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是非曲直 作者:文显堂-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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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在中路军沿赣江而上的途中，毛泽东一边走一边沉思，显得愁容满面。
“队伍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泽东急切地告诉林彪和当时的军团政委聂荣臻。
为什么？因为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的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这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国民党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如此清楚地分析了向西、向北、向南的不利和向东的有利，林彪和聂荣臻拥护他的主张，觉得应该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于是，经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同意，放弃原定的北进计划，改为向东，朝闽西、闽南进军，并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
此后，三路红军都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运转，转来转去，越转越辉煌，到4月20日止，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歼敌4个团，俘获敌军1600多人，缴获枪2300多支，飞机2架。
这次战役的胜利又一次表明，毛泽东的战略目光确实高人一筹。
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的毛泽东，他还不知道，就在4月25日，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37期、38期合刊发表长文：《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机会主义的动摇》。
谁是党内的“机会主义”？
毛泽东。
在这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说中央苏区的同志“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在那个时期，党内有过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先放风，后整人。
毛泽东这次又要挨整了，因为风已经放出。
果然，时隔不久，临时中央给中央苏区的一份长长的指示电中，就指名道姓地批判毛泽东是“游击主义”。
毛泽东又一次被列为“主要的危险”、“极大的危险”，要予以解决。
6月17日，周恩来在汀州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
周恩来此时又犯难了，因为恢复红一方面军，朱德自然当总司令，但谁当总政委呢？毛泽东此时正受到中央的批判，他当不成了。
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担任总政委，但被周恩来坚决谢绝。周恩来太清楚了，他当政委，毛泽东往哪儿摆？
于是，周恩来决定：不设总政委。
可是，后来周恩来自己又觉得这不正常，一来红军历来坚持党的领导，既然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建制，怎么可以不设总政委呢？二来不设总政委就等于不让毛泽东当这个总政委。红军离不开他啊！
周恩来着急了，目前苏区中央局再没有合适的人选。是的，他自己当总政委都觉得对毛泽东是一种排挤，别人当就更不合适。但目前要说服大家让毛泽东当总政委是很困难的。
于是，周恩来采取了迂回战术，他以苏区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赶到前线，设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任弼时代理。
7月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设总政委，由毛泽东担任。
周恩来要设总政委，但是他把红一方面军的权力分成三个层次，作了这样的分配：
作战指挥权属朱德、毛泽东；
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朱德；
最终的行动方针决定权，则属周恩来自己。
然而，苏区中央局不同意这一建议，复电仍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
周恩来接电后，于7月29日，再次以他个人的名义给苏区中央局去信，陈述了毛泽东出任总政委的理由。周恩来说：“泽东经验与长处还必须尽量使他发展”，“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任弼时见周恩来态度这样坚决，便不再坚持，最后勉强同意。
此时，周恩来松了一口气。
8月8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特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后来，等待毛泽东的又是什么呢？
有理寸步难行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毛泽东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蒋介石发动了对共产党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在指挥前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干得那般漂亮，潇洒自如，这一次呢？
这一次不同于前三次。苏区中央局之所以最后勉强同意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的职务，也是出于以观后效，看他听不听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指挥。
可是，后来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就与苏区中央局发生了三次“顶牛”。
第一次是因为苏区中央局要毛泽东找蒋介石的宠将陈诚的主力决战，毛泽东不同意，认为那是让红军去送死。
第二次是因为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要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苏区中央局坚决不同意。
第三次是毛泽东要向红一方面军发布体现他战略思想的训令，苏区中央局又是坚决不同意，由于军情紧迫，毛泽东不顾苏区中央局的反对，就发了这训令。
苏区中央局接到已发布的训令后，大为震怒，并单独致电周恩来，要他对这种分散赤化的观点，“给以无情的打击”。
毛泽东又面临着无情的打击。
10月初，江西宁都城郊。
那一天，毛泽东独自一人站在一农家小屋门前的田间小路上，显得有些发呆，虽然田野里一片片金黄色的稻谷在向他显示赤诚和热烈，那微风掀起的谷浪温柔极了，似乎是要抹去人们心中所有的不快，但它却无法抹去毛泽东胸中的烦闷。
过一会儿他就要参加在这个农家小屋里举行的苏区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宁都会议。他预料到这次会议对他很不妙。不过，究竟不妙到何种程度，他还不能作出精确的估计。
在周恩来还没有从前线赶到的情况下，便宣布开会。
果然，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毛泽东，批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有的指责他“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不顾后方苏区中央局的反对发布《训令》，是“组织观念的错误”；有的也指责他从打赣州以来都是错误的，是右倾的。当时，彭德怀的心态极为复杂，他在赣州吃了败仗后还要打赣州，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只顾面子的莽撞而加以阻止。于是，彭德怀咽不下这口气。其实，世上哪有常胜将军呢？但他此时没有想到这一点，因而他也反对毛泽东。他后来在回忆中检讨说：“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
对毛泽东了解很深的，除了朱德之外，就是彭德怀。彭德怀的反对，客观上造成了落井下石之效，引起对毛泽东更加猛烈的批评，使毛泽东当时的处境更加艰难。现存的《苏区中央宁都会议经过简报》是这样写的：
“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尽管与会者的批评是那么尖锐，但毛泽东心里不服，在他看来，“过去七个月”确实“都错误了”：他反对打赣州，果真打赣州失利；他主张东征、打漳州，曾遭到反对，但是打漳州大胜。错的不是他，而是苏区中央局。于是他据理反击，结果又罪加一等，被认为“毛泽东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因而苏区中央局主张要对毛泽东进行组织处理，撤除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把毛泽东从前方调往后方，让他专做政府工作去。
毛泽东说什么都是错。中国有句古老的格言，叫有理走遍天下，此时的毛泽东有理却寸步难行。
就在这时，原是“三人团”成员的王稼祥作了不寻常的发言：
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为了排除人们的非议，王稼祥又补充道：
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
这意思很明白，他支持毛泽东，不是搞帮派，而是坚持真理。王稼祥极力主张，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毛泽东莫属。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已很激动，他没有想到王稼祥能如此地理解他，支持他。他也分析过，王稼祥不反对他的主张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人在变化啊！
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明确支持，使会议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周恩来飞马赶到。
他来的是时候又不是时候。
在会议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急需要有一个人出面担负“裁判”的角色，他作为苏区中央局的最高领导，他此时到来正是时候。然而，两个月前是他再三说服苏区中央局才恢复了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现在，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要撤掉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从这一点来看，他又来的不是时候，使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但无论怎样，事已至此，周恩来必须要表态，大家都看着他，毛泽东也看着他。周恩来沉默了片刻，便左右地看了在坐的与会者，等于与屋里所有人的目光都相碰了一下，当他的目光与毛泽东的目光相碰的一瞬间，感觉并不那么轻松，他想起了四中全会上米夫在批评他和瞿秋白持“调和主义”时给他的那番话语：“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了错误。”
现在，周恩来该怎么办呢？
许久，周恩来终于开口：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
毛泽东听着不是味儿，心想，你周恩来就在前线，那里的实际情况你是清楚的呀！毛泽东这样责备周恩来也并不奇怪，虽然毛泽东早在1923年底在广州与周恩来相识，但没有深交。这次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时间也并不长，但周恩来对毛泽东却有了一些真正的了解，特别是毛泽东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思想，使他颇为佩服。正因为如此，在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时，是他再三坚持，终于说服了任弼时，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然而毛泽东也正是凭着这一点来听周恩来今天所说一切的。
当毛泽东在心里责备周恩来的时候，又听周恩来说道：“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接着，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种方案是让毛泽东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方案是由毛泽东主持战争责任，周恩来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
听罢周恩来的话，毛泽东开始理解周恩来的难处。
周恩来提出的这两种方案，都是想把毛泽东留在前线，要毛泽东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不主张毛泽东回后方去“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显然，对周恩来的后一种方案，一些首脑们是不能接受的。最后是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这里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是怎么回事儿？原来，毛泽东面对会议的决议是这样表态的：既然苏区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既然要撤掉他的总政委的职务，他很难在前方“助理”。于是，他提出回后方养病，“必要时到前方”。
就这样，毛泽东又一次被剥夺了军权。他默默地回到小源村黄泥草屋，当他的政府主席了。
周恩来随后便匆忙地去草屋看望毛泽东，他要安慰毛泽东，劝他想开一点。但当他在草屋里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却没有丝毫灰心绝望的情绪，反而握着周恩来的手，说：“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毛泽东如此豁达，不是因为别的，也更不是要做个样子给周恩来看，因为他要重建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他早已把自己的一切与祖国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因而他不计较自己的一失一得。他更懂得，在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风云年代，没有军队不行。现在他唯一的渴望，就是能按照他自己对中国的理解而得出的主张，建立一支属于人民自己的军队，走自己设计出来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他热爱红军，渴望打仗。
但从现在起，他需要等待。
等待，是一种孕育过程。
周恩来被毛泽东的这种豁达情绪所感染，便有力地握了握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一定！”
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来电，正式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并任命周恩来兼任这一职务。
周恩来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说：探望毛泽东时，“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他“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何时来”。目前，“因为治病对他确实是十分需要的”。周恩来这样做，使毛泽东的等待有了可以期待的时运。
因为是身体有病，那就意味着病好之后可以官复原职。
毛泽东并没有甩手不干，而是提出养病，给周恩来以斡旋的余地，妙也就妙在这里。
毛泽东离开了他终生难忘的给他带来痛苦的宁都，直奔汀州。因为他的妻子贺子珍在那里，红军的休养所也在那里。
一到汀州，才得知自己又得一子，贺子珍和孩子在一个福音医院住院。
休养所离这个医院约有半里路。毛泽东经常去福音医院，在那里结识了一位病员，名叫罗明。
罗明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那时，他腰部受伤，在福音医院动了两次手术。在病房里，毛泽东跟罗明聊了起来，谈得非常投机。毛泽东虽然被解除了军职，但他还是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所以便问起了福建的情况。罗明告诉他，自从红军打下漳州后千里回师赣南，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就进军闽南，眼下只有刚成立的红军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3000人在闽西。毛泽东听说这种情况，便建议罗明在闽西、赣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宣传。毛泽东还详细地介绍了江西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原因，讲述了他的作战的战略思想及方针。
罗明听得入神，他坐不住了，还没有等伤彻底医治好，就匆匆出院，他要立即向中共福建省委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并在上杭、永定和龙岩等地贯彻毛泽东的游击战略。
他没有想到，此去竟然引出了一场灾难。
“杀鸡给猴看”
毛泽东走了，周恩来就按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挥红军作战，打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但此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行动日见艰难。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中统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并逐日向南京递送《每日情报》，报告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一举一动。
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决定迁入瑞金。这标志着他们的城市道路已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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