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7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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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贵的红外夜视镜，这是许多国家军队都没有的最新装备。

　　二

　　海盗活动自古有之，可说是海运业的孪生子。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关于地中海海盗活动的记载。罗马军事统帅庞贝曾建立专门的对抗海盗的舰队。一度失势的尤里·凯撒甚至被海盗俘虏过。以后他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调动了舰队把海盗在法尔玛库兹的巢穴彻底摧毁。

　　到中世纪，使航海者们谈虎色变的是以北非为基地的柏柏尔海盗。“唐吉诃德”一书的作者塞万提斯，在成名前就曾做过海盗的人质。他被关押多年之后，才由他父亲交付了一笔赎金，得以获释。

　　中世纪，海盗也不是欧洲独有的。亚洲东南部沿海、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地区也有海盗。总之一句话，在每条海上贸易通路上都有海盗。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佛教朝圣者就写下了有关海盗的记载。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印度沿海也碰到过海盗。

　　16~17世纪，新大陆的发现使加勒比海区海上运输异常繁荣，随之在这地区海盗活动也空前猖獗，矛头指向这一地区的“独家掠夺者”西班牙货船。

　　在这一海域，最早的海盗猎捕的对象主要是西班牙的平底帆船。这些船上装满价值连城的黄金、丝绸、宝石、地毯和香料……甚至还有会说话的鹦鹉。这期间，发生了海盗史上最大的一笔“买卖”，即所谓“利马大宝”案。事情是这样的：

　　1821年时，南美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斗争的著名领袖西蒙·玻利瓦尔率领的军队逼进了秘鲁首府利马。当时利马被认为是南美最富庶的城市，那里有无数的金锭、金币、印加人的金饰物、宗教神庙的贵重用具、项链、戒指、镶满宝石的武器、金像等等。由于起义军逼进，这批宝物装上英国的一艘两桅帆船“玛丽·基尔”号。该船来自英国的布里斯特尔市，由荷兰籍船长维尔亚姆·汤姆逊指挥，他当时以忠诚可靠闻名。“玛丽·基尔”号启航了，目的地是萨尔瓦多。一天夜里，汤姆逊带领水手们闯入客舱，杀死了押船的利马总督和利马大主教，船上升起了海盗旗。此后，这笔巨额财富的下落就蒙上了一层未知的暗影。当地盛传，这笔财宝被埋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可可索夫岛上。此岛在哥斯达黎加海岸西南不远处，有趣的是斯蒂文森的名著“宝岛”描写的就是这个小岛。

　　三

　　所有海上抢匪的目的都是劫夺财物，但其中也有些不同。海匪抢劫一切船只，只要能发财就行，而有一种私掠船，只抢劫敌对国家的船只，有的还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

　　二十世纪初，海上又出现了另一种海盗行径对商船和运输船实行水下偷袭，进而击沉。这种袭击都是为了本国的利益，而不是以个人发财为目的。从1914年夏季开始德国的潜水艇就开始偷袭协约国的商船和运输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这些水下强盗牺牲品的民用船只就达数千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水下海盗活动达到了高潮。1943年9月德国海军潜艇部队指挥官邓尼茨曾命令道：“禁止对被击沉舰船乘员的任何救援活动，如救出落水者、向其提供救生船只、向其提供粮食和淡水等等。这种救援活动直接违背海上战争的首要准则消灭敌方的船只和人员。“这一命令使法西斯德国的水下海盗们有了逃避良心谴责的正式理由。这些“钢铁鲨鱼”在大西洋和印度洋大肆撒播毁灭和死亡。它们也潜入里海和加勒比海地区。在北海地区它们也攻击苏联的商船和盟国的护航船队，射击那些在冰水中挣扎的海员，撞翻救生艇……

　　四

　　今天，海盗活动又如何呢？1981年夏天，一艘古巴船在巴哈马群岛附近发现了一艘“幽灵船”，它挂着满帆行进着，但不回答任何讯号。侧舷上布满弹洞，甲板上到处是血迹……后来查明，这艘帆船叫“卡利亚－Ⅲ”号，两天前它曾发出求救电报，说他们受到四艘无标志快艇的攻击。

　　比上述事件稍早些时候，在距哈瓦那仅70海里的海面上，儿艘标记不明的摩托艇追踪并用机枪射击一艘西班牙干货船“西那拉·阿兰沙苏”号。该船正驶向古巴，装有粮食、布匹和儿童玩具。很快船上起火了，船员们只得弃船跳海。但海盗们却早已安排好了一场“狩猎活动”，他们搜索落水者，并用爆裂弹一个个射击他们。

　　设在伦敦的国际海运组织在最近的一篇报告里写道，“有一切理由认为，海上抢劫活动是当今对海运业的最大威胁。”仅在最近两年就有193艘商船成了海盗的牺牲品。

　　80年代以来，非洲西海岸、加勒比海、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海域及地中海一带已被海盗们选为大显身手的地区。在这里，许多港口的银行、保险机构、海关甚至警察局里，海盗都安插有“自己人”。这些“内线儿”把装有贵重货物货船的航行情报透给海盗们。同时就在这些港口里，转卖商们几乎就在当局的眼皮底下，收购抢劫来的赃物。

　　在外海，甚至在碇泊场，常常发生流血的悲剧。海盗们肆无忌惮地使用自动武器、机关枪、甚至大炮。局势已严重到尖锐程度，以致国际商船船长协会专门印发了一份“指南”，告诉船长们如何对付海盗的攻击。

　　可是，这种“指南”的效用微乎其微。去年仅在马六甲海峡就有8艘日本商船遭到海盗的劫掠。其中最后遭难的是一艘油船，海盗们从船上的保险柜里抢走了几百万日元。东南亚地区的海盗最喜欢袭击吨位大而乘员少的日本货船，仅在1982年一年里，在这一地区就有11艘日本货船成为海盗的“口中食”

　　可见海上抢劫活动远没有消失。有人会问，是没有能力消灭海盗吗？当然不是了。那为什么至今消灭不了呢？看来原因在于：海盗活动的存在对某些利益集团是不无好处的。

Number：3485

Title：不仅是为了那块砖头

作者：张敏

出处《读者》：总第46期

Provenance：自学

Date：1985。1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渺小的人只能有一个渺小的理想。

　　为着这个渺小的理想，我奋斗了二十二年……

　　196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和几个都是十七八岁的新战士的战友，在营房后边的砖瓦窑上谈起了个人的理想。热血沸腾之余，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块砖头上，向上苍发了誓，然后把砖头砸得粉碎谁要是说话不算数，下场就和这砖头一样！

　　有两个战友说的理想是下决心存钱（那时我们在青海香日德当兵，每月有三十多元的津贴）。有一个战友要拉二胡，说将来最起码要在千人以上的晚会上为大家演奏。还有一个战友说，也要搞音乐创作，最少要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

　　轮到我时，我说我要当文学家！要写一个电影剧本，要在银幕上看到以我个人的名字编的剧。然后再写十篇小说，全要用铅字印出来。

　　这里面，数我的理想最“伟大”。当那块砖头被砸碎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

　　如今，二十二年过去了。当年名字写在砖头上的那几位战友都在一个城市里工作。有一次遇在一起，自然谈起了那场“砸砖立誓”的事，他们的理想都实现了。

　　存钱的，临退伍时存到三千元以上。不过他们现在并不怎么富裕，因为那些钱都花完了。

　　拉二胡的那位，果然在他们工厂举办的千人以上的晚会上，上过两次台，也确实得到了掌声。

　　早在1965年，那位搞音乐创作的战友就在《解放军歌曲》上发表了一首队列歌曲。

　　这其中，唯我最苦。那次砸砖起誓之后，我便一个心眼写电影了。我的工作是在远离村镇的青海高原的荒滩上看管犯人。这里没有新华书店，也没有图书馆。我手头只有一本《电影文学》，反复看了几十遍，便开始写一个《岳飞》的电影了。不久，我收到了八一厂编辑寄来的封信，告诉我《岳飞》已有人写过了，并让我从生活出发，写一写自己身边的事情。我把这封盖有公章的信象圣旨一样看了一遍又一遍。

　　有一天，我到监狱里去，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犯人正在画一副监狱里开晚会用的布景。那人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因为右派问题判刑15年。我得知他有一个儿媳妇在《电影文学》当美术编辑；提笔便给她写了一封信，随后寄上了三百元。一个月后，我牵了三匹马，从40公里外的邮电所驮回了一公尺高的六叠子杂志。那些书刊杂志解开来，足足有一个立方。

　　我把这些书全部藏在床下边，抽出每天能够抽出的全部时间，每天看三本。把自己认为好的剧本、好的评论撕下来，另装成册。有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用自购的打号机，给《优秀电影剧本选》上打号、编目、装订时，有人叫我去接电话。临走前，我交待我旁过那个外号叫“骚鼻子”的战士，不让他翻我的东西，他答应了。赶我回来后一看，头都气昏了。他把我好不容易才整理在一起的剧本呀，评论呀，全都翻乱了。他没有什么文化，只是在里面找美人头。我一看，气不打一处来，便大声喝道：

　　“不让你乱翻，你手贱什么？”

　　“翻了怎么样，能判劳改么？”

　　“你再敢翻一下？！”他满不在乎，顺手拨了一下，那些单页便飘了一地。我眼睛红了，回身抓起一支枪，顺手上了刺刀，朝着他的大腿刺了过去。只听见“妈呀”一声，他倒在地上了。

　　这是星期天的早晨，宿舍里有一个排的战士。有的下棋，有的看书，有的洗衣服。听见这一声不是平常人喊出来的喊声，都站了起来。我背靠着枪架，顺手抓起了一颗手榴弹，并且拉出了导火索。当时我想，去他妈的，咱一块死吧！我看见所有人的脸上都失去了血色，所有的眼睛都不打闪。

　　在这个当口，副排长开了口，他是朝鲜战场上下来的老兵，见过大场面，他并没有看我，而是看着躺在地上的那个“骚鼻子”，高声骂道：

　　“这货早该枪毙了！翻，翻！打死他活该，朝他脑袋上戳！”

　　这明显是向着我说话，我激动的要流眼泪了。他一眼也没有看我，几大步就走到“骚鼻子”面前抬起脚去踢他。猛地，他返身抱住了我，一只手牢牢地抓住了我拿手榴弹的那只手。抓的那么有劲，我动都动不了了。他大声喊：

　　“快来，给我捆起来！”

　　据说当时最轻的处分是要打发我回家的。团政治处主任在会上说，这个战士要学习，将来想当作家，这不是坏事。过去我们没有过问这件事，干部们有责任。把他留下吧，给他点条件，说不定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呢。

　　第一条是我必须给“骚鼻子”道歉，求得他的原谅。我遵照执行，买了礼物，到卫生队去看他。一见到他，我哭了，他也哭了。他说：“张老兵，我再也不翻你那些宝贝了，我撕下来的那些漂亮女人像都还给你，你再不要用刺刀戳我了。”

　　我真是后悔极了。我恨不得碰死在他面前，求得他的原谅。我的头在床头上碰烂了，但心里面说，我一定要当文学家，只有当了文学家才能对得起他们！否则，我还活着干什么呢？

　　部队首长原谅了我。战友们原谅了我。只给了我一个行政警告处分。主任还风趣地说，只要你当了作家，把部队的好人好事写出来，将来我给你撤掉这个处分。

　　连里腾出来一个洋芋窖，支了一个床板，每月到司务长那里领三斤煤油，发给我一盏马灯，允许我早起晚睡，到洋芋窖里看书。

　　这件事传到师里。师宣传科每年给我参加一期创作学习班的机会。三年后，那些书看完了，等于上了一次大学的中文系。我写了七个电影剧本，虽然一个也没有被采用，但是许多制片厂都说我的剧本有点苗头。我为师团演出队写了许多节目，演出了，还得了奖。临退伍时我那个处分果真撤掉了。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1968年退伍，被分配到一家化工厂当了工人。我没有写出一个被采有的电影剧本来，也没有发表过一篇小说。我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变成铅字。

　　1974年春天，区上请了一个作家，给全区的业余作者讲课，我也弄到了一张票。去得迟了些，小礼堂已经坐满了。守门的一位老兄看了看我的模样说：

　　“这里面是讲课，不演电影。听课的都是作者，你是作者吗？”

　　“我，我写过电影剧本，写过七个。”

　　“放映了吗？”

　　“没有。”

　　“发表过作品吗？一首诗也行。”

　　“没有”

　　“那不算作者。写过电影的人多得很，没有拍，屁都不顶！作者是见过铅字的，你连铅字都没有见过，算什么作者？”

　　我看着他的宽边眼镜，咽了一口唾沫。

　　“请你记住，十年后，我给你讲课！”说完这句话，我返身就走。

　　我重新给自己订了一个目标：今生要写一部电影，改编的不算。写一百个短篇小说，全部要发表。写三个中篇小说，再写一个长篇，当然也要发表。

　　第二年的夏天，有几位作家在我厂深入生活。他们看了我的一些习作后，认为我还有出息。有一天，我们到街上闲走，时值中午，便来到西安解放商场的一家茶馆里喝茶。闲聊时，见那茶馆全是用报纸糊着墙壁。他们说，找找看，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文章？

　　我不动，一动也没有。他们果然都找见了自己的文章。羞愧呵！我站着和人家一样高，吃饭和人家一样多，年龄也不比人家小多少，怎么脸上这样的无光彩？

　　人是应该有些尊严的。要常常知道害羞才行！那天晚上，我写了一篇散文《献给母亲》，第二天又写了一篇《蚕女》。

　　我的小木箱里，已经有十几斤“作品”了。如今又添了两篇。放着吧，当时那一套创作方法。放着吧，当时那一套创作方法，我格格不入，文学杂志几乎没有。我还有个自己的想法：没有稿费，我绝不投稿。

　　为钱么？是的。我花了那么多钱，得把本捞回来才行。没有稿费，等于不承认作者的劳动，我不干。

　　1977年冬天的一天，我在路上碰见了作家丁树荣同志，他告诉我要实行稿费制了。

　　我当晚拿出了《献给母亲》和《蚕女》，久久徘徊在邮电大楼的门前。寄还是不寄呢？可怜搞了十几年创作，还没有正式投过一次稿。过去那些剧本什么的，都是通过组织寄出去的。竟不知怎么个投稿法。我想到：寄，无非是不用，又不犯法。寄给哪家呢？反正是发不出去，寄一家大的试试。

　　一个多月后，有天早晨，我正在车间干活，厂政治部来了一个干事让我到政治部去一下。

　　大家都紧张了。我镇静了一下，想想最近干什么坏事没有？两天前我曾用饭盒偷过厂里一点水泥回去做花盆，莫非被发现了？反正再也没干过什么坏事，就硬着头皮来到政治部。那干事脸上一抹平川，半天才问：“你是不是给什么报社写过文章？”

　　我赶忙点点头。他说：“写的什么，为什么不汇报？”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来说：“人家来函调查你，看你和‘四人帮’有没有联系？”

　　我这个小蚂蚱能和“四人帮”有什么联系哟？

　　他并不让我看那表格，只是说，把原稿拿来审查一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