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是非曲直 作者:文显堂-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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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传部接到林彪的信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考虑到林彪的面子和顾及党内团结，同意将信的前面几段和最后一段删去，并将《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此，在《毛泽东选集》里再也看不到毛泽东写长信批评林彪的内容。直到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问世时，此文的题注才再次真实地写道：此文是毛泽东当年写给林彪的一封信。
毛泽东这封回信的第一部分写得很长：
林彪同志：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有些事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贡献给你呢？
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着。现在我想到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行动问题。我以前颇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的革命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得来，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相互争夺的殖民地一件事认识清楚。
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勉励林彪振作起来，丢掉悲观情绪，迎接革命事业对他的选择，不辜负他本人对林彪的厚望。毛泽东写道：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眺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一次，毛泽东没有这种激情了，而只有激怒。他决定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然而，毛泽东又一次宽恕林彪的同时，竟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断定这封信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认为林彪是在比他年长八岁的彭德怀煽动下写成这封信的。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对中央“不满”的错误。
彭德怀对这飞来之祸采取了不抗辩、不申明、日久自然明的态度。因为他考虑到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不宜计较个人得失，遂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在困难中有过牢骚，由于鲁班场、习水两次战斗没有打好，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意见，这是不对的。”
接着，彭德怀又说：“我们应当坚决拥护新领导，继续北上，与四方面军靠近。”
彭德怀的话是真诚的，他想用真诚的心去换取毛泽东对他的真诚理解和信任。可他当时没有想到，毛泽东对此事却耿耿于怀，在以后的24年中讲了4次，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成了彭德怀的罪状之一。
那么，毛泽东当时为什么对彭德怀产生这种疑心？这也是事出有因。
在这之前，当时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和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共同署名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反映了彭德怀同刘少奇谈到的关于部队指战员因连续作战而产生的一些思想负担和过度疲劳的情况，以及不同意进行鲁班场和习水战斗的意见。
毛泽东看过这封电报后，并没有引起他的不快，认为提建议反映问题是每个人尤其是每一个指挥员应有的权利，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然而，到了会理接到林彪的信，他就感到事情的复杂性了，认为林彪的信不是孤立的，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这个挑战者不是林彪，而是彭德怀。
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曾经给他过难堪。
读者也许没有忘记，在1932年红军准备攻打赣州，毛泽东极力反对红军去硬碰硬，但没有说服大家，在无奈的情况下，就建议让在前线的彭德怀回来介绍情况，他希望彭德怀通过介绍情况来证明他不能打赣州的主张是正确的。结果，彭德怀也主张打赣州，当时使毛泽东十分难堪，他也因此在后来宁都会议上遭到了批判，并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改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从此陷入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这件事，毛泽东恐怕不会忘记，也许从此对彭德怀有了疑心。不然，他为什么如此断定是彭德怀煽动林彪写了这封信呢？
林彪明知不是那么回事，对此却缄口不语，俨然是一个受害者，这就更使毛泽东坚信不疑了。
其实，毛泽东当时不仅怀疑彭德怀，还怀疑张闻天到三军团去与彭德怀勾结反他。这种怀疑是毛泽东听了个别人的猜测和判断而引起的。也正因为如此，在会议上毛泽东并没有直接批评张闻天。但这种误解埋在毛泽东的心里，直到延安整风时才挑明。在1941年6、7月间的一次小型谈话会上，毛泽东批评张闻天的缺点，特别提到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说张闻天“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指挥”等。对此，张闻天当场表示“保留”。
张闻天后来回忆说：“当晚回家后，关于这件事情曾写了一封申明信给毛，但后来没有发出，想事情没有旁证，说也无用。”
到了1943年9月，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及此事，张闻天这回才认真对待。他利用许多同志在延安的机会，做了调查取证工作，在随后写的“整风笔记”中作了澄清：“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某同志的造谣！（林、
彭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至此，这一误解才算消除。
当时，毛泽东找到了问题的根子，因而批评林彪时，毛泽东的语气变得柔和多了，他说：“这段时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不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了国民党的追兵了吗？不是实现了原定计划渡江北上了吗？下一步棋，就是研究如何同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会合。为了实现总的战略目标，我们多跑点路，走了一些弓背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值得发什么牢骚？讲什么怪话？天下的事，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这样做，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但转了一圈，事情又办成了。总之，遵义政治局会议后，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要相信，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
从毛泽东这番话中可以看出，他没有忘记他曾经给林彪写过的那封信，依然是语重心长。
林彪闷坐在条凳上，斜视了毛泽东一眼，解释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
没等林彪继续讲下去，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毛泽东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说林彪不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回事。
其实，毛泽东说错了，林彪虽然年轻，但对政治斗争也颇有研究了。
其实，毛泽东不是说给林彪听的，而是说给彭德怀听的，那意思是说你彭德怀不要利用林彪的无知来对付我。
这场风波，以毛泽东那句“你是个娃娃”的话平息了。
中央红军继续朝着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标前进。
毛泽东与张国焘握手在即。
暗渡陈仓
从会理出发，中央红军过彝族区，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已抵达夹金山脚下，过了夹金山，便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四方面军也早已渡过了嘉陵江，并派李先念率领三十军及九军各一部，正西进小金山地区，扫清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
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终于快要到来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官兵都在盼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这两大红军的主帅毛泽东、张国焘都在加紧思考着会师后的一切。他们两人都是中共的元老，经历了不平凡的岁月，如今，兴许各自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相会后，他们能接受彼此的改变吗？
两颗心照不宣的心
毛泽东与张国焘是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相识的。作为地主的儿子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的注册学生，而毛泽东则是一个无着落的兼做图书馆助理员的旁听生。他们的风格和背景相距甚远。张国焘瞧不起毛泽东，说他脱不了湖南的土气，而毛泽东看不惯张国焘的目中无人、自以为高明的那种绅士派头。久而久之，彼此之间就产生了一些互不信任的情绪。不过，后来他们也有合作的时候。那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党要重视农民运动问题，张国焘对此是持赞成态度的，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他（引者注：指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当然，这已成为历史。在时隔多年之后再次相会，他们之间会是合作多于分歧，还是分歧多于合作？现实实难预料。不过，到眼下为止，两人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是明摆着的：
当毛泽东得知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以“肃反”的名义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干部时，毛泽东认为他是一个血腥味极浓的人物。
当张国焘了解到毛泽东的战法时，就认为他是陷入了“游击主义”的泥坑。
当毛泽东得知张国焘在北川、茂县、理县一带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成立了“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时，毛泽东说：“这又是张国焘的创造发明。”
当张国焘得知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时，他认为遵义会议不合法，决定应该修改。
……
尽管如此，命运又将要把他们拉到一起。
毛泽东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张国焘自认为自己应该是共产党的领袖。的确，张国焘属于党内的元老派，他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他还是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
1931年3月中旬，张国焘以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身份，来到鄂豫皖苏区，同他一起来的还有沈泽民与陈昌浩。从此，张国焘开始了他的五年游击生涯。
红四方面军在蒋介石第四次大规模进攻面前，最终撤出这片血肉相濡的土地，不得不作开发川北新苏区的千里之行。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辗转来到巴山蜀水，一切又得从头做起。终于又开辟出一片新的苏区。
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入川之后不久，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红四方面军采取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在长达10个月的艰苦战斗中，红四方面军以付出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换取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歼敌8万余人的重大胜利，使川陕苏区空前扩大。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至营山、渠县，北迄陕南的镇巴、西乡、宁强，总面积达42万余平方公里，建立了23个县和1个市的苏维埃政权。此时，红四方面军已从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余人发展到4个军、8万余人，成为红军中一支强大的劲旅。
张国焘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撤出瑞金的消息，他就开始意识到中央红军处境不利，后来他听说中央红军北上四川西北部，估计到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定会被拖得精疲力竭，而他的部队却养精蓄锐，兵强马壮。因而，他在动员一切力量，迎接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到来。同时，他也在想，你中央直接领导下的红军失败了往外逃，肯定是中央的路线错了。而我的部队却越来越强大，证明我的路线是对的，现在到了我挽救红军的时候了。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张国焘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便挥师西渡嘉陵江。
在渡江准备过程中，他就对陈昌浩说：“其实，策应一方面军，可以说是一个战略行动。”这言外之意便是他要乘此机会来挽救一方面军。这在他看来确实是一个战略行动。
作为中共元老的张国焘，当他意识到中央红军是因为失败而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的时候，产生“挽救”中央红军的想法是必然的。然而，挽救党和红军的使命已经由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担负起来了，并结束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党和红军的命运已经开始出现转机。一旦会面，张国焘将如何面对这一切？此时，张国焘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想到了要实现自己的“挽救”使命。
毛泽东呢？
毛泽东也是中共的元老，参与了党的创建工作，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他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张国焘，虽然他没有到过莫斯科，更没有见过列宁，但他摸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只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挤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他的主张无法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如果他一直领导着中央红军，也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但历史没有“如
果”，毛泽东只能受命于危难之中。目前他率领的这支军队，是他从生死线上拉出来的，已经是“骨瘦如柴”。
毛泽东举目远眺，那夹金山顶上的千年积雪，使他心里不免有些惆怅，他意识到，红军不仅面临着蒋介石的追剿，也面临着恶劣自然环境的挑战，因为红军就要翻越这座雪山。他默默地摇了摇头。是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也是不得已而选择了这条北上的路。
想到北上，想到两军会师在即，毛泽东心头萦绕着一个问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形会如何？一个是久经休整，兵强马壮；一个是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张国焘将如何面对这种反差？为此，毛泽东指示林彪所辖红一军团要主动搞好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团结。他亲自为一军团拟定了三条标语，供两军会师后用：
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欢迎张主席！
这三条标语，向我们透出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第一条标语“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本来中国工农红军就是一家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这不会有什么误解，从目前两军官兵的情绪看，都在盼望着会师那一刻的到来，因为他们都知道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看来，毛泽东拟定这条标语是要告诉张国焘，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哪一个人的军队。那么，毛泽东拟定的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