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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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语言、 从文学来看， 台湾都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场论争往后发展，主张台湾话文的一派里，内部也有了论争，其焦点，则是台湾话有音无字的现象所衍生的新字问题。
在论争中，叶荣钟提出了“第三文学”论。叶荣钟当时就这一话题在《南音》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文字有四篇，即1932年1月17日1卷2号“卷头语”《“大众文艺”待望》，2月1日1卷3号“卷头语”《前辈的使命》，5月25日1卷8号“卷头语”《“第三文学”提倡》，7月25日1卷9、10合并号上的《再论第三文学》。叶荣钟主张“把民族的契机从‘中国’之大，反过来抓‘台湾’之大”，待望以“台湾的风土，人情，历史，时代做背景的有趣而且有益的”、“台湾自身的大众文艺”的产生。他所谓的“第三文学”，是立足于台湾“全集团的特性”，在贵族文学与普罗文学之外，描写“现在的台湾人全体共同的生活，感情，要求和解放的”台湾文学，即“超越在阶级意识之上”的台湾“共通的生活状态的生活意识”的文学，偏重在中国文学中台湾地域文化特色的追求。
这场论争，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论争自然是不会有结果的，甚至于，达成共识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11）
回顾这场论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这次论争是台湾新文学运动发展的继续，是新文学运动中语文改革的继续。
大家知道，五四文学革命，打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首先就是突破旧的语言形式文言文的束缚，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的。当白话文取得胜利，通行于文坛的时候，新的矛盾又出现了。这就是通行的白话文还是由少数知识层运用、通晓的一种书面语言，与中国广大的人民大众所运用的口语，以及其中包含的方言、土语，有相当大的距离。既然新文学运动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新文学运动要向前发展，要真正做到为人民大众服务，就必须解决这个新的矛盾。于是，30年代，以上海文坛为中心，展开了“大众文、大众语”的讨论。同样，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也碰到了和内地一样的问题。白话文虽然主宰了台湾文坛，“言文一致”却并未获得真正的解决，而且，台湾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下，与祖国大陆处于隔离状态，这种矛盾更加突现了出来。难怪在论争中，黄石辉会申辩说：
台湾是一个别有天地，在政治的关系上，不能用中国话来支配，在民族的关系上，不能用日本的普通话来支配，所以主张适应台湾的实际生活，建设台湾独立的文化。
很明显，这里说的“台湾独立的文化”，并不是被后来“台独”分子诠释的那种分离于祖国的文化“台独”，而是符合台湾实际的文化。郭秋生也一再表白自己的心境说：
我极爱中国的白话文，其实我何尝一日离却中国的白话文？但是我不能满足中国的白话文，也其实是时代不许满足的中国白话文使我用啦！既言文一致为白话文的理想，自然是不拒绝地方文学的方言的特色。那末台湾文学在中国白话文体的位置，在理论上应是和中国一个地方的位置同等，然而实质上现在的台湾，要想同中国一地方，做同样白话文体系的方言位置，做得成吗？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次论争是新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论争的性质，乃是新文学阵营内部的一场探讨性的集体研究。
第二、这次论争又是“普罗”文学、文艺大众化思潮的一种必然反映。30年代前后，从前苏联开始，席卷世界各地区的左翼文学及其文艺大众化思潮，通过日本共产党，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受到内地“左联”的影响，台湾新文学中的左派人士，也紧随其后地做了起来。所以说，“乡土文学”的本质，就是文艺大众化的思想，这与新文学建设的中心问题又是一致的，相吻合的。当我们知道，黄石辉被当年台湾文坛称之为“普罗文学之巨星”时，我们就不会奇怪，在这场论争中，为什么是他打响了第一枪。
第三、 论争双方的分歧点， 主要在解决新的矛盾的办法上， 或者说， 采取什么途径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上。 当时， 在内地， 在台湾， 同样地都提出了两种方案， 而且方案的内容几乎也是一样的。
一种方案是两步走的方案。在大陆，首先提出这种方案的是鲁迅，他首先认同了瞿秋白的看法，这就是，在现今的社会交往中已经有了一种“大众语”。在1934年8月24日至9月10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门外文谈》一文里，他说：“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有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我说要在方言里‘加入新的去’，那‘新的’来源就在这地方。待到这一种出于自然，又加入工的话一普遍，我们的大众语文就算大致统一了。”在这里，鲁迅提出了帮助大众语“发达”的途径，这就是：“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斩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这“新的”正是自然形成的普通话、国语。
黄石辉、郭秋生的意见，正是这种两步走的办法。第一步，以闽南方言的台湾语为基础，提炼加工为台湾话文。但是，在创造台湾语的书面语言——台湾话文的时候，他们坚持（1）采用汉字；（2）没有汉字能表达的，尽力找汉字中可以代替的字；（3）实在无法，就按照创立汉字的六书法则，形声、会意、假借等创造新字。其结果，内地人，台湾人逐渐地都能看懂，自然而然地进入到第二步，即全国通行的书面语言。应该看到，黄石辉、郭秋生两人坚持用汉字的方案，就预示了“台湾话文”的走向。这也说明，他们追求的是台湾语与台湾话文——最终汇入到鲁迅所说的中国的新的书面语言中去。
另一种方案，即前述林克夫等人的意见，就是“一步到位”式的屈语就文的方案。
实际上，这两种方案是殊途同归的。
第四，评说这次论争，要尊重史实，尊重由史实体现出的思想与主张，切勿以今人的某些主观理念去诠释它，甚至为我所用地断章取义，去歪曲它。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黄石辉、郭秋生强调的文艺大众化，看重的是联系台湾的实际，突出的是写实主义，正如内地吴语地区要联系吴方言的实际、粤语地区要联系粤方言的实际一样，并没有显示出台湾的“自主性文学的意念”（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其文化归属还是明确的。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12）
（四）关于1947—1949年发生在《桥》副刊上的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
1947年2月末，台湾爆发了震惊世人的“二•；二八”起义。3月初，起义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残酷镇压。顿时，全岛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江西人史习枚，从上海来到台湾，8月1日接任《新生报》副刊主编，并将副刊改名为《桥》，自己以“歌雷”为笔名活跃在台湾文坛上。
从1947年11月到1949年3月，在歌雷主持下，《新生报》副刊《桥》上，进行了一场关于台湾文学问题的热烈论争，计有杨逵、骆驼英等26人共41篇论文，另有相关的文章9篇发表。现在，这些珍贵的史料，已由陈映真、曾健民辑集为《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增刊，于1999年9月在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
这场争论，涉及了哪些问题？
论争的开篇之作是欧阳明的《台湾新文学的建设》一文，他提出了五方面的问题，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第一，台湾新文学的源流归属。欧阳明说：“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战斗分支，过去五十年事实来证明是如此，现在，将来也是如此。”“台湾各方面的建设无论军事国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也是新中国建设的一部分，绝不可以以任何藉口粉饰而片面分离，台湾新文学的建设问题也是如此。”“台湾新文学的建设的问题根本就是祖国新文学运动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建设台湾新文学，也即是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
第二、台湾新文学的历史。欧阳明认为，台湾文学适应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需要，创造出新内容新形式新风格的台湾新文学，“台湾反日民族解放运动使台湾文学急骤的走上了崭新的道路”。所以，赖和、朱点人、蔡愁桐、杨逵、吕赫若等人创作的文学作品，才是台湾新文学的主流，绝不是所谓日据时期在台的日本作家的殖民统治者文学。
第三，台湾新文学的性质和方向。欧阳明认定，台湾新文学的目标，是“继承民族解放革命的传统，完成‘五四’新文学运动未竟的主题：‘民主与科学’”，而“这目标正与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不谋而合地取得一致”。所以，在“人民世纪”的今天，就是“让新的文学走向人民”，创造出“人民所需要的‘战斗内容’、‘民族风格’、‘民族形式’”的“人民大众”的文学。——这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路线”，也是“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环的台湾新文学建设的方向”。
第四、台湾新文学的语言。欧阳明支持赖明弘用白话文写作的主张，反对黄石辉、郭秋生用台湾方言创作的意见。这是因为：（1）台湾语是中国地方方言之一，如果创设了另一种台湾语文，势必阻碍台湾与祖国思想文化的交流，彼此“越是隔阂”。（2）台湾本来就没有特殊文字，所以提倡白话文，对统一文字有相当大的贡献。当然，在创作时，可以插入一些台湾方言、俗话，以表现文学的乡土气息。文章中，欧阳明引用了赖明弘《台湾文学今后的前进目标》一文的一段话：“台湾的文化终不可与中国的文化分离，台湾的民族精神必须经由文学上的联络与祖国的民族精神密切联携在一起。台湾亦由此可以排击日本奴化的政策”来“共同展开对日的民族斗争。”欧阳明确认，“这是一种历史远大的意愿。”
第五、在台湾的省内外作家的团结问题。欧阳明在文章的结尾呼吁：“台湾的文学工作者与祖国新文学斗士通力合作 ，互相勉励，集中眼光朝着一个正确的目标，深入社会，与人民贴近，呼吸在一起，喊出一个声音，继承民族解放改革的传统，完成‘五四’新文学运动未竟的主题：‘民族与科学’。”
这以后，可以说，直到1949年3月的讨论，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只是更为具体，更加深入了。其间，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台湾民众在日据时期所受“奴化教育”的评价等问题，都有过热烈的争论。不幸的是，正当这场论争热烈、广泛地进行的时候，1949年4月6日凌晨，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台北进行大逮捕。反动军警一路去了台大宿舍、师院宿舍。台大学生、参与这场讨论的孙达人、何无感（张光直）被蒙上双眼逮捕下狱。另一路，按黑名单逮捕社会人士，歌雷等人落难。另外，在这场争论中起主导作用，并热心支持当时台大和师院学生进步文化运动、发表了鲜明的民主改革和反“台独”反托管的作家杨逵也同时被捕下狱。风云突变，“《桥》塌陷了”，一场有关台湾文学的争论被迫降下帷幕。
纵观争论的全过程，至少在五个问题上，人们取得了共识。这就是：
第一、台湾新文学的属性。讨论中，“有的因为过于强调了台湾文学的‘特殊性’，而忽略了‘全体性’。有的因为过于强调了‘全体性’而忽略了‘特殊性’，这统是一种偏见，是错误的”。“正确的说：‘全体性’与‘特殊性’都是相互不用分离的东西，都有互相联系的紧密关系，这两个东西，倘若这个离开了那个，必然的社会变成了残废。台湾文学的‘特殊性’需要放在这个‘全体性’上面才是。这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性’”。那么，台湾新文学的“全体性”，也就是其属性，是什么呢？“毫无疑义，台湾是中国的。台湾新文学就是整个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新文学运动也就是整个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环。”“中国新文学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当然，台湾的新文学，也就是这样性质的文学。”（吴阿文（周青）：《略论台湾新文学建设诸问题》。）
第二、台湾新文学的历史。讨论中，许多文章充分地评价了台湾人民以及台湾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台湾新文学卓越的文学成就。杨逵、萧狄批评了少数省外作家的“优越感”，过低评价了台湾新文学在思想和审美上的成就。
第三、台湾新文学的路线和方向。讨论中，一致同意欧阳明的意见，将“人民的文学”规范为台湾新文学建设的方向。
第四、台湾新文学的语言问题。多数人反对创作台湾方言体文学，要学习国语，推广白话文，与祖国新文学一体，创作出人民的大众的文学。
第五、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暴政，面对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艰巨任务，争论中，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在台湾的文艺工作者团结的重要性。为了加强团结，必须做到：（1）如同萧狄《了解、生根、合作》一文所说，少数内地来台湾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排除”“特殊优越感”，否则“将是一个很大的阻力”。（2）如同杨逵《“台湾文学”问答》一文所说，促进团结的有效方法是“切实的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彼此“都能够推诚相见”、“推诚相爱”，只有在这样的合作基础上，才能通力合作填平“澎湖沟”。
如今，距离那场争论，五十二年过去了。五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们看那场争论，对它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有了更深切的认识。论争中获得的那些共识，实在是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规定了正确的方向、路线和策略，在文学创作方法上、文学语言上，也从台湾文学实际出发，提出了可供遵循的基本原则。应该说，直到今天，这些共识仍然对台湾当代文学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13）
游胜冠写了一本《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和发展》的书，其中，第三章第三部分《建设台湾的还是中国的台湾文学论战》竟然对这场论争下了这样的结论：“濑南人与杨逵的论点将台湾文学的本质与未来发展作了清晰的描述，是战后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完整呈现”。“从这场台湾文学论战，所看到的其实是二二八事件后，乃至战后迄今，台湾人调整‘中国’在台湾的地位的进程”。“战后，台湾人接纳祖国，甚至将祖国放在台湾的上位，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尽管如此，事实上日据时代台湾立场仍被保留下来，所以台湾作家一面强调台湾对祖国的属性，一面其实也对自己不同于中国的自我特性有高度的自觉。在两岸文学的统合过程中，台湾作家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