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1-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4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荆⑾蛭颐切颊飧龃砭龆āＵ馐蔽颐窃俦硎静煌饧鸵浴凹绦钥怪醒耄吹惩绻痰降住钡淖锩椿Ｈ恕 �
从1962年起，我就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到现在，我给中央有关部门、“中央文革”、中央领导同志写的申诉材料和信件已有数十次，都没有得到答复……有的就推来推去，不负责任……
中宣部重新组建后，我也写过信给张平化同志……但考虑到新组建的中宣部，对旧中宣部遗留的问题是否受理，即使受理又能否立刻腾出手来，也还是个问题。而事情的发生已快过去二十年了！人的革命生涯能有几个二十年啊！我这种迫切心情，您一定会很理解的。因此，我只有写信给您，请您和平化同志研究一下，能早日使我的问题得到解决，以便我放下包袱，更好地为党的事业而献身。我想，这也会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作出一个范例。
谨致
革命敬礼
李之琏 77。12。22
李之琏于写信的当天，就把信封好送到了邮局。他没想到在1978年1月12日，就得到了耀邦1月3日的回信。就是说，从遥远的新疆石河子把信转到北京，差不离耀邦一看到李之琏的信就回信了。
回信是这样写的——
之琏同志：
你的信我看过了。我记得起你。你的问题，我已把你的信转给了汪锋同志，请他们负责重新复查你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如他们在复查中有困难，我们负责协助。你可直找区党委。祝
近好！
胡耀邦
1978。1。3
李之琏即刻给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写了信，要求去区党委和领导面谈复查工作如何进行。汪锋让人回信表示：过去问题的处理是中宣部决定的，材料也在北京，由地方上解决很难办，要李之琏到中央去解决。
1978年2月，李之琏来到了北京。这时候的中组部，当然与郭玉峰把持的时候完全变了样：李之琏一到，就由恢复工作不久的副部长陈野苹亲切接待，并让他先去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住下休息，有话慢慢谈。不久，就组成了蹇先任为组长、陈鸿苏为副组长的中组部、中宣部两部的联合复查组，对“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进行复查。复查得认真细致，工作量也很大，直到1978年11月才做出了《复查结论》。
《结论》说——
在处理“丁、陈反党集团”过程中，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四同志因担任机关党委领导职务的关系，接受丁、陈申诉，参加中宣部对丁、陈的处理工作。凡属重大性质的决定或措施，都是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或者部的领导人主持的其他会议上决定的；他们只是受命执行某些决定和措施，并无错误……
……因此，在肃反问题上所提出的李之琏等四同志的错误也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李之琏同志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和历史上曾“背叛革命”的问题，现在查明，定李之琏同志为“阶级异己分子”、“野心家”、“阴谋家”，毫无根据。他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这段历史，在延安经审查做过结论，没有影响他的“七大”代表资格。1973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的结论是：“李之琏同志在敌人面前未承认自己的身份和活动，未出卖同志和组织，也未写过自首叛变的材料，并敢于同敌人斗争。”因此，说他被捕后“背叛革命”，不是事实，新疆的结论也否定了这个问题。……
根据以上复查结果，建议作以下的结论和处理：
第一，“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一案，是一起完全搞错了的案件，应予彻底改正。撤销中央宣传部1958年7月《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见的报告》；撤销中央宣传部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极右分子李之琏的政治结论》和《关于右派分子黎辛的政治结论》；撤销中央宣传部机关党委对张海、崔毅同志按“反党集团”成员所做的处分决定。恢复以上四同志的名誉。
第二，撤销对李之琏同志的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七级降为十三级的处分，恢复原级别，恢复党籍，另行分配适当工作。撤销对黎辛同志的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恢复党籍，恢复原级别，另行分配适当工作。撤销对张海同志的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九级降到十四级的处分；张海同志逝世的善后处理，改按原职别级别对待。取消对崔毅同志留党察看两年、撤销中宣部机关党委委员、由十一级降到十四级的处分，恢复原级别……
这个结论于1978年11月12日由联合复查组正副组长蹇先任、陈鸿苏签发，李之琏、黎辛、崔毅12月8日签字同意，中组部、中宣部两部领导阅批后，当日报送党中央；党中央常委会批准立即执行。这真叫快！紧接着，在当月23日结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李之琏就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纪委秘书长，调回北京；黎辛与崔毅也随之从外省调回北京。
1980年1月，丁玲、陈企霞及其“反党集团”中的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的“右派”问题也相继平反改正。丁玲个人的1933年的被捕和所谓“叛党”问题，经中央组织部的进一步审查并经党中央批准，也否定了作协党组过去所有的诬蔑不实之词，恢复了1940年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为其签署的“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正确结论，彻底恢复了她的名誉。因她的问题而受株连的亲友和同志，也一律被推倒了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消除了不良的影响。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一群雄鸡唱天白 是是非非终分明（2）
温济泽的平反改正，比李之琏更早、更简单。1978年1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已结束了一年多的一天晚上，突然有一位老熟人对温济泽说，胡乔木打电话到他家，要他把温济泽找去与胡乔木通话，因温济泽自从被定为“右派”之后，二十年来家中一直没有电话。温济泽匆匆到了这位老熟人家，跟胡乔木接上电话后，胡乔木说，他已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急需调些有真才实学的同志充实社会科学院，问温济泽愿意不愿意去。
“愿意。”温济泽说，“不过，我正在要求解决党籍问题，等解决了再去可以吗？”
“还是先把你调来吧，”胡乔木说，“说不定到这里来还能较快地解决哩！”接着乔木又表示，将由他自己与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直接商谈这个调动事，要温济泽等着。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乔木又与温济泽通了话，说他与张香山谈了三次，张香山终于答应了。“既然说定了，你明天就来吧！”
温济泽犹豫了一会儿，说：“能不能请你先跟我谈一次话？我现在不是党员，怕去了做不了多少事，反而给你添麻烦。”
“不会的。我了解你，这里不少同志也了解你。你明天就来，来了再谈。”
温济泽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再次要求谈好了再去；而胡乔木偏要他去了再谈，他也只好答应了。
据当时正在乔木身边的乔木的妹妹方铭后来对人说，乔木一挂上电话就很高兴地对身旁的人说：“我已经把温济泽同志调来社科院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温济泽如约到了乔木的家，搭上乔木的车，来到了建国门内的社科院。在乔木的办公室里，乔木和温济泽差不多谈了两小时。最后乔木说：“新成立了科研组织局，局长是刘仰峤同志；副局长已有一位，是刘导生同志，你也担任副局长。”
温济泽连忙推辞说：“我二十年没做领导工作了，现在还不是党员，我不要担任领导职务，只愿做好普通一兵。”
乔木说：“这是社科院党组决定，已经在科研组织局宣布过了，现在你就去上班吧。”
一夜之间，温济泽就从“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长，虽然觉得受了二十年的冤屈终于吐了一口气，但仍未免有点惶恐之感。他到了科研组织局一看，秘书小于已给他布置好一间办公室，局里的同志待他都蛮好。他深深感到“同志”这两个字是多么可贵。
3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此时乔木已因病住院，全院工作由副院长邓力群主持。邓力群指定温济泽为社科院代表团团长，率领一个十人代表团去参加大会。温济泽推辞不过，只得硬着头皮去。
在会上，科技界的一些老朋友、新闻界的不少老记者与温济泽久别重逢，备感高兴。但是温济泽这个代表团团长只能参加公开的大会和小组会，而不能参加人数较少的党的会议，颇为别扭。
科学大会结束不久，乔木也出院了，他就向乔木提出党籍问题。乔木要温济泽给中组部写个申诉书，由他交给社科院政治部转给中组部。申诉书很快就写好：过去在工作中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但从来没有反过党反过社会主义，广播事业局原党组对自己的处理是错误的，等等。乔木随即将它交给院政治部。
不但如此，乔木自己还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证明温济泽被补为“右派”确属冤错案，交给了社科院政治部。政治部的同志问温济泽：“还有谁能给你作证明？”温济泽提出“还有廖承志、吴冷西、熊复”，他们就去请这三位也写了证明，连同温济泽的申诉书一并送到了中组部。
这时，中央五部的代表正在烟台开会，研究为全国尚未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帽，并为确实搞错了的甄别改正问题。耀邦看到了温济泽的申诉书和廖承志、胡乔木、吴冷西、熊复的证明，随即要中组部的一些同志去找过去中央关于处理“右派”问题的文件，对被搞错了的同志究竟叫做“平反”还是“改正”。
不一会儿就有人向他回报：不叫“平反”，叫“改正”。
“‘改正’就‘改正’”，耀邦说，即刻让干审局的副局级调研员唐佩荣给广播事业局党组打电话，说温济泽已向中组部申诉，耀邦同志已同意给他“改正”，“现在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希望今天下午就答复”。
广播事业局党组立即答复：“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当天就批给社科院：给温济泽同志改正。
社科院与广播事业局几乎同时宣布，改正温济泽的被错划“右派”问题。1958年跟着温济泽被划入“反党小集团”的邹晓青、张纪明所受的撤职、降级、留党察看的处分，也被彻底取消。
这会儿，专谈“右派”问题的烟台会议刚刚结束。在这个会议上，人们还为到底是给“确实完全划错了的极个别‘右派’改正”，还是为“所有被划错了‘右派’全都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而争论不休。温济泽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胫而走，几乎传遍了全中国。不少外省市被划为“右派”的人纷纷来找他，问他是怎样得到“改正”的。他们说他们听到了这样的传说：烟台开会以后，北京又开了一次会，耀邦在这个会议上说：“右派”的“改正”问题，我已经开了个头，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温济泽——他的名字很好记，三个字旁边都有三点水；经过了解，他的问题是冤错案，我就批了，你们也可以照这样办……
北京更有人誉称温济泽是“春天第一燕”。
李之琏与温济泽等人在1958年被一些人强加的“右派”或“反党”罪名，就这么被全部推倒了。
写到这儿，笔者以为有必要引述1986年4月16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约请参加上海文艺创作座谈会的部分文艺家谈心的一段话，作为对历史之邪僻复归正道的小结。胡启立在这个谈心会上说——
耀邦同志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正是由于十年“文革”中“这种恶劣做法”的登峰造极，整李之琏、温济泽的一些人也经受了切肤之痛的凌辱与磨难，这些人这才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悟与感叹。这种或者先整人后挨整、或者先挨整后整人的轮回反复窝里斗的惨痛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牢记的。谁要是再重演“这种恶劣做法”，必是亡党亡国的庆父，人人都得怒而抗之。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李之琏被选为中纪委委员，并在这一届中纪委第一次全会上被选为常委，1987年换届时才退了下来，时年已七十有四岁。但为了端正党纪党风、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他继续操心劳碌、孜孜不倦，仍在实现着他给耀邦信上所说的，“更好地为党的事业而献身”……
温济泽这只“春天第一燕”，也飞得又轻又快又矫健。“改正”时他已六十有四，总觉得大好时光被浪费得太多了，每天都要辛忙十几个小时，使得当时主持社科院日常工作的邓力群不得不对他说：“有同志反映，你像火山爆发了那样不要命地工作。我劝你还是应当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才好。”
但是，温济泽一心要补回二十年的损失，“不拼一拼怎行呢？”何况社科院已有十四个研究所，科研组织局不但要密切联系这些所，还要筹建新的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成立研究生院，周扬当院长，他兼任副院长，从办院的方针、计划、体制、学制、课程、教材到各个系的主任人选，他无不一一过问。1982年周扬病重，他又接任院长，一直到1985年七十一岁时才离休。
在他离休前，李维汉向党中央建议编一套完整系统的《革命烈士传》。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以党史研究室的名义把这个任务交给温济泽。1980年，中央决定为在“文革”中蒙冤受辱的瞿秋白平反昭雪，并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集》。又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也把这任务交给温济泽。
对《革命烈士传》，温济泽本着尽量节约人力财力、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不成立专职机构的原则，联系了十几个单位数十人，组成了一个主要由兼职人员或离退休老同志组成的业余编辑部，历时十二载，于1991年出齐了一共十卷、一千多位烈士传记的《革命烈士传》，作为向党的七十周年的献礼。关于《瞿秋白文集》，他也同样本着节省人力财力的原则，组织了二十多位业余编注人员，只向文献研究室要了少量必要的经费，搜集了大约六百万字文稿，从1985年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起，直到1995年秋白同志就义六十周年，十四卷的《瞿秋白文集》全部出齐。
1996年4月初本文草就时，温济泽已八十二岁高龄了。他得过脑血栓，腿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