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1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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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电钮升旗在中国没有先例。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电力工程师，工程师答应试试看。

　　开国大典前一天夜里，宝蓝色的天空上悬着几粒亮晶晶的星星。天安门广场静极了，工作人员正在预演升旗。

　　国旗慢慢地走到中途停住不动了。那天晚上有点小风，但是任凭小风左一下右一下的拍打，巨大的红旗仍然飘扬不起来，好像挺悲痛似地成了半旗。这不是好兆头，人们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没有一个人说话，时间似乎凝固了。猛然，有人醒悟起来，几个小时前，国旗的正南方，毛泽东主席铲下了第一铣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人们在欢呼建国的喜炮声中，没有忘记邀请为国捐躯的八百二十万英灵。这面有灵气的国旗在它第一次升起时，自动升在半旗位置上向烈士致哀。

　　这件事渐渐传成了一个美妙的神话。

　　翌日下午三时，旗杆下站着几名工作人员，他们预备着：如果电钮失灵，就用人工把旗子送上高空。

　　那一天，国旗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

　　老百姓传说那一块红布通人性。

　　肖野、森茂与宫灯

　　天安门已经被世界公认为是中国的标志，它作为背景被装进照相机里的次数堪称世界之最。

　　那么，挂着八盏宫灯扬着八面红旗的节日的天安门是谁装饰设计的呢？这恐怕就鲜为人知了。如果你知道独具民族特色、又庄重又吉庆的天安门装饰竟是两位日本美术家设计的，那么你一定小吃一惊。

　　肖野那时四十上下，森茂才三十出头，两人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的血管里流着日本民族的血，但是日本民间保留着不少源于中国的文化，这使他们对中国并不陌生。

　　怎么搞才能既体现民族风格又显示出浓烈的节日气氛呢？他们两人首先想到了中国的宫灯。宫灯的历史源远流长，距今巳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肖野和森茂不那么清楚这一段历史，但他们知道张灯结彩是中国人民喜爱的传统形式，所以，他们最先确定的是十根红廊柱中间吊八盏大红宫灯。

　　周总理最欣赏这八盏太阳般的宫灯。当二十张草图交到他手里时，他一眼就看中了这一幅。

　　八个大红宫灯一定下来，就必须在开会之前挂上去。负责大会现场布置的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致祥叫苏凡坐上他的车，满北京去买。苏凡到处碰壁，北京城压根就没有那么大的宫灯。此时距开会只有十天了，还是肖野，他想了想说，大宫灯小宫灯都一样，找一个扎灯艺人来就行。

　　一句话，提醒了苏凡，他直奔故宫博物院，故宫的人一见这么大的尺寸直摇头。他们从清宫档案中找到了唯一的一个扎灯艺人。这个七十老翁住在丰盛胡同一带。老艺人看看设计图，转转现场，平静地说，这么大的宫灯，我这辈子没做过，让我做可以，不过有个条件你们一定要答应。

　　这八个大宫灯，只有在天安门城楼上做，如果在底下做，将来抬不上去。老人喘了一囗气又说，我只要两个人，把我的徒弟找来就行。随后老人叫苏凡买来绿竹红布黑钉黄穗。张致祥叫木工做了灯的圆托。小野和森茂负责宫灯的装饰，他俩和大家一样，吃住在城楼上整整干了三天。

　　“十一”的前一天，八个飘着仙气的宫灯竣工了。

　　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毛主席像两侧，有两条永久性的长条标语，它们也是出自两位日本美术家的手笔。中国人过春节有挂春联的习俗，但是对联一般竖在门框两侧。天安门是扁长的建筑，不能采用惯常的竖贴法。肖野毕竟是东洋人，很容易打破思维定势。他采用了横幅对称的设计。红底白字白框，既醒目又没有破坏天安门的协调。这种别出心裁的设计博得了同行的赞赏。

　　天安门城楼的两条标语不可能年年更换，胡乔木认为，标语的内容一定要在什么时候都是合适的。集思广议而拟出的标语经过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一直保留着它们出生时的面貌。这两条标语如果有知，它们会笑的，设计它们的肖野和森茂，不正体现了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精神么？！

　　礼乐之神

　　按照大会程序规定，领袖们差几级台阶登上城楼时，百件军乐就要齐奏《东方红》。可是天安门城楼高三十几米，楼下的军乐队看不见，抢半拍或慢半拍都将失去预期的效果。这事如果放在四十年后，也许不算问题，两个对讲机一打开，一切都迎刃而解。而那时候，解放区的无线电广播也才有几年的历史。

　　怎么办呢？张致祥望着远处摇曳的小红旗发呆。几面小红旗指挥棒一上一下地穿梭，那是罗松和两个分指挥正在指挥乐队预演。张致祥忽然来了灵感，多么醒目的红旗，我也挥个红绸子。

　　毛泽东一步步拾级而上，张致祥看了一下手表，差五分整点。他转身冲着罗浪，用力甩了两下红绸子。

　　罗浪会意地笑了一下，他手中的红旗指挥棍被牵动了，顿时各式各样的铜管乐和小鼓编织成那首由陕北老农唱出来的立体的颂歌。

　　“军乐队用什么曲子？”

　　二十兵团一个姓宋的参谋长，提出用德国曲子。他曾在旧军队韩复渠那里当过一连连长，抗战初期才改换门庭。对于军乐他知道一鳞半爪。世界上阅兵曲子主要是德国式或日本式，而日本又是模仿德国的分列进行曲。所以，宋参谋长认为都一样。

　　宋的话还没有说完，马上有人截断了他的话。“应该用苏联的曲子。我们解放了，不能用德国的。社会主义要一边倒，苏联不用德国曲子，我们也不用。”发言者是在人民艺术剧院工作的一位同志。

　　罗浪是人民军队培养出来的文艺战士，他既不同意用德国曲子，又不同意用苏联曲子。

　　三种意见都摆到桌面上了，一时还不能定下来，主持会议的杨成武不好表态。

　　不过谁敢说不用苏联曲子，戴上一顶反苏帽子可了不得。那时毛泽东明确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不用德国曲子吧，也不合适，军队中有不少国民党起义过来的老将军，从统一战线的角度也是不好得罪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庆，当然要用自己的曲子。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碰了一下头，大约一分钟。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亲自给罗浪去了一个电话，传达了毛泽东在曲目报告上的批示。

　　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

　　显然，在选曲子的问题上，他们也绝对是一边倒。

　　新中国的国歌选定也是挺曲折的。眼看第一届政协开幕在即，而国歌仍没有着落。数以千计的应征稿或多或少地不尽人意。知情者都急得像失去蜂巢的蜜蜂，可这又不是能凑合的事。

　　以画马名扬天下的著名画家徐悲鸿向毛主席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徐悲鸿对这支歌印象太深了。

　　毛泽东、周恩来频频点头。

　　这个主意不错。我看行。毛泽东转过头征求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微笑着点头，他握着徐悲鸿的双手，感谢他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第一届政协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代国歌。

　　政协闭幕那天，罗浪指挥乐队试奏代国歌。代表们激动起来，每一个人的胸膛都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礼炮

　　毛泽东主席说：“开国大典的礼炮要放二十八响”。他是个不循规蹈矩的人，他不知道也懒得知道国外最高的礼仪是二十一响。

Number：866

Title：传闻与事实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98期

Provenance：青年参考

Date：1989。20

Nation：

Translator：温宪

　　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法国及世界各界人士对大革命的得失利弊之争颇为激烈。法国总统密特朗说：“法国大革命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是一个混合物。它既鼓舞人心，又令人难以接受。在大革命中，希望与恐怖交织，暴力与博爱杂陈。”此外，有人还指出下列几点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传闻与事实不符：

　　传闻：攻破巴士底狱解放了数百名囚徒；

　　事实：巴士底狱当时仅关押了7名囚犯。

　　传闻：断头台能使人既迅速又无痛苦地死亡；

　　事实：在断头台上的人因不死常常被剁好几次。

　　传闻：许多死于断头台的人是贵族；

　　事实：只有10％被砍头的人是贵族。

　　传闻：断头台是主要行刑方式；

　　事实：在大革命中死亡的40万人中，大多数人被枪决、烧死或溺死。

　　传闻：当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万内特听说老百姓没有面包可吃的时候，她冷冰冰地说：“叫他们吃蛋糕！”；

　　事实：这是一位匿名王妃的杜撰，最早出现于卢梭的《忏悔录》中，至少在玛丽·安托万内特1770年到达法国的两年前。

Number：867

Title：爱的奏鸣曲

作者：李修乐

出处《读者》：总第98期

Provenance：体育时报

Date：1989。1。5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热恋

　　1952年8月，沈守和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一年后，他以优良成绩考取了苏联列宁格勒体育学院，成了新中国首批留学生。1954年，他与其他16名中国留学生跨进了列宁格勒体育学院。在17名中国留学生中，沈守和是唯一学击剑的。他在苏联功勋击剑教练的悉心训练下，先后在比赛中击败6名苏联击剑运动健将，获得一级运动员称号。如果再延长半年毕业，他完全有实力再克4名苏联健将而达到运动健将标准（按苏联有关体育规定，击败10名健将的可授予健将称号）。

　　在沈守和行将毕业归故里前，他因病住医院治疗。不料一住院，丘比特的箭就把两个不同肤色、两种不同语言的年轻人的心，串射在一起了。

　　负责照料沈守和的护士，是一位19岁的苏联小姐丹娘，她是列宁格勒医学院大专班的实习生，待人亲热大方。除了精心照顾沈守和以外，还常常在床边与他闲聊。沈守和从中知道了丹娘的身世。

　　丹娘出身在苏联一个烈士家庭，父亲是一位火车司机，在卫国战争中，他驾着一辆满载军火的火车行驶在铁路线上，不幸被纳粹军队的飞机炸中，壮烈牺牲。丹娘和姐姐同母亲相依为命……

　　丹娘也了解沈守和的情况，知道他好学，成绩优异，况且，又常在列宁格勒体育馆击剑赛中称雄，甚至打败苏联名将。她从心底里羡慕这位英俊的中国青年，而他也十分敬佩这位苏联烈士的女儿。于是，两颗充满磁性的异国异种的爱心，终于在病床旁撞击出绚丽的火花。10天出院后，他们相爱了。

　　可是丹娘的母亲犹豫了，她守寡至晚年，最怕孤独，自然更舍不得女儿远走高飞。于是，她一次次恳求丹娘不要感情用事。尽管丹娘也很爱母亲，但是，为了沈守和，她眼圈红红地安慰母亲说，自己嫁到中国后，也会时时为母亲祈祷的，会经常回苏联看望母亲的。

　　他们结婚了，暂居在丹娘姑妈的一间小空房里，没有任何摆设，只有极简单的几件衣食起居用具。婚礼也极简易，请一些同学自费聚餐一顿，开个舞会。

　　然而，在似锦的前程后面，却悄悄聚集着一股浓重的乌云……

　　离异

　　1958年8月，新婚才几个月的沈守和回到阔别4年的祖国，分配到武汉体育学院。当时，正值首届全运会前一年，国家体委决定把击剑列入正式比赛项目。但是，偌大一个中国，除了上海等门户开放城市有几个洋人在玩剑外，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击剑运动员和教练员，更没有一个人懂得国际比赛规则。

　　沈守和与国家体委体操司的负责人张素央协力组织了首次全国击剑教练员训练班，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击剑教练员。

　　半年后，丹娘来到中国和他团聚。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们，特意把沈守和调回上海，在江湾运动二系当教练，同时把丹娘安排在上海外语学院工作。沈守和又为上海培训出一大

　　批击剑宿将。

　　丹娘怀孕了，她的母亲专程从苏联赶到上海照顾女儿坐月子。他们的女儿中苏两国情侣的结晶琳娜·沈出世了，一家人欣喜异常。

　　1961年，中苏关系破裂，报上连篇累牍出现了论战文章。大家似乎预感到将有什么灾难临头，这对恩爱的异国夫妇像被推入了深渊。尤其是丹娘，既要为刚出世的女儿担忧，又要为丈夫分愁。她似乎感到，要保全这个幸福的小家庭，只有回到列宁格勒才是唯一的办法。她终于鼓足勇气向沈守和说：“我们一起回苏联去吧，这样会安全些。”

　　沈守和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何尝不想回苏联找一个避风港平平静静地守着他的小家庭呢？但是，他却偏偏想到击剑事业，想到了国家对自己的多年培养。他痛苦地选择了和妻子、女儿天各一方，让丹娘抱着琳娜·沈先回苏联。

　　1962年，在天灾人祸的厄运中，沈守和含泪把妻、女送上了北去苏联的火车。1964年后，中苏关系更加恶化，看来，不仅仅是形式的分离，还属于“阶级阵营不清，立场不坚定”，唯有离婚，一刀两断，才能逃脱特务、叛徒之嫌。于是，这对夫妻又被迫向各自对方的大使馆提交了离婚申请书，正式脱离夫妻关系。

　　灾难

　　被迫离婚后的沈守和，尽量麻木自己，有时竟一连几天泡在训练房。他的心在暗暗流泪……3年后；眼看中苏关系一时无望缓和，丹娘杳无音讯，他也不敢给她写信，怕给她和女儿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3年后，沈守和第二次结婚了，后来又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欣慰的是，他的这个女儿酷似琳娜·沈，他常常从她身上重温对琳娜·沈的温馨回忆。

　　但是，灾难却接踵而至。“文革”中他照样被戴上“苏修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甚至被当作“内控”对象。即使这样，他还常常在监督劳动之余，偷偷地溜到体育宫、虹囗击剑中心去观看、指导青少年进行训练。

　　重逢

　　直到1978年，他才结束了8年的工厂劳动，重返北京国家集训队担任击剑队总教练兼花剑主教练。1980年和1982年又以总教练的身份，率队去法国和奥地利参加国际比赛。

　　1984年3月，沈守和以总教练的身份带一支青年队去匈牙利，苏联等国家参加世界青年锦标赛。

　　赴苏联列宁格勒前夕，领队芦某忽然找他谈话当面交代了两条出国纪律，第一，不准主动找前妻丹娘；第二，如果见到丹娘只能作为一般朋友交谈。听了芦某的话，沈守和心里挺不是滋味，倒不是因为不准他主动与丹娘接触，而是他感到一种不被信任的伤感。

　　到了列宁格勒击剑训练场，他忽然见到了过去的苏联教练费特洛夫和华勒加诺夫。两位德高望重的苏联教练看到自己50年代的中国学生，非常兴奋。把沈守和拉到一旁说：“沙萨（沈的俄文名字），丹娘想见见你，你看行不行？”原来，丹娘听说中国击剑队要来列宁格勒比赛，早就急切地委托波洛契克教练打听代表团的名单，两个多月前，作为组委会负责人之一的他，已经从中国寄去的报名单上看到了沈守和的名字，并告诉了丹娘。

　　听说丹娘一直在打听自己的情况，沈守和心头一热，阔别整整22年了，不知丹娘和女儿甘苦如何，他怎么不想见见自己的亲骨肉啊，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颤声说：“好，请您转告丹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