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3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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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寻找摇篮”将是最富有人情味的、最能使这一代人惊心动魄的主题与口号。
……
然而，无论二十年以后的政策如何，最可以使人安慰的也许是，一般来说，他们将不会像溺爱他们的父母亲一样，去做父母亲。遗憾的是他们缺少榜样，因为实际上一个好的父亲或母亲，总是由一个好的儿子或女儿变成的，并且是以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为榜样的。
也许，他们根本不要孩子。
……
全世界都在议论《百年孤独》这本书。人们掩卷沉思，便会感受到作家对于生养他的土地和人民的沉沦与毁灭，是寄托了浓烈似火、绵长若水、沉重如山一般的挚爱之情的。我们除了回首当年、返顾历史外，又怎能不认真地多想想、多看看将来就是我们的后一代，他们也会回首的。
要告诉他们，这一块土地为什么可爱？
要告诉他们，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我们永远只是一滴水。
让孩子们从小小看一点金钱，重视一点精神。
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珍重别人的劳动，劳动是光荣的，不会劳动是一种耻辱。
被人爱和爱别人是相辅相成的，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没有没有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没有义务的权利。
缔造历史的事业是一点一滴做成的，是以真善美为铺路的基石的，是由家长们的一言一行为起点的，这样的事业只要持之以恒，便可以辉煌不朽。而在艰难地以心血培育出来的新一代身上，父母和园丁的灵光，将会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骄傲！
到了那个时候，如果他们大声地宣布：“我们曾经是‘小皇帝’，但，现在再也不是了”时，笔者与千千万万曾为之担心的人们一样，将会以无比喜悦之情与他们同声欢呼！
Number：1756
Title：庆龄和美龄
作者：李晚成
出处《读者》：总第63期
Provenance：演讲与社交
Date：1986。3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1981年5月22日，中国政府鉴于宋庆龄病情恶化，授权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把这一消息转告了旅居在美国的宋美龄。要闻一经发布，已经十分敏感的新闻界再次亢奋了起来。短短几天里，已经冷落了很久的关于宋氏姊妹的话题，一下子又成了报界谈论的热点。在此生死离别之际，宋美龄会不会舍弃几十年来的政治间隙做出超乎寻常的举动呢？只要稍微了解中华民族传统心理的人都知道，在一定条件下，故土情、骨肉情常常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更何况这事情又是发生在宋氏家族中一对年逾古稀的姊妹身上呢！
宋氏家族是一个按照基督教的理想和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纽结起来的大家庭。父亲宋耀如早年就加入了基督教。宋耀如夫妇对自己的家庭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希望大家今生今世互亲互爱，永不分离。他们全家八口人，在人生的归宿处宋氏墓地也造了八穴地；宋耀如的妻子临终前，曾要求女儿们永不剪发，她们姊妹三个就谨守母言，一直都梳着发。这是一种多么强大的内在聚合力啊！宋氏姊妹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聚合力的牵引，才在解放前的政治风云中，一方面和国民党保持着极深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也没有因为政治上的分歧而中断缠绵的姊妹之情。
青少年时代，是宋庆龄与宋美龄姊妹之间感情最纯真、最值得回味的一段岁月。1904年，大姐宋霭龄作为中国赴美的第一个女学生远涉重洋，进入了佐治亚州梅肯的威斯理安女子大学读书。为大姐的远行所鼓舞，庆龄和美龄在国内也积极准备留学的必修课程。庆龄长美龄五岁，生性沉静庄重，温文尔雅，美龄天真开朗，活泼自信，而且还颇有点贪玩。对此，庆龄总是以姊姊的身份督促着妹妹完成学业。但有时她也顺从妹妹纯朴天真，两人一起翻过家园低矮的围墙，在附近的田野上尽情地嬉戏，并肩坐在小溪边，向往着大洋彼岸的风光，共同憧憬未来的留学生活。晚上，她们又一起依偎在父母的身边，听父亲讲述过去种种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兴之所至，她们会和着父亲的男中音一起唱欢快的曲子。
1908年，十六岁的庆龄和十一岁的美龄终于学完了留学的必修课程，结伴登程。在她们的叔叔与婶母的护送下，也进入了威斯理女子大学，和阔别了四年的大姊重聚在海外。第二年大姊霭龄毕业回国，失去了庇护的庆龄和美龄则更加相依为命了。独立生活能力的增强，使庆龄变得更加老成、爱思考；对二姊的信赖，使美龄开朗活泼的性格在异国依旧焕发着光彩。1912年春天，她们收到了家里寄来的一份特别“珍贵”的新年礼物，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面中华民国国旗。从父亲的信中她们得知，这一年的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了，父亲和大姊他们都参加了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誓仪式。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姊妹俩高兴地拥抱在一起，跳跃着，欢呼着。她们把悬挂在宿舍里的清朝龙旗扔在地下，踩了又踩，换上了父亲寄来的新国旗。这一夜，姊妹俩怀着对新世界的向往进入了梦乡。
不久宋庆龄先于妹妹修完了学业，转程赶到日本，去探望和孙中山一起逃亡到那里的父母。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第一次违背了父母的意愿，在东京和孙中山举行了庄重的婚礼。这给一向看重家庭和睦的宋氏家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哀伤。然而在这哀伤之中，宋庆龄仍感到一种难得的慰藉，这就是在美国的美龄并没有站在全家人一边反对她，反而还对二姊敢于忤逆家庭的勇气表示理解。就这样，由于婚姻的纠葛引起的家庭纷争，使得庆龄和美龄之间的关系反而变得更亲密了。
然而宋氏姊妹儿时缔结的深厚情谊并不能一帆风顺地发展，尤其是在风云变幻的旧中国，一个深深地卷入了上层政治角逐漩涡之中的家庭，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要保持一尘不染，是难以思议的。1927年，宋庆龄和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导人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痛击蒋介石的叛卖行径，并继续呼吁国共合作。她写信给宋子文，希望在国民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得到弟弟的支持，可这时宋子文已经和蒋介石眉来眼去，并且还串通大姊宋霭龄一起怂恿小妹，让她和蒋介石结婚。愤慨之下，宋庆龄和宋子文之间的姊弟感情破裂了。
宋庆龄反对小妹同老蒋的婚姻，并不是对蒋介石的老衰和出身有什么鄙夷，而是对蒋介石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背叛国民革命的叛逆行径的极端憎恶。蒋介石作为敌人和妹夫的双重身份，在宋氏姊妹之间像是砌了一堵墙，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夫唱妇随的关系，宋庆龄和宋美龄之间的感情也开始变得微妙起来。政治上的沟壑使她们疏远了。有一段时间，宋美龄写给宋庆龄的信，都转手由秘书代笔。这样的关系，几乎是一直维持到抗战前夕。
1936年12月，中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宋美龄为营救丈夫，急得都快发疯了。就在这连连碰壁之际，她做梦也想不到，宋庆龄居然也反对何应钦轰炸西安的阴谋，主张释放蒋介石。事变发生第二天，宋庆龄从银行里提出了钱款，用电话通知孙科安排飞机，并约好何香凝，准备联袂飞往西安，直接去说服张学良、杨虎城。这种关键时刻伸出来的援助之手，深深打动了宋美龄。二姊深明大义，不计较荣辱恩怨的胸怀，更是令她钦佩不已，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宋氏姊妹冰释前隙，再度合作。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宋美龄不久也抵达香港。当人们惊奇地发现宋氏二姊妹一起在香港饭店露面时，顷刻间舞厅变得“有点像温布尔登市的人群一样拥挤”，只见“新近康复而容光焕发的”宋美龄和“穿着黑色衣服、头发光泽、两眼露出愉快神情”的宋庆龄，携手朝人群走来，那种温融的气氛，使一些亲历过这种场面的人，至今回忆起来仍难以忘怀。
尽管宋氏姊妹的感情得到了回升，但丝毫也没有改变宋庆龄对蒋介石的看法。有一次，宋氏姊妹的胞弟宋子良、宋子安到达重庆，蒋介石想为两个小舅子接风，建议宋美龄邀请大姊和二姊一起到黄山聚餐。宋美龄知道二姊对自己的丈夫没有好感，就说：“让我先问问阿姊再说。”随后，宋美龄马上打电话给宋庆龄，再三强调这是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家庭私宴。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下，依然婉拒了。这样，一次由蒋介石倡议的“家宴”，在宋庆龄的回绝下告吹了。宋庆龄的反感、冷淡，尤其是政治活动上的处处作梗，使得蒋介石对宋庆龄由恼怒发展到憎恨。在他的暗示下，特务们对宋庆龄采取的恫吓和威胁也逐步升级。对此，宋庆龄毫无惧色，依然在公共场所露面。但宋美龄却担心了，她打电话给宋子文说：“你关照他们（指戴笠）一下，不准在阿姊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我是决不答应的。”宋子文听到妹妹的声音既高，语气又严厉，马上就把这话转告了戴笠。这一下挤在蒋介石和宋美龄之间的军统局反而成了难人。不干吧，怕有负老蒋；干吧，又怕“夫人不答应”，更何况“夫人”也是“不好惹的”，真的“闹出乱子来，委员长还是拗不过夫人”。对此，戴笠也伤透了脑筋。以后，凡是牵涉到宋庆龄的事，特务们就一直有所畏惧，不敢胡来。就这样，在蒋介石这面“墙”的分界下，宋氏姊妹一边在截然不同的政治生活圈子里生活，一边又不顾政治藩篱的束缚，始终保持着亲密的骨肉深情，直到蒋家王朝逃到台湾，才云水相阻，天各一方，姊味间再也没有见过一面。
弹指三十年过去了。1975年蒋介石死后不久，宋美龄阔别了染指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舞台去了美国。1981年宋庆龄重病期间，嘱托童小鹏同志，请友人向她在海外的亲友问好。中国驻美大使馆也及时地向宋美龄转达了她二姊病危的消息。面对着这一切变化，照理说宋氏姊妹重叙骨肉情该是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宋美龄仍没有勇气跨出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多少年的离愁别绪，她不心酸，也不哀伤吗？长期孤寂地寄居在美国的宋美龄，看着自己的二姊安睡在亲爱的父母身边，遥望着绿草如茵，阳光和煦的宋氏墓地，那种“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故土情，那种千丝万缕的姊妹情，难道还能使她的心境始终平如秋水吗？
Number：1757
Title：图书文物大盗康生
作者：洁煊
出处《读者》：总第63期
Provenance：三月风
Date：1986。5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康生不仅是个极端阴险毒辣的野心家，而且是个国家文物珍宝的大盗。“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自己的职权，煽动青少年去“打砸抢抄”，自己趁火打劫，巧取豪夺，在浩劫中大发国难财。
据统计，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三十二次，窃取图书一万二千零八十册，窃取文物一千一百零二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康生侵占的这些图书文物，很大一部分是趁着一些老干部和知名人士在“文革”中被抄家的机会而窃取的，其中包括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九十六名知名人士私藏的书画。还有二十五个单位和三十一个仓库中“无主”户的查抄文物，有些也被康生纳入私囊。
傅惜华先生，“文革”前是中央戏曲研究院图书馆馆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是我国有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以多、全、好驰名中外，康生早就垂涎三尺。“文革”中，抄家风刚刚刮起，康生就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并且一再嘱咐：“他的书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惜华的书已经抄出被集中到国子监藏书库，顾不得让人代劳，赶紧亲自驱车前往。到了书库，一屁股坐在一个破木箱上，动手破捆挑书。就这样，傅惜华的藏书经过红卫兵一抄，转而流入康生之手，“破四旧”的“革命”也就完成了。
康生的占有方式，五花八门。试举几种：
一曰借条占有。这是“文革”前康生窃取文物的主要手段。
1956年，故宫博物馆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龟砚，被康生看中，说是“借”去看看，不仅久借不还，还被康生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据为己有。这种唐代陶龟砚留传下来的极少，国内外只有五件：河南上蔡县南唐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日本有一件，康生处包括从故宫“借”来的这件共有三件，这三件名砚都是无价之宝，被康生以编砚史为名，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库房“借”走。由于久“借”不还，不好入帐，只好为康生办了调拨手续，归康生所有了。
二曰无偿占有。
1969年7月8日，康生在文管处看到一本《百家姓》。他说“你看这本《百家姓》很有意思，这是清朝搞的，我从前有一本，不知谁给拿走了，找不到了，这本我拿走了吧！”就这样，这本清朝的《百家姓》让康生白白拿走了。
1970年5月2日，由康生打头阵，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伙，拥进文管处库房。他们像入了宝库，叶群和几个武夫争抢金银珠宝，康生、陈伯达则虎视着图书文物，各自占领一摊。他们觉得在管理人员面前，恐怕有失身份，又假惺惺地互相谦让，彼此赠送，最后各自带回，归己所有。这一次，库房的图书文物，几乎被他们洗劫一空。
一次，陈伯达从文管处劫走一件价格昂贵的青金石山子，康生得知后坚持也要一件。当时文管处库存已无此物，只好从外贸部门用一千三百五十元高价为他购进阿富汗青金石花瓶、青金石原料石山子各一件。康生分文未给就由他的老婆取走了。
三曰廉价占有。宋拓汉石经，据传是蔡文姬之父蔡邕书写，国内仅存三件，是异常珍贵的文物，而康生仅付十元就取走了。
黄庭坚真迹《腊梅三咏》，极其名贵，价值数千元，康生仅付五元就取走了。再如宋画院仿赵干起蛟图，价值千余元，康生仅付一角钱取走。此外，康生还掠走历代铜印及鸡血，田黄等名贵印章达四百多方，其中包括稀有的汉代陈宫、董永等名人铜印，也有现代陈半丁、齐燕铭等私人印章，康生都以五分钱到五角钱的折价掠去。康生很清楚每件图书文物的真正价值，若在国际市场出售，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件都能成百万富翁！”
四曰掠夺占有。“文革”前，大庆出土了一块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这是研究地质的珍贵资料，根据国家法令，应为国家收藏。但是康生分文未付攫为己有。不仅如此，他还挖空心思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另选精料配制龟形砚身。1970年初，康生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雇用了一百四十四个工，从山西开采了两方大紫石，因断层太多，未做成。最后，又从石家庄买了一块香油磨石才做成龟形砚身，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