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是非曲直 作者:文显堂-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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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那就给弼时回个电，可以开个会，同时也电告共产国际。”毛泽东说完就去忙别的事情了。
然而，这个会直到1938年才召开，但那时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央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不是张国焘，也不是王明。尤其是当时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党内的政治分歧烟消云散：
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就这样，实践充当了“包公”，裁定了真理在毛泽东手里，而任弼时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但此时的实践还没有作出最终的裁决。
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
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战略行动开始了。
红军不得不再次北上的事实，客观上说明了南下北上之争的是非对错。
然而，张国焘还是放不下面子，不敢承认他的南下战略的彻底破产。早在1936年3月，四方面军在道孚召开干部会时，张国焘在所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中，就花费了很多口舌，来说明当时南下的正确和此时四方面军的准备北上与当时中央的北上“逃跑”的不同。他振振有词地讲道：
这里来说我们南下的意义吧。
在一、四方面军未会合前，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是打退却战。可是当时党的领导同志非常怕羞，把这一铁的事实掩盖起来，不敢说自己受了打击，自己在退却，反而说自己胜利了。
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张国焘接着在为自己已经失败了的南下主张进行辩解时，却又把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的事拿出来证明他的南下主张的正确。他说：
或者有的同志可以这样的提出问题：南下到底没有站好久呀！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还不清楚么？中央苏区稳定了四五年。结果主力红军还是退出了苏区，鄂豫皖、湘鄂西、川陕等苏区发生同样的现象。……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
看来，事实在张国焘手里像泥团一般，可以为我所用地任意捏来捏去，结果还是不能自圆其说。听者也就觉得很勉强，都在心里问，究竟是谁“非常怕羞”而不敢说自己受到了打击，遭遇了挫折？
张国焘见与会者的眼里充满着疑惑的目光，便把话题一转，说：“至于我们此次的北上，是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以后，我们主动地向北发展，这当然不能与他们的向北逃跑同日而语。”
但无论怎样，失败者的辩解都是无力的，尽管张国焘也能算得上是一个演说家，也同样如此。不过，说来说去，他的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南下是为了北上，北上是南下的必然。因而，他的北上与毛泽东的北上是不同的。
看来，张国焘已经是铁了心地要北上了。
确实，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于7月1日开始实施共同北上的战略行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军事和政治形势都发生了变化。
这时，林育英等早已批准西南局成立，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
这时，四方面军已经是第三次越过雪山，跨过草地，进入甘南地区。
这时，四方面军已由当初的8万多人，减员到3万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伤病员。
这时，陕北频频来电，告之西北抗日局面即将实现，战略基本方针，已由“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
这时，陕北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已经开通多时，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这时，张国焘周围的人开始分化。陈昌浩与张国焘顶牛已不止一次了。
这时，张国焘对于与一方面军再次会合，心有余悸。
这时，蒋介石正在调集重兵，对红军进行新的“围剿”。
这时，陕北中央已经与张学良达成了握手的默契。
因此，早在8月中旬，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就今后的战略方针致朱、张、任说：“一、二、四方面军，有配合甲军（引者注：指张学良的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
苏联与外蒙早已达成军事合作协议，苏联军队可以入蒙。因此，在具体步骤上，陕北中央要二、四方面军占甘肃和青海。在此以后，“12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甲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趁结冰期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
当时，张学良东北军的一个军驻兰州，有接防河西三州的便利。所以，陕北中央把打通苏联的着眼点一直放在宁夏。蒋介石大军压境，红军只有这一条出路。
就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政治漩涡又起。
9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等给朱、张、任来电称：“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援助。”来电还说：
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一）一方面军主力9、10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10月底或11月初开始从同心城预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12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保卫陕甘北苏区。
（二）四方面军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接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
这封电报的中心意思是要四方面军占领西安至兰州公路及其附近，阻止胡宗南前进。
陕北中央的意图很明确，控制宁夏和甘肃地区，北出内蒙，从而获得苏联的援助。
接到陕北方面的电报后，朱德、任弼时积极主张按陕北的意图，组织静会战役。
张国焘这时却提出西入青海，绕道甘西，背靠新疆，打通国际路线的主张。
分歧再一次出现。
9月16日晚，张国焘以西南局书记名义，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西南局会议。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陈昌浩、傅钟等人参加。徐向前当时在漳县四方面军指挥部，没有参加会议。
会上，除朱德、任弼时等都同意北上，这是张国焘早已料到的事情。然而，出乎他意料的却是陈昌浩也同意执行陕北方面的电报指示，拒绝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自从林育英回到陕北后，陈昌浩的态度有很大变化，并不处处听张国焘的，而对陕北取支持态度，因为情况越来越明显，陕北中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同时，他也看出了张国焘不愿意同陕北的中央和红军会合，想自己单独开辟一条接通苏联的路线。他觉得张国焘这样做，四方面军就会受到莫斯科的歧视。这一次，他同张国焘争论得面红耳赤，并要张国焘立即去陕北解决党内争执问题，几乎弄得张国焘下不了台。
就这样，张国焘西进青海的意见被否决。
18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发布静宁、会宁战役纲领。规定四方面军先机占领静会间的西兰公路，配合一方面军在这一地区夹击胡宗南。
但一方面军兵力有限，抽不出更多的兵力配合四方面军执行夹击任务，只决定陈赓的红
一师向静、会出动，策应四方面军行动。这样就主要依靠四方面军迎击胡宗南的大军。
对此，陈昌浩劲头十足，徐向前勉为其难。任弼时会后即随二方面军东去陕南，张国焘在岷州会议一结束，就气呼呼地去了漳县四方面军指挥部，留下一个朱德在岷州红军总部部署部队行动。
岷、漳相隔不远，当天张国焘就赶到了漳县，但肚子里的那股气还没有消下去。
张国焘来到设在漳县城内一幢官绅宅第的四方面军指挥部。指挥部的人见张国焘来了，急忙把他迎进作战室旁的一间房子里。这是房主人的一间客厅，布置比较考究，古色古香。
张国焘一屁股坐在一张红木雕花椅上，喘了口气，便急忙叫人去找徐向前、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
不一会儿，徐向前等陆续到来。他们见张国焘情绪不佳，也不知是何原因，都不作声。
“张主席，总部的事忙完了？”徐向前耐不住这沉默，先开腔问道。
“我这个主席不干了，我干不了啦，让陈昌浩干吧！”张国焘没有回答徐向前的问话，而一下子直起身来，气愤地喊着。
在场的人都感到十分突然，一边劝说，一边忙问是怎么回事。
张国焘见大家都十分关切，就把岷州会议的情况说了一番，接着说：“四方面军这支部队，从鄂豫皖以来，是我看着发展起来的。就像一个小娃儿，是我们大家一手拉扯大的。现在，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让四方面军独自在西兰通道上去与胡宗南打，这不是往绝路上引吗？”
话到此处，他想起了陈昌浩的异常表现。
“四方面军一北上，昌浩就跟我顶。”张国焘伤感地说，“他要靠近陕北他们，我现在是该被甩掉了。”
张国焘说着，竟然悲从中来，伤心地掉下了眼泪。想起那个成立“临时中央”的事还未了结，陈昌浩现在又随人家的指挥棒转了。这使张国焘感到前途黯淡，带有几分凄惨的语调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去蹲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他们会让陈昌浩搞的。”
听着张国焘如此道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陈昌浩不对，安慰了张国焘一番。
“张主席是西南局书记，战略决策你应该作主。”李特如此给张国焘打气。
“静会战役，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来，情况有了变化，怎么行动，还可以继续商量嘛。”徐向前也只能这样安慰他。
张国焘听着大家的话，情绪马上好起来了，他进一步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北上静会地区，在西兰通道上与胡宗南作战，我们久疲惫，胡部养锐多时，装备精良，不但在兵力上比我们为优，而且这一带地形开阔，交通便利，也于敌有利，于我不利。另外，四方面军继续北上，陕甘北地瘠民贫，一方面军部队的给养尚且困难，我们数万部队挤在一起，就食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要谈发展了。如果我军西出青海、绕道兰州以北的河西地区，既可以背靠新疆、打通国际路线，又可以策应一方面军夺取宁夏……”
对张国焘的分析，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表示赞同张国焘的意见。于是，对四方面军的行动重新作了部署，并电告朱德、陈昌浩来漳会商。
朱德接到张国焘改变部署的电报，大为吃惊，他在从岷州出发去漳县之前，发出3封电报：一封给张国焘，对他改变西南局的决定感到“深为可虑”；一封给陕北的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及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说明静会战役计划“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并表示对此“我不能负此责任”；另一封是给四方面军的其他不在漳县的干部，要他们到漳县重新开会讨论。
张国焘以辞职相威胁，达到他西进的目的，终于奏效。
陈昌浩赶到漳县，见其他人意见一致，也表示同意。
下午，朱德赶到漳县，便立即开会，绝大多数人同意张国焘的意见，朱德无奈，只得表示服从会议决议，但要求立即电告陕北林、张、周、毛等。
张国焘见自己的主张被通过，便一面命令部队行动，一面起草电报告陕北：
毛、周、彭并贺、任：
（甲）我们完全同意国际指示，实现红军主力进到宁夏及甘肃北部。
（乙）并具体实现一、二、四方面军在这一地区的会合。
（丙）估计到一、二方面军能够牵制的敌力和四方面军的实力，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
……时机急迫，千祈采纳，并告国际。
朱、张、徐、陈
22日22时
张国焘在这封电报中，主旨是四方面军先渡河西取甘西，然后以一部兵力配合一方面军主力取宁夏。
看来，张国焘执意要从新疆先打开通往苏联的路线。
电波载着张国焘的这封电报，飞向陕北。
毛泽东一看这电报，火了：“张国焘的老毛病又患了。”
此刻，怎样“火”都没有用，毛泽东随即冷静地对张闻天说：“赶快给张国焘发电报，劝一劝。”
于是，立即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三人的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陈述利害关系，指
出向西北发展的重点是宁夏，不是甘西，国际答应的援助也只说了红军到宁夏后从定远营取，没说到甘西去取；国际同意红军先从乡村道路去定远营，取得苏联飞机大炮后再攻打宁夏，甘西的城池，特别是甘、凉、肃三州城池坚固，非大炮难以攻克；一、四方面军分别攻宁夏和甘西，可能顾此失彼，被敌人各个击破……
电报发走后，毛泽东又觉得张国焘的这一行动，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因素，有他的政治目的。便接着又于9月24日，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毛泽东联名给张国焘去电说：“弟等与国焘间之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于内部团结，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国焘兄对弟等有何意见，弟等均愿郑重考虑。”并表示，“以布尔什维克精神开展自我批评”。
这是陕北第一次给张国焘以许诺和安慰。
张国焘接电后，立即与朱德、陈昌浩、徐向前联名去电陕北林、张、周、毛及二方面军贺、任等，这封电报仍坚持西进主张，认为甘北有更多道路通外蒙和新疆，与苏联联系更为有利，因此占领甘北更为重要；同时认为四方面军占领甘北，可将胡宗南北引，更有利于一、二方面军合力占领宁夏。张国焘的意思很明白，他要自己到新疆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当然，这封电报在政治上也有了重大转折，那就是张国焘承认陕北中央的领导地位：
关于统一领导问题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的艰苦奋斗的今天，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张闻天）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
从此，陕北开始以中央的名义指导全党。
张国焘虽然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一种高姿态，一反前一段“只同陕北发生横的关系”的态度，承认中央的领导地位，但他仍顽固地执行他的西进计划。也就在同一天，他又给毛、周、彭去电说：
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此计划实施。
于是，入甘后的西进与北进之争已最后摊牌了。
党内政治斗争又一次通过军事行动上的分歧而白热化。这是张国焘以辞职相威胁压制了四方面军内部分歧后，必然要采取的行动步骤。
也许读者对张国焘一面承认陕北中央的领导地位，一面仍与中央对抗感到不可理解。实际上，张国焘承认陕北中央，是为自己闯到新疆与苏联接通而留下的一条后路。因为他想，不能给共产国际留下一个是因为他与中央对抗而跑到这里来与苏联接通关系的印象。他是要以此把自己的企图隐蔽起来，等到与苏联接通关系后再视情况制定自己的政治战略。从目前的情况看，他只有单独与苏联接通关系，才能谈得上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否则，他的政治图谋只能胎死腹中。
这一天，陕北中央又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采取说服、让步与命令并用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