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19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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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久。康托尔的学术论文不能发表，连在柏林一所大学任教也未能如愿。最后他的身体受到摧残，精神失常，晚年只能在精神病院中度过，并且在那里死去。
19世纪20年代，挪威青年阿贝尔创立了被后人命名的阿贝尔积分。尽管这一著名积分解决了法国著名数学家勒让德苦苦思索40年未曾解决的命题，却得不到当时的数学权威高勒、柯西甚至勒让德本人的支持。在这些权威们看来，像阿贝尔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怎能闯进他们的世袭领地，他们必然将阿贝尔的发现打入冷宫。命运对阿贝尔实在不公平，他在贫困中病殁。
与此相同的事情还有很多。英国青年亚当斯数次求见格林威治天文台台长艾里，结果遭到拒绝，使他失去了预言太阳系存在新行星——海王星的优先权。苏联物理学家朗道对下属提出的宇称不守恒见解给予嘲笑，结果使他们失去了重大发现的机遇。当拉瓦锡发现氧之后，信奉燃素说的权威们竟长期不愿接受“氧”这个新名词，尽管他们无时不在呼吸赖以生存的氧气。欧姆发现了电阻定律，德国一些权威们长期不给予承认，原因是欧姆不过是科隆基督学校的一位普通数学教师。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公开发表后，被一些权威抵制34年之久。除了他那数学统计研究方法不被人理解外，主要原因是孟德尔是一个修道院的教士。巴斯德提出细菌理论，遭到医学界的强烈反对。原来巴斯德是位化学家，怎能闯入医学家的世袭之地？李斯特发现消毒法无人问津，原因是在众多头面人物看来，他只不过是不值一提的“土包子”。
欺世盗名
奥地利科学家埃伦哈夫特在测定电子电荷实验中，将自己的全部数据一同发表，而另一位美国科学家密立根，从140次观察数据中挑选出他认为“漂亮”的58次数据公布于众。结果，在科学竞争中前者失败，以至于精神崩溃；后者获得世人承认，荣获1923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1912年，英国不列颠自然历史博物馆地质部鱼类化石权威伍德华德，贸然相信所谓“皮尔塘人”原始头骨化石，还将它在伦敦地质学会上展出，并宣称最早的人类是英国人。之后，一些英国科学家认为皮尔塘人是从猿到人这一达尔文设想的过渡形态。其实，所谓“ 皮尔塘人”是一些人事先合谋埋在地下的假化石，直到40多年后才将这一骗局公布于众。
1986年4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美国病毒学家巴尔的摩及其助手，在美国《细胞》杂志发表了令人震惊的成果，说他们的发现解决了分子免疫学的一个重要问题。1个月后，有人披露他们在动物基因实验中对一些关键实验从未做过，后经美国国会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历时5年的调查，才彻底了解这一被后人称为“巴尔的摩事件”的真相并在英国《自然》杂志公开揭露。
公元2世纪埃及亚历山大的托勒密，从罗得岛的伊巴谷那里偷来一大批科学资料与科学发现，提出了原属于伊巴谷的预报行星方位的系统。这种地球静止不动的思想，曾支配人类的宇宙观达1500年之久，直到今天，许多教科书还在肯定托勒密的这一所谓贡献，却很少提到罗得岛那位天才的伊巴谷了。一旦熬成婆 便把媳来整
曾经是小人物，后来成了权威，却反过来压制后来的小人物，成为他们的“婆婆”，最典型的莫过于赫尔姆霍茨了。当他还是一位不知名的青年生理学家时，他的第一篇关于能量守恒原理的论文被老资格的主编波根道夫退回，理由是缺乏实验依据。正因为有此经历，赫尔姆霍茨曾对法拉第的不幸表示过同情。然而，当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于1878年向慕尼黑大学提交博士论文时，赫尔姆霍茨同其他人一起，对普朗克关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新思想加以反对、嘲笑与抵制。普朗克后来说，赫尔姆霍茨、克劳胥斯等人都对我的论文不感兴趣，与他们通信联系也无结果。对此，普朗克发表了被后人戏称为“普朗克原理”的痛苦结论：“新的科学理论不是靠通过说服反对者而获胜的，它最后的胜利是由于反对者们终于死去而赞同它的年轻一代成长了起来。”
Number ： 9221
Title ：震撼历史的爆炸（上）
作者 ：凌云翔
出处《读者》 ： 总第 176期
Provenance ：航空知识
Date ：1995。9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1945年7月15日上午，美国海军巡洋舰“奥古斯塔”号，载着哈里·杜鲁门总统一行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靠岸。中午一过，他就登上总统座机“圣牛”号，从比利时飞往德国的波茨坦，参加代号叫“终点站”的同盟国三巨头会议。杜鲁门是7月6日从美国乘军舰出发，横渡大西洋，前来欧洲的。他要同英、苏两国首脑举行二战结束前同盟国之间的最后一次高峰会议。
波茨坦位于柏林西南方，曾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首都，距柏林仅30公里。
“终点站”会议的地点在波茨坦市郊一个风景宜人的小镇，树林环绕的这个镇几乎完全没有受战争破坏。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均下榻此地。
随同杜鲁门总统出席波茨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成员有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等人。
他们来参加会议时，带有一份在华盛顿起草的呼吁日本投降的草案。这份草案是在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鲁的怂恿下草拟的。他请求杜鲁门总统在公告中通知日本，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结束天皇制。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个保证，日本会不会投降很值得怀疑。
当时，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已接近成功，很快就要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进行首爆试验。因此在公告中要不要提及保留天皇制的问题，就取决于原子弹试爆的成功与否。
“我已考虑过天皇问题，”杜鲁门对格鲁说，“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他要求格鲁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海陆两军部长进行磋商。
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两人表示“颇喜欢这个想法”，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也表示了相似的意见。
不过马歇尔担心：“此时公开发表这样内容的公告，恐怕时机不成熟。”史汀生也认为，公告的措词如何，应看原子弹试验是否成功而定。
他们认为，只要原子弹试制成功，并在对日作战中使用，就可以逼迫日本投降，而不必顾及日本人坚持的保留天皇的条件。
耗资巨大的秘密工程
“曼哈顿工程”始于1942年夏末，由美国陆军工程兵筹建。同年9月，46岁的莱利斯·格罗夫斯准将被任命为主管该工程的主任。他毕业于西点军校。他要在没有现成的仪器、设备和蓝图的情况下，以科学信念把大堆抽象的方程式和理论化为实用的武器。
“曼哈顿工程”的规模大得惊人。由于还不知道能把铀235分离出来的4种不同方法哪种最好，惟有4种同时试用。每一方法都耗费昂贵，每解决一个问题就会产生两个新难题。虽然只要生产不足45千克可分裂的核原料，以备1945年夏天制成的3枚原子弹之用，但该项计划及有关的各项工作，在巅峰时期曾聘用近54万人。
“曼哈顿工程”成了美国科学家的熔炉。像罗伯特·奥本海默等热爱新物理学的美国科学家，与英国原子物理学家，以及流亡美国的意大利、德国、匈牙利科学家共同工作。某些部门有博士头衔的人比普通职员还多，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
“曼哈顿工程”的总部建在田纳西州，占地202平方公里。它还将获得的比利时矿业联盟在非洲刚果开采的1140吨铀矿全部库存，如果没有这批矿石，原子弹也无法研制。有20万人在37个秘密工厂和实验室内专职从事研制工作。
“曼哈顿工程”只开始了几个月，便获得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1942年12月2日下午，参与研究的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和他的美国同事，在芝加哥大学橄榄球场看台下面的一个壁球场里，成功地实现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受控核裂变的连锁反应。他们所用的仪器虽然简陋，但在那天傍晚，物理学家就确知这个核分裂过程，并终有一天可用来制成一种威力极大的武器。
虽然如此，棘手的实际难题仍然很多。据科学家计算，45克铀235（约有一个高尔夫球的大小）所放出的能量，约等于9000吨三硝基甲苯（TNT）炸药。但单是这45克铀235的力量并不足以完成整个连锁反应，一定要有相当的数量，即所谓“临界质量”，才能引发爆炸。当时还不知道确实数量是多少。此外，他们必须把铀分成两块，到引发时才让它们合到一起，构成临界质量。为了解决这许多难题，“曼哈顿工程”在新墨西哥州靠近洛斯阿拉莫斯市一个荒僻的平顶山上，设立了一个原子弹实验室，由奥本海默出任该实验室的主任。
新武器就在这个实验场地里进行最后的装配。保安措施非常严密，所有邮件要经过严格检查，来往电话一律受到监听。科学家一离开实验室，就有人如影随形般盯梢。其他设备的保护措施，也大致同样严密。所以从来没有一个德国或日本特务获得任何重大的原子研究情报。就是美国人也很少知道本国正在研究这种崭新的武器。
“曼哈顿工程”的人员研制原子弹的热忱，在大战期间一直没有减退。该工程投入的总经费达2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60亿美元）。1944年12月30日，格罗夫斯将军认为可以宣布他的时间表了。他在给马歇尔将军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第一枚原子弹将于1945年8月1日左右制成。”
杜鲁门面临抉择
当原子弹面临可供实战使用前景时，美国内部对如何使用它，产生了分歧意见。
在二战期间领导美国并决定研制原子弹的罗斯福总统，于1945年4月12日逝世，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当年4月25日，杜鲁门才被告知研制原子弹的详情。他被迫面临是否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重大抉择。
主管原子弹研制工程的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当时领导着被称为“临时委员会”的机构。这个机构由8人组成，包括3名著名的科学家在内。另外附有一个由4名科学家顾问组成的“科学小组”。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向总统提出原子弹的使用在政治、军事和科学各方面将会产生什么问题。
1945年6月初，这个委员会同马歇尔将军及“科学小组”开会进行磋商。史汀生在会上致辞：“我们有了一种新式武器，不久就可试爆，其破坏力是空前的。今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迅速胜利地结束战争。可以设想，新式武器会使我们握有压倒一切的力量。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使用这种新式武器，从长远的历史观点看，会产生什么影响。”
“科学小组”的成员、负责原子弹设计和试验的科学家奥本海默博士估计，爆炸1颗原子弹能杀死两万人。这个数字使史汀生大吃一惊。他插话说，目的是摧毁军事目标，不是平民的生命，例如，已列入轰炸目标的城市之一京都就不应该轰炸，因为它是个文化中心，当地的神社颇受人崇敬。
马歇尔将军毫不怀疑，为了迅速结束战争，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应该使用原子弹。但是他在会上却说，他也希望用不着扔原子弹，因为这样就会过早地把美国拥有的新实力暴露给苏联人，从而降低原子弹在战后的威慑作用。
午餐时，一名科学家在餐桌上问史汀生，是不是能用原子弹搞某种非军事的示威给日本人颜色看看，而不轰炸城市。对这种可能性，饭桌上展开了辩论。有人反对说，如果预先宣布要投在日本某个偏僻地方，携带原子弹的飞机有可能被击落。还有，如果示威性的炸弹不爆炸，那又怎么办？这样的可能引起的问题实在太多。如果在日本以外的中立地带进行爆炸示威，日本人可能认为这是假的。最后，大家的结论是，应该尽快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本土一个能明确显示其破坏力的目标，而不预先提出警告。
“临时委员会”的3名科学家同意这一结论。然而，其他一些参加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却感到忧心忡忡。为首的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德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博士。他和另外7名著名科学家联名给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如果美国首先将这个毁灭性武器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它就会失去世界公众的支持，造成军备竞赛，损害将来达成控制这种武器的国际协议的可能性。我们以为，如果能先选择适当的无人居住地区，向世界显示核弹的威力，那就能为最终达成控制这种武器的协议创造有利的条件。”
对于这份报告，奥本海默、费米等几位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场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起草了一份驳斥的书面意见，于6月16日也提交给“临时委员会”。书面意见中说：“主张纯粹的技术示威的人，认为使用原子武器是非法的，生怕用了它会在将来使我们的地位受到损害。但是其他人则坚信，要是立即在军事上使用它，就能拯救美国士兵的生命。他们更加关心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消灭这个特种武器。我们同意后一种意见：技术示威不大可能结束战争，除了直接在军事上使用外，我们找不到其他替代办法。”
当科学家对原子弹使用议论纷纷之时，政治家和军事家也在权衡利弊。
在华盛顿，史汀生部长和他的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当时正准备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举行一次关键性的会议，杜鲁门总统也将出席，以便决定是封锁日本炸得它投降呢，还是在日本的主岛登陆。麦克洛伊对这两种选择都不赞成。几个星期来，他一直私下与格鲁讨论对日作战的前途，两人得出同样的结论：应该让日本体面投降。
麦克洛伊主张总统应该致函日本天皇或铃木政府，一方面阐明投降条件，允许日本在立宪基础上保留天皇；另一方面威胁它，如果它不接受，那么美国别无选择，只好在日本使用新式武器——原子弹。这样有可能在不造成巨大伤亡的情况下结束战争。如果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和警告日本还不投降，那么美国不得不使用原子弹，道义上就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这个建议史汀生显然是同意的，他说，这样做才具有政治家的风度。
1945年6月18日下午3时30分，讨论对日最后作战方针的会议在白宫会议室举行。到会的有杜鲁门总统和他的私人参谋长、海军上将威廉·李海，两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上将和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上将。另一位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陆军航空兵部队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没有到会，由艾拉·埃克中将代表。史汀生抱病出席，他的副手麦克洛伊列席。
从马歇尔开始，杜鲁门一一征求意见。马歇尔坚持说，除了入侵日本主岛外，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他主张1945年11月1日开始在日本九州岛登陆，将出动美军部队766700人，伤亡会是惨重的。但是，他说光靠空中力量不能征服日本。代表航空兵部队发言的埃克中将证实这种判断，他说空军的轰炸并没有使德国人屈服。海军上将金也支持马歇尔。史汀生点头赞成。
杜鲁门接着征求李海上将的意见。李海向来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