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14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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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董乃斌的译诗如下：“茸毛般的细雨像多情的手/给原野换上了嫩绿的新装/我的心，在清明梦一般的烟雨中荡漾/是谁担簦负笈从我身旁踽踽走过/一声叹息，那么轻/却引起我心魂的激荡/哦，你哼着山歌的牧童小郎/请告诉我，村里可有酒卖/好让我浇一浇胸中的惆怅/想喝酒吗？先生/瞧，那边杏花铺成红云的村庄/清脆的童音刚落/牛背上又响起了短笛/好不悠扬。”这译诗很巧妙地传达了原诗的神韵和意境，译法较为自由，并对原诗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适当进行了补充、铺垫和想象延伸，也可称为二度创作了；缺点则是形式上有一点欧化痕迹，因而在传达原作的中国古典韵味时不能不有一点儿损失。另一首由著名诗人绿原译的《凉州词》（王翰），则没有这方面的毛病，可以说是几乎同原作一样精彩。原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绿原的译诗为：
酒，酒，葡萄酒！
杯，杯，夜光杯！
杯满酒香让人饮个醉！
（葡萄美酒夜光杯，）
饮呀，饮个醉
管它马上琵琶狂拨把人催！
要催你尽催，想醉我且醉！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了，醉了，我且枕戈睡
醉睡沙场，谁解个中味？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夫战士几个活着回？
（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真是大家译笔！自由奔放，而又传神严谨；有时一句对一句地译，有时却又将一句点化为多句；但不管使用何法，总以“达意”而兼“传神”为其宗旨；而且，译诗同原诗的古典语言的韵味也是保持得较好的。这样的译诗，岂不是另铸新词，堪称创造吗？而它的创造和“另铸”，又没有脱离原诗的意境和神韵的规定性。
于是，“诗不可翻译，纵向诗译尤为不可”的神话被破除了。
但这仍然是不易的。它需要译家高度的造诣和深厚的功力，需要大手笔。
因之，我想在严复“信、达、雅”译笔标准的基础上，还给它增添两个字：曰“味”，曰“神”。不知译苑同仁以为然否？“味”和“神”的标准，应该是不限于译诗的，译文也同样适用。
Number：6672
Title：国王画像
作者：沙蒙
出处《读者》：总第130期
Provenance：《科学24小时》
Date：
Nation：
Translator：
从前有一位独眼国王，叫画家给他画像。第一位画家不敢把他画成独眼，而把两眼都画得炯炯有神，国王以为戏弄他就把画家杀了。第二位画家如实画下独眼，国王恼羞成怒，又把画家杀了。第三位画家经过苦心经营，把国王画成狩猎姿态，闭起一只眼瞄准猎物，这一开一闭正好巧妙地掩盖了瞎眼的弊端，又宣扬了国王的威武，使王者大喜，画家因此获得了重重的奖赏。
Number：6673
Title：Y先生语录
作者：流沙河
出处《读者》：总第130期
Provenance：《家庭与生活报》
Date：
Nation：
Translator：
舶来新西服，老式旧布鞋，踱入会场，惹众人窃笑者，吾友Y先生也。
我问：“你这是啥意思？”
他答：“现代是表面，传统是基础。”
状甚严肃，不像在说笑话。
潮流还须紧跟才好，吾家也安装防盗门。落成后，请Y先生来开开眼界。
我问：“你撬得开吗？”
他答：“大盗不盗，没有必要撬你的门。我在街上把物价翻一番，便偷了你存款的一半。”
逛商场，挤热闹。一楼食品，二楼服装，三楼体育用品，四楼儿童玩具。Y先生说：“吃好穿好，运动生娃，布局合理。”
某群写诗明白如话，所以大骂朦胧诗看不懂。
Y先生说：“看不懂的诗绝不是坏诗。既然看不懂，你就不能批。既然不能批，你就不能说它坏。反过来说，毒草都是看得懂的。”
Y先生不读诗不写诗。我去开导他，朗诵卞之琳的《断章》给他听：“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他摆手说：“你在家中打麻将，打麻将的人在楼上等你。上手喂肥了你的清一色，你喂肥了别人的满贯。”
Y先生随首长去英国，归来说：“英国人讲英语，鹦鹉也讲英语。鸽子，乌鸦，红嘴玉，我亲自听见的，都不讲英语，和中国的一样！
Y先生说：“天帝宣布抛撒幸福帽，市民蚊聚广场，仰脸伸颈地等待着。时候一到，帽子黑鸦鸦地遮天蔽日纷纷坠落，落在头上的牢牢不可脱，然皆印有“不幸福”三个字。还有一些光头赖在广场不走，齐声叫，要要要，幸福帽。天帝说，光头即幸福，还要什么幸福帽，尔等各自回去干正事吧。
Number：6674
Title：邓朴方其人
作者：阮次山
出处《读者》：总第130期
Provenance：《联合早报》
Date：
Nation：
Translator：
对一般孩子而言，教育无非是多加一点知识或少加一点知识，可是对残疾的孩子来说，教育成了他们适应生活，从不能生活到能自理生活，从不能活到能活的条件。
邓朴方
“一个社会，除了追逐利益之外，总还得有点儿精神的东西，如果没有人道主义，许多事都会扭曲，许多看上去合理的事，却往往产生不合理的结果。这就是这几年来，我们在扎扎实实为中国残疾人做事的同时，也努力建立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原因。
“从残疾人事业的观点去看，我们得提倡社会的集体主义。我们的社会必需共同富裕，有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中国的残疾人才有出路。现在中国穷，残疾人就成了中国社会最穷的人群。目前在中国社会这种低水平的生活情况之下，中国的残疾人可以说苦不堪言。”
倾听“正襟危坐”、椅边挂着随身导尿器，身患脊椎横断性半身不遂（西医称为截瘫）的邓朴方一本正经、兴致勃勃地大谈“人道主义”，总觉得有点难以想象。
他是邓小平的长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因为具备这种出身，曾遭红卫兵不人道的残害，导致半身不遂。是什么因素使他忘掉过去，转而在中国大陆致力于人道主义工作？
传统中国社会内鳏寡孤独、残疾失常的人群向来就遭受到忽略，而目前在中国大陆这么一个连正常人都难受到妥善照料的贫穷社会果，要促使社会、政府对残疾人妥善照顾，如果不是邓朴方办得到吗？
中国大陆目前的残疾人福利事业如果只是因为邓朴方亲手“抓”才能起作用，那么，如果有那么一天，邓朴方不能再挑负这个重任，整个中国大陆的残疾人是否又会恢复任由命运折磨、任由社会遗忘的状况。
面对邓朴方，想象着他在“文革”后期与家人团聚后，父亲邓小平每夜亲自为他翻身、擦澡的情形，再加上脑子里所呈现的在他主持“康华公司”期间，外界对他的种种非议与传说，对于说话中气十足、信心十足、精力十足的他，对于他过去戏剧性的遭遇和目前轰轰烈烈的工作，也就更想深入探讨。
邓朴方不太愿意谈他那段梦魇般的往事，和大多数遭遇过不幸的人一样，他只想轻描淡写地以一声“既然过去了，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去挥掉这段改变他后半生的往事。不过，不管对他自己，对他的家人，还是对外间的世界，邓朴方在“文革”期间的悲惨遭遇是没法用手轻挥就能抹得掉的。
1966年6月1日，当《人民日报》发表那篇著名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当天晚上中国大陆便播出了北大红卫兵头头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邓朴方和他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毕业班同学正搭火车从外地结束“四清”工作回北京。
回到学校，邓朴方和其他对政治很积极的同学一样，立即投身“文革”洪流，而且被选为系里的文革小组副组长。
在这场斗争开锣后不久，邓小平就成了箭靶子。1966年12月14日，他最后一次露面后，就成为斗争的对象，在此之前，邓小平已预感不祥，他告诉子女们说：“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家庭关系还可以保留，如果是敌我矛盾，可以断绝家庭关系。”
1967年9月，邓小平全家从中南海被扫地出门。到了1968年春天，聂元梓受命以一张大字报，开始批斗“邓朴方反党集团”，把邓朴方和当时也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念书的妹妹邓楠秘密关在北大物理楼实验室内。在长达四个月的折磨中，聂元梓等人要他们兄妹交待父母的“罪行”。值得邓小平和卓琳夫妇骄傲的是，邓朴方、邓楠兄妹拒绝和红卫兵合作。不管是遭到毒打、遭到开除党籍，邓朴方都拒绝开口斗争他的父母亲。于是，他大祸临头了。
1968年9月，聂元梓唆使一群红卫兵把邓朴方关进一间被放射性物质所污染的实验室里，并把门封死。邓朴方知道，如果在这间放射线已外泄的房间待太久，自己必死无疑。情急之下，想翻窗顺四楼的水管逃走，不幸，他从8米高的地方摔落地面，脊椎骨受重伤。这一摔，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起先是双腿瘫痪，后来因为红卫兵拒绝让他到医院去医治，一拖再拖，终于自腰以下半身不遂。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残无人道的岁月里，人间还是有温暖的。当邓朴方跌伤后，北大医院当局拒绝收容他这个“全国第2号走资派”的儿子，在灰心绝望之时，他碰到救星。一名叫王凤梧的工人以无产阶级宣传队员的资格被派到北大，由于他是工人，红卫兵对他敬畏三分。他见邓朴方的惨状，便用一辆平板三轮车拉着已不能动弹的邓朴方到处求医，屡遭拒绝。最后，积水潭医院的医生终于答应替他会诊。结果是：第1腰椎、第12胸椎骨折，双下肢截瘫，高烧摄氏40度。据邓朴方的妹妹邓榕1984年在那篇极感性的回忆“文革”的文章《在江西的日子里》中叙述：“凭着一股正义感，王师傅对我哥哥十分同情，认为应给予起码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治疗。哥哥到江西后，王师傅便不断向上写信、申诉，从北大、到市委，四处奔走，呼吁给我哥哥治病。”邓榕说，到现在，他们还经常和这位王凤梧师傅联络。但是，对邓朴方有救命之恩的王凤梧一家人从未向邓家提出任何要求。
受伤后，邓朴方最痛苦的日子可能要数他被送进北京郊区清河救济院的那半年的岁月。由于他的病当时医生已束手无措，便把他送去清河救济院。有一篇写邓朴方的文章这样描述他第一天到达清河救济院的情形：“开午饭啦，80多岁的老护理员、孤寡老人朱大爷拖着两条长长的鼻涕，给邓朴方盛了半碗熬白菜，又递给他一个黑不溜秋的馒头。”至于清河救济院的情形，据当时到那儿去探视他的王凤梧说：“当我推开门进去，一股难以忍受的大小便气味熏得我直流眼泪。脏兮兮的床上用品已经用了好几个月。”然而，就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邓朴方和他“第4病室”里的“哥儿们”一起劳动，用铁丝编字纸篓赚钱，一天编12小时，每编一个赚4分钱人民币，每个月赚四五块钱。
邓朴方说，这段岁月最难熬，因为他急于知道众人、尤其是父母亲的下落。他说：“后来我知道，他们也在想法子找我，可是都不敢明问，只能暗中打听。”
过了半年，邓朴方在天津的姑姑终于找到他了。经过四处奔走，终于把他接出清河救济院，并且把他安排在宣武门一座小四合院一间小房间里。这时候，被软禁在江西新建县望城岗的邓小平、卓琳和奶奶夏伯根也得到邓朴方的消息。邓小平于是写信给中央，周恩来亲自批准邓小平接邓朴方到江西和他们团聚。
林彪事件后，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风向又改了，邓小平获准回京，他立即向“中央”要求让邓朴方接受治疗。这回周恩来又亲自批示：“邓朴方的病，还是请三○一医院治。”三○一医院是北京最好的医院，名医群集，一向是中共高层人员的专属军医院。
邓朴方1972年4月在邓榕陪同之下，住进这家医院。但是，文革中期，许多医生受“文革”波及，都下放改造，一直到1974年夏天，也就是“文革”末期，一些被下放的医生被解放回北京原单位，在钱信忠大夫的主持下，上海骨科专家和三○一医院骨科专家正式给患了6年瘫痪的邓朴方会诊，并进行一次诊断性手术。结果发现：他的胸部及腰椎骨折严重。邓朴方说：“当时我一翻身，身体长的骨头就嘎吧嘎吧地响。”此外，他的胸骨第十二到第六节之间的脊髓纤维化坏死，他的截瘫也因此从双腿上升到双乳的地方。当时医生们认为，6年前，如果给予适当治疗，他的瘫痪应该可以降到大腿以下。可是，长期骨折形成血肿，血液沿脊椎腔向上蔓延，并长期压迫脊髓，那段脊椎已无法复原。这时候，邓朴方也等于接受了命运的正式宣判：今后，他永远不能站起来了。
在三○一医院的病榻上，他常为病友、护士、医生修理收音机、电视机打发时间，还曾给自己组装过一架黑白电视机。他说：“我是搞物理的，对这些技术有兴趣。”
1977年农历新年前夕他出院。出院那天，他特别要人推着他到清河救济院去会会过去第4病室的哥儿们，和他们过除夕。此后，每年的春节他一定回清河救济院。他说：“那些哥儿们毕竟是我的患难之交。”
从医院回到父母身边后，邓朴方一面在家里为弟妹们补习功课，一方面每天坚持到北京无线电工厂上半天班，以他的话是“去干些手工活，木头活。”平常，他也努力锻炼身体，想尽办法使自己多运动。可是，命运并没有因此放过他。
1979年年初的一天早上，他起身准备吃早点，长年照顾他的护士李大姐发现邓朴方的背后鼓起一个大包，他自己动动身体，没有任何感觉，身体内的脊椎骨又嘎吧嘎吧作响，家人立即送医院检查的结果发现，他的脊椎骨再度骨折。医生们说，这种骨折很危险，一旦骨头刺破脊椎两旁的动脉，就会导致内出血，万一骨折后的脊椎刺穿皮肤，露出体外，可能会感染致命的脑炎。当时中国大陆的医学界对他的病况束手无措。听到这个消息，他除了笑笑，别无选择。
过了一年，也就是1980年，邓朴方的救星到了。当时刚当选美国骨科协会下届会长的马昆医生率领该协会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到北京开会。于是，三○一医院的几位骨科医生趁机要求马昆医生给邓朴方进行检查。
现任美国新奥尔良儿童医院小儿骨外科主任的马昆医生回忆他当时为邓朴方检查的经过时，说：“他们要求我为一位特殊的病人进行检查，当时我也不知道此人是谁。有天早上我被带到一家军医院，事后我才知道那是三○一医院。他们告诉我病人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并告诉我，他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人扔出窗外，从此胸部以下的肢体瘫痪。我也知道，他曾经由苏联方面的医生动过手术，他们取出邓朴方体内的脊椎骨断片，用一种特殊方法把脊柱固定，但是下半身自腰部以下已失去知觉，产生动作失调，他坐起来的时候，身体因而往前倾，脊椎没有了支撑的作用。他们把病况告诉我之后，询问我有没有其他治疗的办法，但是，我们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