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市场批判-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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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过漫长的煎熬之后，终于有一天，李老板大彻大悟了，他开始特别相信消息了。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李老板的醒悟的具体过程。但人们发现，李老板经常很神秘地跟据说是一些重要的人物打电话，也经常打听来一些消息。李老板交游极广，上至证券公司的老总，下至江湖神汉。我就见过一位他称为师傅的但谁也不知道什么流派的佛教朋友。没有人知道这位朋友是否真是高僧，但李老板似乎很崇拜他，大家也一致认为，这家伙比李老板长得还要像“佛”。有意思的是，这位师傅也经常给他弄点消息。不过对于这类消息，大多数人也就是一笑置之。　　　　
　　　　李老板的电话明显多起来了，他那大砖头手机刺耳的振铃声经常把我们从“盘”中惊醒。　　　　
　　　　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笑着问：又有什么消息？　　　　
　　　　但工夫不负有心人，李老板消息的“威力”终于把我惊呆了一次。　　　　
　　　　那是1998年四五月份，本人由于看好VCD的火爆而买进的厦新电子，在经过好几个月的套牢之后终于解套了，于是毫不犹豫的悉数平仓出局。但令我吃惊的是，李老板却在我卖出的同时以16元重仓买进，而且还在18元以上继续加码。凭我当时对这只股票以及对后市的判断，我觉得李老板肯定要吃一个大套。但奇迹发生了，厦新电子成了当年最牛的股票，李老板几乎也在接近40元的最高价格出货。　　　　
　　　　几个月之后回深圳，李老板向我道出了原委。　　　　
　　　　原来，操盘手的密友知道了厦新电子即将被暴炒的绝密消息。但这位密友没有本钱开老鼠仓，只好找到了李老板。他与李老板达成协议，让李老板出钱帮他买一些厦新电子股票，盈利全部归那位密友，出货后再将本钱还给李老板。作为回报，他将这个消息告诉李老板，并允诺在出货的时候告诉他。李老板自然是大买特买，快乐地开起了他的老鼠仓。经过厦新电子一仗，李老板的投资观念发生了剧变，从一个糊涂的长期投资信徒变成了一个只相信老鼠仓的精明人。看来，李老板在对中国股市的理解上又上了一个层次。　　　　
　　　　在中国股市中，听消息、传消息的人很多，但能够开老鼠仓的人则是极少数幸运儿。因为这几乎是制胜的惟一法宝。开老鼠仓比打听消息可能只高出一个级别，但却是高出了最关键的一个级别。它甚至比做庄本身还要稳当得多。　　　　
　　　　离开李老板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听朋友说，在2001年秋天李老板又在“九江化纤”上开了一个不小的老鼠仓。我连忙打开图形看，想追踪一下老朋友的发财踪迹。不过这一次李老板好像没有那么幸运，九江化纤连续的跌停让李老板输得很惨。朋友末了开玩笑说，李老板最近直嚷嚷着要破产，深圳呆不下去了要回老家了云云。这当然有些夸张，但对李老板的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老鼠仓迷信”却肯定是一个打击。我真的不知道，李老板下一步该相信什么了。　　　　
　　　　股市里充满了快乐，但也充满了痛苦。但不知道哪一种感觉更真？股市似人生，人类智慧的有限性，决定了我们在股市里的前程是无法被计算的。　　　　
　　　　所以，人在股市，大家还是偷着乐吧。


第三部分　我们得了什么病第46节　1500点祭

　　　　1500点政策底被破，是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件。值得大书特书。　　　　
　　　　何故？“政府”之失败，市场之胜利也。撇开那些已经成为这场惨烈战役牺牲品的投资者的感情，所有的市场主义者都有理由为此击掌欢呼。　　　　
　　　　翻开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你会发现这是一部赤裸裸的政府干预史。政府干预几乎渗透到市场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无论是包装上市，还是摘牌退出；无论是利润操纵，还是虚假重组，我们都可以看到那只自诩为“理性”之手的操控。自然，大盘行情本身也无法逃脱这种操纵。不幸的是，在中国证券市场过往的记录中，这只手百战百胜，未有败绩。这不仅膨胀了操纵者的狂妄，也强化了被操纵者对操纵者的膜拜和依赖。而“5·19”行情正是在这两种畸形心态的共振之中所产生的一次“非理性狂热”。虽然到目前为止，市场的崩溃还未有结束的迹象；人们还很难完全清理这一次“非理性狂热”的灾难性后果。但我们现在就可以宣布的是：这是一次失败的操纵，操纵者和被操纵者都已经并将继续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在种种被利益所遮蔽的舆论纷扰中，弄清这一次崩溃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因为，这是一次清扫中国投资文化的难得契机。不如此，政府和投资大众两方面就很难从痛苦的“经验”中吸取正确的教训，确立对市场的尊重和敬畏。　　　　
　　　　在许多似是而非的舆论那里，本次股市崩溃是由于政府的反向干预所造成的。这种反向干预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加强监管，二是国有股减持。我们先来看监管。抛开监管在道义及法理上的正当性不论，单从逻辑上说，监管也不是本次暴跌的主因。从“5·19”行情到去年6月，大盘涨幅已接近翻番，许多个股更是上涨几倍有余。庄家兑现是迟早的事，即使是那些身陷泥潭、举着扛铃的庄家，其斩仓出局也是可以预料的事情。在股价严重脱离上市公司基本面的情况下，庄家与跟风者的结盟只能是短暂的，因为对跟风者的屠杀是庄家惟一的获利手段。没有监管，这种零博弈关系不仅不会消失，甚至会变得更加残酷。监管的到来不过是加速瓦解了这种本来就虚假的“亲密关系”。所以，监管顶多也只是提前了暴跌的时间，而决不是暴跌的理由。　　　　
　　　　管有多少人在心里将这次暴跌诿过于监管，但正如前述，监管毕竟具有道义和法理上的正当性，于是，“国有股减持”便成为人们泄愤的替罪羔羊。我们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当时的“国有股减持”方案具有强烈的剥夺色彩，是非常不道德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股减持”好不好是一回事，是不是市场暴跌的原因则是另一回事。一个简单的算术是，每年新增200亿元流通量难道会对这个1万多亿流通市值的市场产生如此大的杀伤力吗？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在2000年及2001年上半年，在增加了几千亿新股流通市值的情况下，市场还会牛气冲天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假如不健忘的话，我们应该记得，在国有股减持方案最初出台的时候，一些有心的舆论是将它作为利好来炒作的。市场还为此狠狠地炒作了一把所谓“国有股减持”概念。退一步说，就算是“国有股减持”方案是造成暴跌的元凶，那么在证监会暂停了“国有股减持”方案之后，这个理由也已经不再存在，为什么市场还会暴跌如许呢？可见，众人皆曰该杀的“国有股减持”并非是罪魁祸首。借机说事者不过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逼管理层放松监管或出其他利好而已。　　　　
　　　　回顾2001年的市场，除了上述两个因素之外，政府没有出台任何实质性影响资金供求的利空政策。相反，政府还适时推出了诸如开放式基金等多项利好。其实，在任何一个常识健全的人看来，这个市场暴跌的理由实在不胜枚举。如此高的市盈率，如此多的假账公司，如此“黑”的庄家和机构投资者，如此缺乏基本职业道德的中介机构，如此不稳定的政策。这些难道还不是暴跌的充分理由吗？由此看来，引发2001年暴跌的是市场自身的力量，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市场回归。将暴跌解释为政府的反向干预完全是心理学所说的“归因偏差”。就像自己在高速公路上乱闯被车压死，非要说被仇家谋杀了一样。　　　　
　　　　那么，投资者为什么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健全的常识，而一定要委罪于政府的反向干预或操纵呢？依我之见，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投资者的常识的确出现某种错误，他们真的认为政府的反向操纵引发了市场暴跌。在这些投资者眼中，政府是无所不能的，想让大盘上就上，想让大盘下就下。这种常识的扭曲被政府一次次成功的干预所强化。算是投资者对中国政府的一种适应性预期。第二个可能原因是，投资者“故意”让政府承担责任，引诱政府在内疚心理的趋迫下出利好救市。但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一个前提假设，那就是政府是有能力操纵至少是调控股市的。他们天真地相信，只要政府改变干预的方向，他们就可以解套甚至盈利，而政府的能力在他们那里似乎从来就不是问题。这种对政府能力的绝对信任的心理其来有自，源远流长。　　　　
　　　　中国改革20年，经济进步不小，但国民性的改造却原地踏步。换句话说，今日中国之国民性依旧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民文化相距甚远。这种以极权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国民性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自我负责精神的严重缺失。在这种文化的逻辑中，政府的政策是个人行动惟一或最重要的根据。他们当然地认为，只要按照政府的政策去做，就理应而且肯定会得到回报，而根本不必顾忌这种行为是否违背理性。他们无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原因很简单，因为政府会对自己负责。正如中国股市中那句荼毒甚广的股谚所言：戴花要戴大红花，炒股要听党的话。这句完全漠视证券市场基本规律的格言能够走红本身就说明，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文化已经发生严重畸变。然而，作为分散和无组织的个人，投资者只是文化的被动适应者，他们无力也不可能去主动改变这种文化。维持并强化这种文化的，恰恰是政府。正是政府一次次以行政干预的力量强化了投资者对政策的依赖。如此，政府的理性便轻而易举地取代了投资者个人的理性。投资者对政府政策不假思索的响应，虽然可能有助于政府某些短期目标的顺利实现，但却可能对政府的长远计划造成致命的伤害。用证券市场的术语来表达叫作：短炒。令人困惑的是，管理层在迷恋于这类明显具有饮鸩止渴色彩的频繁“短炒”的同时，却对中国证券市场致命的制度性缺陷视而不见，比如全流通问题，比如外部的法制建设问题。自我膨胀必然导致悲剧性的冒险。“5·19”行情就是这种自我膨胀的一个逻辑结果。然而，这一次管理层不仅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它的敌人。市场之手终于祭出了这杯酿造已久的苦酒。　　　　
　　　　但管理层似乎并不愿吞下这杯苦酒。眼见自己一手炮制的“人造”牛市即将陷入绝境，在沉默了一年多之后，又一次故伎重演，出面救市。这一次救市虽然多少有些被迫，但仍然表现了行政力量对市场那种一贯的傲慢。　　　　
　　　　与以前的历次救市相比，管理层这一次不事张扬的救市，在力度上却是空前的。对此我们有必要稍做回顾。　　　　
　　　　在2001年10月22日，当上证综合指数跌至1514点的时候，证监会出台政策，暂停“国有股减持”方案。市场为之大涨，创下大盘涨停的疯狂纪录。但好景不长，利好很快被耗尽，11月15日财政部只好再次发布利好，宣布大幅降低印花税。有意思的是，在国有股减持方案上多有分歧的证监会与财政部这一次却非常一致。一前一后，在不到一个月之内，联手推出两项实质性利好。由此可见，1500点不仅是证监会的底，也是财政部的底。所以将1500点看做政府必守的指数底线是非常准确的。对于这一明确的政策信号，许多市场中人的本能反应就是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建仓，至于是否能够赚钱则是完全不必要的杞人忧天。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元月11日，当大盘即将第三次跌破政策底的时候，证监会对一则流传并不广泛的所谓谣言出面辟谣，说新的国有股减持方案仍未确定，一定要争取多赢云云。虽然这次辟谣不动声色，但我们仍然可以察觉到证监会对政策底悉心呵护的程度。由此观之，那些指责政府不护盘甚至砸盘的人，实在是错会了政府的苦心。政府不仅没有做空，反而一直在默默做多。但此一时，彼一时，市场最终还是以暴跌的方式无情地击穿了政府精心维护了两个多月的政策底。毕竟，市场已经长大了，它已经被赋予了自己的力量。对它的任何漠视和僭越，无论是出自政府、庄家，还是普通投资者，都将遭到这种巨大力量的惩罚。在市场的力量面前，所有的自负都变得如此可笑。政策底的破灭，就是有力的佐证。　　　　
　　　　看一看管理层手中剩下的牌，我们就会发现，对于1500点的防守，管理层实在是有心无力。正所谓：无可奈何花落去。　　　　
　　　　虽然，我们无法乐观地认为1500点政策底被破，就是中国证券市场与政策市的最后诀别，但巨大的代价毕竟教育了人们，尤其是政府。想到管理层高喊了10余年的投资者风险教育，我突然觉得既悲哀又滑稽，其实，在我们这个市场中最应该接受风险教育的，是政府。现在，是所有人直面市场的真实面目的时候了。　　　　
　　　　随着政策底无可挽回的崩溃，被埋在这座马其诺防线废墟之下的，不仅是被操纵者的财富以及根深蒂固的政府迷信，还有操纵者自己的信誉。然而，只要市场参与者都能够记住一句网友的评论——“政策底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那么，这次迟到的崩溃就可能成为我们这个市场新生的机缘。　　　　
　　　　是为祭。


第三部分　我们得了什么病第47节　政策：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

　　　　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自2001年中中国股票市场暴跌以来，中国证监会辟谣的次数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高。从国有股减持到指数期货，从外资全流通到三板问题，证监会几乎每说一次话，就要忙不迭地跟着辟一次谣。以至于证监会的一位负责人在媒体上大念苦经：为什么证监会的每一项政策都会被人误解？当然，误解是假的，市场从来就没有误解过证监会。但市场处于不断下跌之中，投资者要寻找出气筒，证监会自然就成了最好的泄愤对象。正如那句油嘴滑舌的歌词所唱到的那样，“所有的愤怒都由证监会扛”。在中国全能政治的词典中，政府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化身。除非吃了豹子胆，哪个敢在媒体上如此明目张胆的骂政府主管部门？但证监会却在这个地方开创了历史。不仅挨骂，而且持续地挨骂；不仅持续挨骂，而且被骂得六神无主、自打耳光（经常改变政策），这倒是破天荒的新鲜事。但证监会毕竟是一个博士如云的地方，素质涵养都高人一头。明知代人受过，却也只能忍气吞声，颇有点民选官员的风范。一点都不夸张地说，在所有中央级政府主管部门中，中国证监会虽然是学历最高、用心最苦，但却是积怨最大，挨骂最多的。其逆来顺受“苦命”的公众形象，在让人同情之余，更让人有几分“人民公仆”的感觉。不过，2002年11月20日这一次，证监会终于没有忍住，爆发了。　　　　
　　　　原因是11月20日、21日两天，深沪股票市场连续大跌。在下破1500点政策底部之后，进一步跌破1400点，全年1339点的最低位岌岌可危。这两天的下跌被证监会归咎为有些人曲解了周小川前两天在香港的讲话，并大肆做空的结果。在这个讲话中，周小川表示要通过继续增发大盘蓝筹股来稳定市场，而不是采取停止新股发行的消极办法。平心而论，作为市场的参与者，我们丝毫也没有察觉到市场下跌跟周小川的讲话有什么关系。在我们看来，这两天的暴跌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