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10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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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老听完汇报说：“不白之冤呀！冤枉了人家八年才给平反，太晚了，对不起人家啊！”

　　几个月以后，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接待室里，来了一位青年人，他衣着整洁，带着大包小包土特产，要见谢老。他就是张志运。

　　他走进接待室，恳切地对接待他的同志说：“谢觉哉院长帮我弄清了冤情，否则我这辈子就完了。我是从甘肃专程来谢谢他的，请你无论如何也让我见见他，如果他忙，见一面也行，几分钟，一两分钟……”由于太激动，他说不下去了。他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来到最高人民法院，恳切要求见法院院长，他觉得这里是人民说话的地方。是他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可以来的地方。

　　接待室的同志被他的诚意打动了，打电话告诉谢老办公室。林秘书报告给谢老，谢老说：“请接待室的同志跟他讲讲吧，这是我们法院应该做的事情，值不得感谢。”接待室的同志按照谢老的吩咐，劝了好久，才把张志运说服了。张志运拿起那大包小包的土特产，泪流满面，向法院深深鞠躬，哭着走出法院的大门。

　　几天后，他给谢老写来一封洋溢着深情的感情信。谢老看了，反而觉得不安，他认为法院让人家白白坐了八年牢，不仅不应该接受人家的感谢，倒应该向人家道歉。

　　“这就叫宁‘左’勿右，因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一说到立场问题就怕了。就将实事求是丢在一边了。”

　　谢觉哉

　　1962年5月，谢老视察西安。他在抽调的案卷中看到王××反革命一案，案卷上写着：原审三原县法院，以王犯趁我党整风之机，先后向毛主席、周总理及人大常委会等写了十几封信，谩骂我党革命领袖，攻击各项政策，给章伯钧去信献策将农工民主党改为“农民民主党”等，判处王犯十年徒刑。王犯不服上诉，中级人民法院改判王犯有期徒刑二十年。投狱劳改后，王犯还不服，抗拒改造，法院又增刑四年，共二十四年。该犯仍然不服，又向最高人民法院写“控诉书”，控诉中央领导人放纵下级干部滥用刑法侵犯人权等，市法院拟判死刑，省人民法院决定改判无期徒刑。

　　谢老仔仔细细地看完案卷中的全部材料，认为案子判得有问题。他说：“宪法有规定，人民有通信自由。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有不同意见，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有什么罪？为什么反映问题就要判刑？而且判得这样重。这样做对广开言路有什么好处？”他主张改判无罪释放。

　　对谢老的这个建议，陕西省和西安市法院有关人员争论很大。在那年月，要将一个层层加码直到判为无期徒刑的犯人改为无罪释放。谈何容易。这个思想通了，那个思想不通。有的顾虑不好交代，有的怕人说右倾，将来犯错误。当然也有赞成谢老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谢老没有以命令的方式处理问题，而是把法院同志请来交换意见，并且开诚布公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说：“这个案卷怎么能存在档案室？几十年以后，我们这些人都死了，有人来翻看这个档案，他要说你们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向毛主席写封信就犯了罪？他向最高人民法院告状，他们也不把状子送到最高人民法院去，反而把它扣压起来，这样做不行嘛。”同志们争论不休，各抒己见。谢老态度很明朗，认为错了就错了，应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将王××由无期徒刑改判无罪释放，但承办此案的同志怕负责任，在案卷上注明：“这是谢觉哉同志在这里讲的，这个案子判错了，所以要改。”事后，谢老同内蒙古政法部门党员干部讲话时还谈起这件事，他意味深长地说：“为什么这样写，就是准备反右倾时，反不到他。”

　　“当一个人犯了法时，叫‘犯人’，但‘犯人’也是人，只不过头上多一个‘犯’字，经过教育改造，帮他去掉‘犯’字，不是就好了嘛。”

　　谢觉哉

　　他经常教育大家，共产党是要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我们的政策如执行得好，可以改造很多人。他举特赦溥仪为例说：“溥仪是一个两次被推翻的皇帝，都改造过来了。1959得到特赦，这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他自己说过：‘我的前半生罪恶实在太重了，是一百个死、一千个死也赎不回来的。’并且认为自己脑子已经僵硬，无法改变也不想改变。但在长期关押期间，经过改造教育，经过学习和到各地参观，看到了祖国的伟大变化，认识到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逐步认请了自己的罪恶，终于有了改恶从善的转变，决心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有一次，他见到我，说：‘这是古今中外没有的。’溥仪那样的人都可以改造，普通的罪犯也可以改造。”

　　1960年的中秋节，皓月当空，碧天如水。全国政协邀请各党派人士赏月，溥仪也去了。席间，溥仪走到谢老身边，恭恭敬敬地自我介绍：“我就是溥仪，您老把我特赦了。”谢老连忙请他坐下，说：“是共产党、毛主席把你特赦的。”溥仪回答：“那当然，那当然，我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最高人民法院，我的特赦证书上面盖着最高人民法院的章，我也要感谢您老。”谢老见溥仪有几分紧张，风趣地说：“我还是你的臣民哩。”溥仪一听，笑了，气氛顿时变得轻松起来。赏月的人群中也腾起一阵欢乐的笑声。过去的臣民，如今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同一位被特赦的旧“皇上”、新公民平起平坐在一起赏月，这个难得的历史场面立即被新华社记者摄入镜头。

　　回家路上，谢老的夫人王定国问谢老：“你刚才对溥仪讲臣民是什么意思？”谢老幽默地回答：“他三岁当皇帝的时候，我考中了秀才，不就是臣民么？”说罢，哈哈大笑。回到家里，他高兴地对秘书说：“赏月的时候，见到溥仪了，我们把皇帝也改造过来了。”神情异常高兴、自豪。

Number：5085

Title：中国古代图书的命运

作者：周心慧

出处《读者》：总第39期

Provenance：百科知识

Date：1983。10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36郡，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吏进行治理。但是，秦朝野上下，还有一些儒生，极为主张复辟殷、周时期的分封制。他们借《诗》、《书》、百家语为论据，建议废郡县，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无疑，这是一个复古倒退、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丞相李斯抓住儒生“是古非今”这一点大做文章，肆意把这场政治上的论战扩大为一场思想独裁运动。他指斥儒生们是各尊私学、诽谤朝政的不法之徒。采取措施，“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全部送交地方官“杂烧之”。有敢聚谈《诗》、《书》者，斩首示众；以古非今者，灭族；令下三十日不烧，罚修长城四年。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这就是古代图书的第一次大厄运。

　　秦火一炬，不仅把自战国以来形成的百家争鸣、自由民主的学术空气扫荡一空，而且把自夏至秦两千年文化、思想的结晶焚毁殆尽。

　　秦始皇所焚，只限“非博士官所职”的私人藏书；秦政府藏书，则在项羽入关，火烧阿房宫时绝灭。

　　两汉

　　刘邦消灭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公元前190年，汉惠帝刘盈解除秦禁，为图书事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到文景时期，“诗始萌芽”，很多过去被禁止的图书开始流通。

　　汉武帝之后，昭、宣、元、成四帝，继续奉行以儒学为一尊的文治政策。进一步完善了政府典藏。

　　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为了统一保管和检索这些图书，公元前26年，汉成帝命令刘向领导校书工作，刘向校书19年后死去，其子刘歆继承父业，终于编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公藏目录《七略》。同时，经刘向父子校写的新本，也被统一存放在汉王朝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中。

　　《七略》反映了西汉一代典籍之盛。它著录的图书分为6大类、38种、603家，13，219卷。我国古籍被秦火一炬，项羽再炬之后，经西汉上百年的搜集，又达到如此水平，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盛事。

　　公元8年，王莽篡汉自立，建立新朝，很快触发了汉末农民大起义。公元24年，赤眉军与更始军在长安互攻，汉宫室被焚，“礼、乐分崩，典文残落。”《文献通考》说：“王莽之乱，焚烧无遗。”西汉上百年的辛苦经营，在王莽改制引起的大动乱中，全被消灭。此为书厄之二。

　　东汉光武帝刘秀极为重视政府典藏的恢复。《后汉书》上说：“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术阙文，补缀漏遗。”在刘秀的感召下，王莽之乱时携带图书，隐匿林野的学者“莫不抱负典策，云会京师。”公元25年，刘秀迁都洛阳，“经牒秘书”装满了两千余辆车。其后，明、章诸帝继续征集遗书，汉藏书最盛时“书增三倍，以其数计之，当为六千余乘。”汉末，天下大乱。公元190年，董卓扶持汉献帝西迁长安，行前纵兵大肆烧掠，“典策文章，竞共剖散。”乱兵把用绢帛抄写的图书拆开，大的粘连起来，用做车的帷幔和顶盖，小的制成口袋。运抵长安的图书，只有30余乘。公元195年，董卓部属李郭屠长安，随后，又在城中混战，使“符策典籍，略无所遗”，政府藏书，毁于一旦。此为书厄之三。

　　魏、晋、南北朝

　　曹魏政权建立后，即着手搜集图书。政府典藏又渐丰富。公元280年，西晋统一全国后，公藏目录《中经新簿》著录的图书，多达29；945卷。但晋立国不久，先有延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继而于公元311年，刘聪率匈奴军攻破长安。经过这数十年大动乱的蹂躏，政府藏书“靡有孑遗”。后来，东晋著作郎李充以《中国新簿》检校政府藏书，已十去其九，见存者不过3；014卷。此为书厄之四。

　　东晋至陈，政治动荡，干戈不息，晋怀帝时，士人们大批逃往江南，从中原地区带去了一些图书。公元417年，刘裕消灭羌族人建立的后秦，攻战长安，流落在中原的图书又都归于南朝。公元421年，谢灵运造《四部目录》，著录图书64；582卷，但不过60年后，梁武帝萧衍攻灭南齐，“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

　　公元549年，侯景叛乱，兵逼宫城，烧“东宫图籍数百厨”。后来，梁元帝派大将王僧辩等平定叛乱，将幸存的文德殿藏书及公私典藏共7万余卷载运江陵。5年以后，西魏大将于谨、杨忠攻江陵。梁元帝见城将陷，“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14万卷”（包括文德殿藏书）。并振振有词地说：“读书万卷，尚有今日，是以焚之。”城破，魏军于余烬中收拾残遗，所得仅4；000卷。此为书厄之五。

　　随、唐

　　公元581年，隋文帝灭周，接收周朝图书15；000卷，以梁代书目检校，只得其半。583年，秘书监牛弘上书，指出自春秋之后，图书已历五厄。如今承南北乱离，政府典藏，亟需扩充。随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同年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此后，“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公元588年隋灭陈，大将高颖接收陈朝图书。自此，分散的图书，开始向统一的王朝集中。隋炀帝即位后，为了进一步完善政府典藏，在继续征书的同时，增补学士官120人，专事修撰新书。《唐书·艺文志》说，随藏书最盛时，有37万卷，为封建社会中政府藏书的最高峰。以后，虽经秘书监柳校定，除去重复，尚有77；000卷。隋末，天下大乱。隋炀帝于公元616年逃往江都。618年，隋禁军将领宇文化及发动兵变，攻入宫中。37万卷图书，经兵火后“其目中并无一页传入后代”。此为书厄之六。

　　江都之外，洛阳尚有8万副本。公元628年，李世世攻占洛阳，派人押运这些图书沿黄河西上，欲送归长安。结果“皆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唐代聚书，自高祖时即已开始。以后太宗、高宗、继续征集遗书。到唐玄宗开元时期，唐政府典藏，达于极盛。公元719年，唐玄宗“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写定“两都（即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唐书·艺文志》著录唐以前图书53；915卷，唐学者自著书28；469卷，总8万余卷，可谓大观，

　　开元藏书，至安史之乱，一朝倾覆。史称“禄山之乱，两都覆灭，乾元旧籍，亡散殆尽”。又说：“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此为书厄之七。

　　安、史乱后，唐政府极力重建政府典藏。唐代宗时，以千钱购书一卷，并设立拾遗史到江南寻访图书。唐文宗时，“搜访遗文，日令添写”。到公元836年，聚书又达56；476卷。但不过4年后，黄巢领导的农民军攻破长安。兵火之中，“内库烧为锦绣灰。”此次聚书，又成虚话。不过，据史书所载，义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闾里晏然”。因此，足证唐宫室并非义军所焚，而是唐溃兵所为。此为书厄之八。

　　两宋

　　宋王朝对于民间图书的征集，也很重视。公元966年，宋太祖下诏征募遗书。以后，北宋每一个皇帝，都倾全力搜集图书，凡献书者，不仅能得到优厚的赏赐，而且有可能被授以官职。因此，当时民间献书十分踊跃，政府藏书增长极为迅速。总历朝所得，共6；705部，73；877卷，可称一时之盛。但若与隋、唐盛时相比，则所差尚远。

　　北宋末年，金朝入侵。公元1126年，金陷汴京，“即取秘书录”。次年，金朝扣压宋钦宗为人质，索取北宋全部藏书及印版。两个月后，宋援军云集京师，金军仓皇北还，“秘阁图书，狼藉泥中，书史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此为书厄之九。

　　宋高宗建立南宋后，命令秘书省负责重建政府典藏，并“屡下搜访之招”给献书者订下优厚的赏格，“自是多来献者。”公元1177年，秘书少监陈编制《四库书目》，著录图书42；817卷，到宋宁宗时续作书目，补进14；943卷，从数量上看，与北宋藏书已相去不远。但据宋代学者洪迈考，宋太宗时辑成的大类书《太平御览》，引书1；690种，至此已十之七、八。可见南宋藏书，多为新著。南宋末年，与元军攻战频繁。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随后，又追逐宋端宗，宋卫王于南海。战乱中，南宋图书尽皆遗散。此为书厄之十。

　　乾隆焚书

　　乾隆焚书，是由大规模征集图书发展而来的。公元1772年，乾隆征书；到1774年，各省运抵京的图书已达万余种。这时，乾隆撕去伪装，下达了焚书令，表示要将有违碍字句的图书“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并告谕满汉官员，见到诋毁本朝的图书，应“共知切齿”，对搜集到的图书，要“细加核查”。此次焚书，一直延续了近20年。

　　乾隆焚书，对我国文化典籍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仅据近人不完全统计，被禁毁的图书有3；00多种，67万部以上。此为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图书之大厄。但是，焚书并不能禁止先进思想的传播，乾隆焚书不足百年，就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

　　明代学者胡应麟说：“图籍废兴，大概关系国家气运，岂小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