　这年夏天，经过指挥部政委刘仲明的批准，李之琏回河北老家探望三十多年没见面已年过九旬的老父，顺便去北京中组部当面申诉自己的冤屈。得到一位熟人的介绍，中组部信访组的一位同志接待得很热情。李之琏给了这位同志一封申诉材料和给中央领导人的信，这位同志表示研究后再答复。　　　　
　　　　但过了几天，李之琏再去时，已换了一个生面孔。这位生面孔对李之琏冷冷地说：“领导已研究过了，右派问题过去分工由统战部管；‘文革’后中央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新的指示，你仍应该去统战部。”　　　　
　　　　李之链说：“问题已经过去了十五年，现在看得更清楚了，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统战部现在有人负责吗？”　　　　
　　　　“不太了解。你去统战部问问吧！”　　　　
　　　　“为什么党员的申诉要交给统战部去管？如果组织部不给开个介绍信或打个电话，那边不接待怎么办？”　　　　
　　　　“组织部与统战部是平行关系，不好开信或打电话。你自个儿去找找看吧！”　　　　
　　　　李之琏觉得这简直就不像一个共产党领导部门的答复。他忍着气，要求先给找个住处，然后再去找统战部。得到的答复是三个字——“不可能”。这下李之琏再也忍不住了。他说，他作为党的一头牛，给党拉了几十年的车，现在即使回北京办点私事，也该帮忙给安排个睡觉的地方吧，何况他是来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申诉自己的冤屈的？　　　　
　　　　“再请问：这是谁决定的？”李之琏问。　　　　
　　　　“请示了领导。”这位生面孔答道，接着把李之琏的申诉材料退还给李之琏。李之琏没法，只得不顾头昏眼花，向府右街走去。　　　　
　　　　到了统战部，传达室的值班人员倒还很客气，说：“现在大家都去‘学习’了，部里没人办公，不接待外来的人。”　　　　
　　　　“既然机构还存在，总该有人在机关负责吧？”　　　　
　　　　“那好，你可以写一封信留下。”　　　　
　　　　“我写好了。”　　　　
　　　　“那你就放下吧。”　　　　
　　　　“什么时候再来问结果？”　　　　
　　　　“不用再来了。有什么结果会通知你的；如不通知，你就不必久等了。”　　　　
　　　　那结果，当然是“不必久等了”！　　　　
　　　　当兵团新政委来到农科所的时候，李之琏又向他要求兵团党委直接向党中央转报自己的申诉。这位政委是老政委被打倒后整个生产建设兵团的“文革”第一把手；把李之琏当做张仲瀚“招降纳叛来的牛鬼蛇神”、“篡夺了农科所的领导权”而进行批斗并专政的，正是这位“第一把手”。如果把李之琏这个“牛鬼蛇神”解放了，那也等于给张仲瀚减少了一个罪名，那还行？于是他对李之琏的要求回答得很奇特：“兵团党委不能转，你可以从邮局寄嘛！”　　　　
　　　　李之琏对这种答复感到很刺耳，反唇相讥道：“政委，1958年开除我的党籍时，可不是经过邮局通知我的。这些年我多次申诉无人答复。现在我作为兵团党委领导下的一个干部，我认为兵团党委有责任帮助我实现这种向党申诉的权利。”　　　　
　　　　这位政委无言以对。他迟疑了一会儿才说：“党委转一下也可以，但不能表态。”　　　　
　　　　后来据说是转了，但照例无人答复。　　　　
　　　　这时李之琏的爱人陈处舒在“文革”中受尽了折磨而恢复工作之后，又因派性排斥而很难工作下去，不得不通过建国之初在武汉的一位老领导的联系，带着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暂且移居武汉。这样，一家六口人就分居三处，新疆只剩下李之琏孤身一人。　　　　
　　　　不久，李之琏趁去武汉探望陈处舒之便，又拐到北京上访中组部。接谈的是一男一女。听了李之琏的申诉，女的表同情，男的打官腔。打官腔的这位说：“中央对右派问题还没有明确的新政策”，“能不能再入党，也还没有这样的事例”。李之琏要求给找个住处。这位“官腔”表示中组部招待所只剩下一个，让李之琏自个儿想办法。　　　　
　　　　李之琏说：“我已为党工作了四十多年……如果没有饭吃，党不是也该给我一条活路吗？”　　　　
　　　　这时“官腔”才似乎有些同情和抱歉，但也希望李之琏能够谅解。到头来什么实际困难也没解决。　　　　
　　　　李之琏苦无栖息处，只得又去看看熊复。熊复说：“你可以给小平同志写一信，我替你转去，试试看。”　　　　
　　　　过了些日子，李之琏将写好的一封长信交给熊复时，熊复说：“不好了！最近局势大变，有人要‘反击右倾翻案风’了，信不能再转小平了！”　　　　
　　　　随后不久，周总理去世，邓小平又被打倒，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四人帮”们似乎为所欲为，李之琏深感未来更加渺茫，不知这荆棘丛生的人生之路终将走到何年何月……　　　　
　　　　温济泽的荆棘路没有这么复杂，但也是够揪心的。当他被补为“右派”时，他也是对党忠贞不贰，认为党总是对的。至于广播事业局党组说自己“右”，只能先承认下来，以后再慢慢去“认识”吧。如有“罪名”与事实不符、处理过分的地方，日后有机会总能说清楚的——延安“抢救运动”不就是很快甄别了吗？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想总该这样想，头抬得高高地向前看；但是每日扑面而来的生活景象，总不是那么令人舒心畅气的。首先，家里的电话被撤掉了，有事想拨个电话、节省时间少跑腿，完全不可能了。他所有出版过的书都成了禁书，就是摆在新华书店书架上的，也都全被撤下来扔进准备化做纸浆的废纸堆里。在北京图书馆陈列架上的也被严禁借阅。发表文章的权利自然也被剥夺。就是他出于崇敬而苦心搜集的瞿秋白文稿与史料，他也感到继续放在自己家里不安全，而交给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大姐了。　　　　
　　　　尽管他一直身躯瘦弱又有肺痨病，还是被发配到渤海之滨的一个农场去劳动。劳动了一年多之后，被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工作。因为头上还戴着“右”帽，他只能搞点资料；1960年10月脱了帽子之后，才开始讲些课，并得以在不公开的《广播业务》上发表点文章。　　　　
　　　　在广播学院教书教到第六年，“文革”浩劫开始，他再次遭受劫难。他所写的文稿和出版的书籍，多半都被烧毁，罪名是“四旧”，是“修正主义”；甚至连建国之初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和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讲授新闻广播学的讲义，以及刚刚出版的《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也都被付之一炬。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国即笼罩在恐怖气氛中。他也在广播学院接受“群众专政”。一次他坐14路汽车去医院看病，车到一站门打开，一眼瞅见胡乔木上车，他十分欣喜，连忙点头致意，并起身让座。但胡乔木只无言地用眼神向他示意，叫他不要跟他打招呼。两个人只好都相互陌生人似的，都把着扶手摇摇晃晃地站着，偶尔目光碰到一起，也一句话都不说。最后胡乔木用眼神示意要下车，温济泽用注目礼送他，这时才注意到一个跟他上车的人也紧跟着下了车。“噢，原来有‘尾巴’！”　　　　
　　　　“文革”开始不久，温济泽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邮电学院揪斗胡乔木的消息，就非常惦念他。没想到这次车上意外相遇，却连一句话都不能说，“我们的国家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呢？”　　　　
　　　　1972年，温济泽听说廖承志得了心肌梗塞，住院治疗后回到家里休养，他急于想去探望。因为自从他被定为“右派”之后，已整整十四年没见过廖公了。他说去就去，到廖公家里一看，廖公虽然消瘦一点，但仍然保持着乐观、热情、豪爽、幽默。此后有一段时间，他常常去看他。　　　　
　　　　从谈话中得知，“文革”开始不久，廖公也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周总理为了保护他，让他住进了中南海，一直住到1972年。在与外界隔绝的那些年，他学会了做饭做菜。看书绘画之余也写诗。他向温济泽背诵过一首自己写的诗，那后几句是：“自悟残生日渐促，尚拼余力渡江潮；梦中忘却‘靠边站’，带向旌旗笑手招。”这表明他在孤寂苦恼中，仍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他说：“乌云终不会长久遮蔽着天空，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的。”　　　　
　　　　温济泽告诉他，十几年来，他是一直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应缴的党费也按月积存着。廖公听了表示很欣慰，要温济泽如实写个报告，他打算找周总理去说明温济泽被补为“右派”的问题。　　　　
　　　　不日，温济泽把写好的报告送给廖公，过了一段时间，廖公对温济泽说，总理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不能再给总理增添烦恼了，只能等一等再说。不久总理逝世，他们都万分悲痛。温济泽说：“我们党，我们国家，断了一根顶梁柱！”廖承志说：“还有邓小平，还有很多好同志，我们党和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是的，还是有希望的。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一群雄鸡唱天白　　是是非非终分明（1）

　　　　粉碎了“四人帮”，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但阶级斗争还是“千万不要忘记”，多种多样的冤假错案似乎准备盖棺论定，继续压得这些受害者喘不过气来。　　　　
　　　　1977年12月22日，远在新疆的李之琏，从大清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听到了“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在陈少敏同志追悼会致悼词的消息，感到非常振奋。1940年，他与晋察冀军区的许多同志到了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会议，就与当时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胡耀邦见了面，并由胡耀邦负责接待的。以后到了北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而且两个人都同时兼任过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耀邦的平易近人、坦诚大度，给他的印象更深。他的理智与实感都告诉他，耀邦当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党全国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必会大有起色。他立即提笔给耀邦写了这样一封信——　　　　
　　　　胡部长：　　　　
　　　　您好！从同志的来信和今天的广播中知道，您已到中央组织部主持工作，十分高兴！这是党中央的一项英明措施，从此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有了组织上的保证，是深得人心的一件大事。党的组织部就是党员和干部自己的“家”……是保证党的队伍强大和纯洁的战斗组织。无论在地下时期，还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都是如此。她对党员和干部既需要严肃认真，也需要亲切热情。而这些，都被“四人帮”一伙糟踏和破坏了。现在，由于中组部的改组和加强，这种传统必将得以恢复和发扬；肃清“四人帮”在干部路线上的流毒和影响，将从理想变为现实。我相信，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将为此而欢欣鼓舞，同时也请允许我为此欢呼！　　　　
　　　　您也许还记得，我是1940年从晋察冀的冀中前线，同孙志远同志等一起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的；因为“七大”延期，在您的指示下，我们进了军政学院学习，后来又转到中央党校整风、学路线……1945年“七大”开过后，日寇投降，我即被调东北……1949年调中南组织部，1954年调中央组织部管工业干部，年底调中宣部管干部和机关党组织工作。1958年任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时，与三个副书记一起，被定为“反党集团”；我作为“首恶”，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这样处理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违犯党章原则的。由于当时在陆定一、周扬主持下，既不允许我们申诉事实情况，也不允许向中央和上级反映意见，完全采取压制、威胁，剥夺了我们的发言权。然后他们向中央写假报告，骗得了中央的批示，并向我们宣布这个处理决定。这时我们再表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