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4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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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难懂，但如果把这和《弟兄》合起来看时，……《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五
周作人与大哥分手后的两年里，由于革命的惯性，他还着实地在战场上冲杀了一阵子，尢其在悼念刘和珍烈士的追悼会上，他曾以“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自死自死，所谓革命政府和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一联唤出了自己的声讨之音，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相呼应。可是，此事移去刚刚一年，他非但勇气锐减，而且还学会了苟安术，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就弄面太阳旗挂到屋顶上，意思无非是告诉别人，本屋主是日本侨民，希望勿要轻举妄动。1927年4月，张作霖进占北京，白色恐怖进一步加剧，出版了不少周作人作品的北新书局遭关闭，《语丝》杂志也被查封，周作人恐怕太阳旗下也难保安宁，索性避居到了日本武官的家里，赤裸裸地托起了日本人的庇荫。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凡是牵扯到国家民族的问题，周作人和鲁迅的表现就不尽相同。鲁迅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而周作人呢？一说起日本总是赞赏不已。在日本觅到情侣后，对这异国的感情益随之加厚起来，常常把东京比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由是，对鲁迅在日本从事的革命文艺活动，有时也显得热情不高。后来，随着时日的流逝，兄弟俩这方面的差异也与日俱增，鲁迅的骨头变得越来越硬，而周作人却依恋清静的书斋生活，于时事开始疏淡，再加上羽太信子那无休无止的享受欲，迫使他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讨生活的俗气促得他随遇而安的性格慢慢地恶化成了苟且偷生的变体。
鲁迅最早看出了这隐含着的恶果，心中焦急万分，在上海定居后他即对周建人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苦于无法和周作人直接对话，只得找周建人商量，表达了希望老二也到南方来的心愿。随后，他又写信给章廷谦，委婉地托章转告周作人南下。章廷谦看完信，感动得抚案叹道：兄弟已经分手多年，遇到风吹草动，还是那么关怀他，我想，倘若周启明（周作人）迷途知返，那一定将是“度尽动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憾的是，令章廷谦感叹不已的热力，在周作人身上仍然没有激起丝毫反响，以致使得鲁迅对二弟最关键的一次眷顾也被无声无息地撞回了，自此，兄弟俩天南地北，各走各的了。
六
也许是因为过去对三弟的关心有逊于二弟吧，自从鲁迅定居上海后，他给了周建人加倍的补偿。当时鲁迅也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近在咫尺的周建人经常随鲁迅一起和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学习马列主义，讨论中国社会问题。鲁迅同共产党人的交往，大多由周建人出头担任联络及掩护工作。瞿秋白被捕后，能和鲁迅、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是通过了周建人。其间，他在鲁迅的带领下，还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勇敢地投入了营救陈庚、罗登贤、廖承志等人的活动。
与此同时，鲁迅对三弟工作上和生活上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知道周建人因为娶了羽太信子的妹妹为妻，“所得的薪水，每月也要被八道湾逼去一大半。”为了调剂三弟一家的生活，鲁迅每周末要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餐，款待周建人夫妇。后来周建人由北四川路搬进了法租界，回去的路远了，总是由鲁迅掏钱雇车将他们送回。在孩子们的学杂费、医药费等款项上，周建人也都得到了大哥的慷慨周济。1932年初，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后，实行大批裁员，周建人亦未幸免。为了这件事，向来不愿求人的鲁迅，自当年三月到八月间，多次写信给老友许寿裳，托其央请蔡元培出面通融，最后使周建人得以复职。鲁迅的这般关心，使周建人在世态炎凉的社会少受了许多坎坷之苦。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恶化而与世长辞了，周作人在北京接到讣电后，没有前来参加追悼会。他哪里知道，大哥时常在惦念他，为他担忧，一直在考虑如何帮助他摆脱劣境，可憾的是直到逝世，尚无妥善方法。对于周作人的退隐和沉沦，在上海的党组织也没有等闲视之。冯雪峰找到周建人，表示自己颇有意去接近周作人，希望周建人能从中沟通。同时，还有许多朋友因华北局势吃紧，也希望周作人能离开八道湾来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其他一些书局都表示愿意养他。面对着这些热忱的援助之手，联想到大哥生前的意愿，周建人不禁热泪盈眶，马上给远在北京的二哥写了一信，信中恳切地转达了大家的热望。谁知，这封信同鲁迅过去的撞壁一样，也遭到了周作人的冷落。自此，周建人也与周作人断绝了来往。
七
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奉命南迁，校长蒋梦麟委托冯祖荀、孟森、钱玄同、周作人四教授留守北大。由于没了薪资收入，周作人只得整天埋入八道湾的苦雨斋里写他的小品。不久，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当时的伪教育总长汤尔和与周作人是同乡，为此竭力援引周作人出山。周作人再糊涂，也知道这事干系非小，心内疑虑重重。1939年元旦，两个自称是“中日中学”的学生持片来访时突然掏出手枪向周作人开火，子弹正好打在厚棉袍内的小棉袄的钮扣上，然后穿过破碎的钮扣打破了他腹部的表皮，虽然流血不多，但心中受到的惊悸却把周作人唬得半死。而后，周家宅邸的门口就被安上了岗。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人对不甘自投罗网的人多是采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对周作人是否也用了此策，笔者不敢妄加定论，但至少到了当年的八月，周作人正式下水附逆，出任了北大文学院长，而后又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自此在伪政权的陷井里越陷越深，终于到了“洗也洗不清”的地步。其间，他固然也做过一些类似掩护和资助参加冀东暴动的地下党员这样的好事，但汉奸文人的污点却是永远也无法洗脱了。
1945年9月，“肃奸”运动开始，军统奉命逮捕汉奸，当晚就向周作人宣布了逮捕令。周作人被解往南京，由首都高等法院审理。据说：“亏得教育部长朱家骅、原北大校长蒋梦麟从中周旋，并出示了当初委托周作人留守学校、保管财产的证明，才使对他的判决由死刑改为十四年有期徒刑。一直到1949年1月，周作人才被开释出狱。然而，也就是在他最灰暗的日子里，周建人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是兄弟一场，由于后期与大哥在亲疏上的差异，最后的得失竟是这样的迥然不同。
人毕竟不是草木，周作人在痛苦的反思中，恐怕也醒悟到了自己在兄弟相处中所犯的错误，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高，负疚也愈深，到了晚年，几乎是陷入了痴痴的眷恋之中而不能排遣。他在晚年所著的《知堂回想录》中，不知怎的又追述起了四十年前卧病西山事情。那一回，周作人患了肋膜炎，每到午后就发起了高烧，烧到晚间人几入昏沉。是大哥把他送进了医院，以后又让他去西山疗养，还不时抽身探望，并代他处理信件和诸般琐事。后来此书在香港报纸上连载，引起了国内外不少人士的关注，尤感奇特的是，在即将载完的当儿，周作人的思绪突然回溯到了童年，他写道：“大约是八岁以前，……那时在朝北的套房里，西向放着一张小床，这也有时是鲁迅和我玩耍的地方，记得有一回模仿演戏，两个人在床上来回行走，演出兄弟失散，沿路寻找的情状，一面叫着‘大哥呀，贤弟呀’的口号，后来渐渐的叫得凄苦了，这才停止。”读着这段寄意幽深的文字，使我不由地想起了先人在诉说童年时的种种寓意，比如，许多作家曾把它作为母爱的伙伴，用以来拯救堕落的人生。在这里，周作人是不是也用了这种含义，来洗刷自己后世的污浊，哀叹自己因衰老而无法蒙得重生的心情呢？
Number：2037
Title：“北京人”杂谈
作者：苏叔阳
出处《读者》：总第68期
Provenance：学习与研究
Date：1986。6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我是一株晚生的野草，秋天里才吐出第一片新芽。但我有块丰饶的沃土，这就是北京。不管我欢乐还是痛苦，北京总能给我以希望和沉思。这片土地里所含蕴的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积，以及在这沉积层上生长出的多姿多采的生活之花，就是我创作的源泉。
我喜欢北京人特有的心态。他们无论干什么，都表现得从容，好像心里有十成的把握。他们脚底下有牢靠的根基，这就是他们那充满自信的气质的来源。他们挺像一支极有素养、极为成熟的足球队，老是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关键的场次兴奋起来，作出不俗的表演。平时也许不大为人看好，那悠然的姿态，就让人起急。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北京人总能以最独特的方式震惊国人、世人，而成为推动历史车轮的动力。从近百年的历史来看，北京人的这种特色分外地鲜明。当腐朽的清王朝不能抵御列强的侵入，洋枪洋炮震响在帝王身旁的时候，一向似乎颟顸、麻木的北京人，却忽拉一下子跟上了义和拳。不管历史怎样评价它，它却突出地反映了不可侮的民心。这场斗争，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人民斗争的高潮。辛亥革命以后，北京是反动的北洋军阀的大本营，在全国革命浪潮中，似乎是个平静的旋风眼，令许多志士感到犹如沙漠似的寂寞。人心也仿佛冷硬如铁。可是，又是这北京，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和火烧赵家楼的行动，震惊了全国，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抗战前夕，北京屡遭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而北京人却以沉默对之，又让许多人觉得北方简直缺乏希望，然而，第一次在街上公然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的“一二·九”运动，又是爆发在北京。此后，芦沟桥的枪声，终于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1949年，北平的解放，又为新中国的诞生举行了奠基礼。而在史无前例的岁月中，最令人窒息的日了，北京人依旧以沉默待之，然而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爆发，又敲响了“四人帮”覆灭的丧钟，为新时期的到来发出了响亮的号角。当然，这一切都应当从历史的因素中去寻找答案。但是，北京人“不到火候不揭锅”的气质，却表现得淋漓尽致。别过于轻视和否定了北京人表面上的从容、冷淡、甚至于迹近麻木的表象、那只是地壳，内心里却翻腾着岩浆，总能在适当的时候喷涌而出。这从容，甚至可以看作保守，他们总要把事情在心里掂三倒四地盘算个够，有时候颇令先行者头疼，你掰开揉碎地讲个天花乱坠，听众还是漠然。不大轻易被发动、煽动、鼓动，是北京人的一个特点，北京人心里头的主意大了去啦。他们不大愿意去白白地冒风险，但一到了非掉脑袋不可的时候，又个顶个地把生死置于度外。你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有主心骨的成熟的人群。而且，其同化力还相当之强，甭管你来自何方，在京华住久，也得染上这毛病、这优点、这缺憾、这长处，这就要看如何分析这个资质，而为其定性了。不信吗？瞧瞧北京的足球队、篮球队，都有这特点：遇弱不强，遇强不弱，每每同外国球队争个你死我活，可在国内赛事上，那就指不定拿老几了。
这看来有点地域文化的论调，不合阶级分析的方法。然而，我以为是很有些道理的。生长在这片古都土地上的人群，那长城，那天坛，那故宫，那颐和园，就让他心底瓷实。可惜，北京的城墙拆了，无形中拆掉了北京人心里的一道屏障，让心气儿多多少少发了点儿虚。应当说，这是个失策。
然而，有人以为这资质实际上是大缺点，这种囿于历史的沉积，而缺乏锐进、冒险、开拓的精神，使北京人在改革中往往落在别人后面，甚至对于任何新事物都采取“泡”的态度，因而大大缺乏时代精神。
我以为这话是对的。然而，对北京人可不能着急，多少年、多少代形成的素质，三天两早上改不了。只要循循善诱、以实际作为语言的注脚，等北京人真地“揭锅”的时候，那准有震动天下之举。我信这个。
还有，便是北京人的宽容、豁达，很少地方观念。虽然因是外地人而被横加欺侮、诈骗的事情近来屡有发生，但从整体来看，北京人大概算最不见外欺生的人。甭管你来自五洋四湖，还是来自山野平川，大多不会受挤对、遭暗算，更不会像看猴儿似地围着你。北京人有底气，觉得自己有根，不会被人“异化”，相反地却可以把别人“同化”，不是用武力，是用精神，用文化，用饮食起居的习惯，用周到的礼教，用善眉笑脸，使你高高兴兴地认同你是个北京人。过去，许多长住北京的洋人，都说北京是最理想的居家之地，一个个长袍短褂地武装起来，随口说句：“您好！早上好，您遛弯呐！”一副陶然的表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驻华大使的夫人，幼年居家北京。如今还念念不忘童年的印象。在狂欢节上，演出一段儿“有旧瓶子换洋火”，满面飘起幸福的朝霞。
是，北京人常因此而心中自得，这不能不说有股子阿Ｑ气。可反过来，您能不承认，这里面有对深厚文化的自信和自尊吗？最自信自尊的人，才会尊重朋友。不管在什么地方。年轻人见了长辈，总要垂手而立，时刻准备着鞠躬。倘或一个男人竟同一个女人争竞，这男子在众人心目中，立地失去了男子汉的风度。当然，这是旧北京。时代不同了，男女老幼都一样，老人的称呼由“老人家”、“老爷子”、“老奶奶”而改为中性的“老梆子”、“老家伙”，男人与女人对骂乃至对打，这现象也普遍起来。但在社会观上，以此对者，怕还不多。到老北京人家去串门儿，假如不喝人家一杯茶，不问问人家老少的安康，客人叫失礼，主人则过意不去。把“您”字儿，时时挂在嘴边，“谢谢”跟“请回”准备好，外加有度的点头和鞠躬，适当的笑容，您就可以放心地会朋友了。茶馆、酒肆，每当你叫好了一壶茶，二两酒，别忘了对邻座的客人说一声：“您来这个？”真不真吧，您要让人家觉得亲切、温暖。五十年代的北京，许多有礼教，打千啊，作揖呀，已经没有，可问安、鞠躬还留着。内容也去掉了虚假而填充了真诚。以至于那时的北京获得了“世界上最干净、最有礼貌的首都”的美称。现在呢，不能说全都消失了，那影子还能隐约地瞧出来，至少中年往上的人还留有那些习惯。
再有，便是北京人的幽默。这幽默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一个不懂幽默，不会幽默的人，简直算不得北京人。幽默同耍贫嘴相近却也相远，根本不是一事。轻贱北京人的人，总以讥笑北京人的耍嘴而示自己的严肃与正经，却正好暴露了他自己知识结构中欠缺幽默这个重要的部分。幽默是有文化的表现，是痛苦与欢乐交叉点上的产物。一个人不经历痛苦、酸辛，便不懂幽默。而假如他没有充足的自信和希望，也不会幽默，他的苦便算白受。幽默，还是一种独特文华的独特表现。以中国之大，受苦人众多，但幽默感的强弱并不一致，便因为每个地方的文化，还有许多或大或小的差别。北京人最幽默，这大约是被公认的。相声这门艺术生产在这里也是文化所使然。相声是幽默的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