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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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歪曲历史。显然，游胜冠是以歪曲杨逵、濑南人意见的办法，来达到他“诠释“文学台独”理念的目的的。
事实又是怎样呢？我们看到杨逵先后在《桥》副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即：1948年3月29日的《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6月25日的《“台湾文学”问答》，又在《中华日报》副刊《海风》上发表了一篇《现实教我们需要一次嚷》，还有两次发言记录稿《作者应到人民中间去观察本省与外省作者应当加强联系与合作》、《过去台湾文学运动的回顾——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文学未曾脱离我们民族的观点，在思想上是以“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与科学民主”为其主流》。濑南人的文章是1948年6月23日《桥》副刊上的《评钱歌川，陈大禹对台湾新文学运动意见》。
杨逵、濑南人就四个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第一、“重整旗鼓”，建设台湾的新文学。
杨逵首先指出当时台湾文学界的现状：“我们目前濒于饥饿，特别是精神上的饥饿，这就因为台湾文艺界不哭不叫，陷于死样的静寂，如果这样的状态再继续下去，我们除掉死灭之外是没有第二条路的。”形成台湾文艺界这种“不哭不叫”的“静寂”的原因，他以为是：其一、“政治条件与政治的变动，致使作者感着不安威胁与恐惧。写作空间受到限制。”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主要的。回顾历史，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许多先辈为走向地狱与监狱大声呐喊，也有许多先辈因此而真的下狱”，即使是这样，台湾文学也“曾担任着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所以，他说：“我们不可否认的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即在遇到困难时只看到客观的条件，很少过虑到主观的条件，这一点，今天我们要反省了。我们不要逃避责任，坦白说眼前主观的弱点，是不是我们太消极了？是不是我们太缺乏信心？本来，为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而开创我们的新文学运动，当然是困难重重的，然而只要大家把握信心开步走，在共策共勉之下，路还是走得通的。”这是其二。其三、“很多的外省作者在台湾的生活还没有生根，台湾的作者又消沉可怜。以致坐在书房里榨脑汁的文章占大部分。为打开这僵局，我希望各作者到人民中间去，对现实多一点考察，与人民多一点的接触，本省作者与外省作者应当加强联系与合作。”其四、是在语言上。“十多年来不允使用被禁绝的中文，今日与我们生疏起来了，以中文就很难充分表达我们的意思了”。杨逵又欣喜地说：“这回《桥》主编歌雷先生给我们聚聚谈谈的机会，造成文艺工作者合作的机会，再而为本省作家设法翻译与删改的便宜，这些办法都很可能扫除台湾文艺界消沉之风，希望全省振奋合作，痛痛快快写出我们的心思与人民的苦闷。”于是，杨逵在《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一文中，反复说：
我们确也想到重整旗鼓，以便“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的。
正如范泉先生在光复当初所说：“现在的台湾文学，则已进入建设时期的开端，台湾文学站在中国文学的一个部位里，尽可它最大的努力，发挥了中国文学的古有传统，从而建立新时代和新社会所需要的，属于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范泉，曾任上海《文艺春秋》主编。1946年元月号大陆刊行的《新文学》发表了范泉的《论台湾文学》，欧阳明、赖明弘，杨逵均引用了范泉此文中的这段话。）
我由衷的向爱国忧民的工作同呼喊，消灭省内外的隔阂，共同来再建，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之一环的台湾新文学。
由此看来，杨逵是用中国视野去观察、思考台湾新文学的，杨逵认同的台湾意识与认同中国意识，是互相重叠的，融为一体的。在杨逵这里，分不清哪些是认同台湾的意识，哪些是认同中国的意识，作为中国台湾省人，两者融为一体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游胜冠一开头，就用“台独”的主观理念，把参加这场论争的人，硬分为“中国意识由中国政权与大陆人士直接带入与支持”的和“怀抱本土意识的台湾文学工作者”，而且说“因认同意识不同”，发生了“论辩”。可见游胜冠歪曲杨逵原意，是人为地在台湾新文学历史上制造分裂。
第二，关于台湾新文学的历史。杨逵的看法是：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我们是有着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的，……那时候文学却曾担任着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的，它在唤醒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上，确实有过一番成就，也有它不可减的业绩。那些团体、那些刊物，那些担当这重任的角色，真够我们留恋，……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台湾文学的发端约在二十多年前，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方才结束，民族自决的风潮遍满世界的时候，台湾新文学运动受这种风潮的影响与激动当然是很大的，而五四运动的影响也不算小。因此在其表现上所追求的是浅白的大众的形式，而在思想上所标榜的即是“反帝与反封建”“民主与科学”。当时为这运动发出先声的是东京留学生组织的《台湾青年》。这《台湾青年》发展到《台湾民报》再发展到《台湾新民报》日刊是台湾人经营的惟一日刊纸。两个台湾新文学开拓者林幼春先生是《台湾民报》第一代社长，赖和先生当选《台湾民报》副刊主编。此后很多的文艺刊物就前仆后继的出现了。《人人》、《南音》、《晓钟》、《先发部队》、《第一线》、《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等可以说是第一期，就是七七以前刊出的，这时期的特征是以中文、或是中日文合编的。但自《台湾新文学》1936年12月中文小说特辑号被查禁而停刊以后，中文在台湾文艺界就不再容许存在了。
第二个时期是在抗战中以《台湾艺术》、《台湾文艺》等极力拉拢台湾作家，也经常发现台湾作家的作品，当然中文作品是完完全全的被排除了。所以这时期的特征可说是完全的日文，但在思想上，台湾作家却未曾完全忘却了“反帝反封建与科学民主”的大主题。虽有些例外，但台湾新文学的主流却未曾脱离我们的民族观点。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14）
文学在台湾曾有相当成就与遗产，虽在日本的统治时期，台湾文学的主流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在民族观点上都表现着向心性的。
由此，可以看出，在回顾、评价台湾新文学历史的时候，杨逵“留恋”的，看重的传统自两点：
一是，“反帝反封建与科学民主”的精神，这也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即使在台湾全面禁止使用中文的特殊时期，台湾作家不得不用日文创作的时候，也未曾忘却这个“大主题”。杨逵说“虽有些例外”，正是指的这个意思。
二是，中华民族意识。杨逵反复强调台湾新文学“担任着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未曾脱离我们的民族观点”，“在民族观点上都表现着向心性的”，显然，这民族，正是杨逵心目中的中华民族。
可见，游胜冠口口声声说的“本土”、“自主”等等，均与杨逵无关。
第三、台湾新文学的属性。
关于台湾新文学的属性问题，在本质上是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由此在《“台湾文学问答》一文里，杨逵深入地谈了两个问题。
（1）“台湾文学”、“台湾新文学”称谓的理由。
1948年6月14日，台湾各报都刊载了中央社的报道，表达了钱歌川的一种看法。钱歌川认为“台湾文学”、“台湾新文学”的称谓“略有语病”。“文学之以地域分如南欧文学北欧文学”的原因，都是“以民族气质相异，语言及生活观念又相同，而影响其作风”。既然同属中国文学，“语言统一与思想感情又复相通”，“而谈建设台湾文学某省文学”，实无必要。对这个意见，多数人都不同意。那么，“台湾文学”这个名字是不是说得通？杨逵的回答是肯定的：“是通而且需要。”“台湾文学”是不是有语病？回答也很干脆：“没有什么语病。”既然，“语文统一与思想感情又复相通之国内，而谈建设台湾文学某省文学，实难树立其目标”，为什么还要有“台湾文学”的称谓呢？杨逵说：
而独在台湾却有需要，是因为台湾有其特殊性的缘故。
这“特殊性”，在杨逵看来，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台湾文学的地方色彩。“即如钱歌川所说：‘日本控制台湾半世纪来，文学运动早经停摆，吾人同宜戳力耕耘此一荒芜地带，以图重新积极而广泛展开是项运动，又于推行是项运动时，鼓励于创作中刻划地方色彩及运动适当方言自无不可’”。
其二、有“条隔阂的沟”。“其实在台湾其特殊性岂只有此呢？自郑成功据台湾及满清以来，台湾与国内的分离是多么久，在日本控制下，台湾的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在生活上的环境改变了多少？这些生活环境使台湾人民的思想感情改变了多少？如果思想感情不仅只以书本上的铅字或官样文章做依据，而要切切实实到民间去认识，那么，这统一后相通的观念，就非多多修正不可了。”他认为，“所谓内外省的隔阂，所谓奴化教育，或是关于文化高低的争辩都是生根在这里的。”他提醒人们：“这条澎湖沟（台湾海峡）深得很呢？”他也感慨地说：“这是很可悲叹的事情，但却是无可否认的现实。”然而，这“特殊性”，又绝不会导致“分离”。于是，他明确地指出：
“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台湾不能切离中国”！这观念是对的，稍有见识的人都这相想，为填这条隔阂的沟努力着。
当然，杨逵也很痛心，惋惜地说：“为填这条沟最好的机会就是光复初期的台湾人民的热情，但这很好的机会失了，现在却被不肖的贪官污吏与奸商搞得愈深了。”为此，他呼吁：“对台湾的文学运动以至广泛的文化运动想贡献一点的人，他必需深刻的了解台湾的历史，台湾人的生活、习惯、感情，而与台湾民众站在一起，这就是需要‘台湾文学’这个名字的理由”。
这样看来，杨逵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台湾文学、台湾新文学，与江苏文学等一样，“实难树立其分离的目标”，也“并未想树立其分离目标”，但“可有其不同的目标”，这“不同的目标”正是填平这条隔阂的沟，正因为此，“更需要‘台湾文学’这样的一个概念”。有“台湾文学”这个概念，这个称谓，绝不是游胜冠所说的，表现了台湾文学的所谓“本土意识”、“自主意识”，而是为了“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湾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
濑南人的看法，与杨逵完全吻合。他说：“为了适应台湾的自然底或人文底环境，需要推行台湾新文学的运动，但是建立台湾新文学的目标”，“应该放在构成中国文学的一个成份，而能够使中国文学更得到富有精彩的内容，并且达到世界文学的水准。”
（2）台湾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
在《“台湾文学”问答》里，杨逵写下了这么一段“对话”：
问：那么，你是不是以为台湾新文学可与中国文学日本文学对立的？
答：台湾是中国的一省，没有对立。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当然不能对立。存在的只是一条未填完的沟。如其台湾的托管派或是日本派、美国派得独树其帜，而生产他们的文学的话，这才是对立的。但，这样的奴才文学，我相信在台湾没有它们的立脚点。我们要明白，文学问题不仅是作者问题，也就是读者的问题，读者不能了解同情，甚至爱护的文学，是不能存在的。人民所了解同情、爱护的文学，如果它受着独裁者摧残压迫，也不能消灭，反之，奴才的文学，它虽有主事的支持鼓励，而得天独厚，也不得生存。总有一日人民会把它毁弃而不顾。正如这样，台湾文学是与日本帝国主义文学对立，但与它们的人民文学没有对立的。虽说没有对立，却也不是一样的东西，但在世界文学这个范畴里，都是可以共存的。中国文学有台湾文学之一环，世界文学有中国文学、日本文学等各类，在进步的路线上它们是没有什么对立可言的。虽然各有各的特色与风格。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15）
这里，杨逵讲得很明白，也很深刻。
一是，“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当然，台湾文学和中国文学“不能对立”，这“不能对立”，回答得很有内涵。杨逵的意思是说，在台湾当时，已经有一种“对立”的倾向。这一倾向，是前文所说1942年至1949年间国际上某些反华势力欲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阴谋在岛内极少数地主士绅阶级中的反映。对这种“对立”的倾向，他的态度是鲜明的，是坚决的——“当然不能对立！”
二是，在台湾，这种“对立”的文学，就是托管派、或日本派、或美国派所生产的“奴才文学”。他们“独树其帜”，其结果，“在台湾没有它们的立脚点”，“虽有主事的支持和鼓励”，“也不得生存”，“总有一日人民会把它毁弃而不顾”。
三是，日本文学中有帝国主义文学与人民文学之分，台湾文学与前者是对立的，与后者是没有对立的，“虽然没有对立，却也不是一样的东西”。
四是，包括台湾文学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在进步的路线上没有什么对立，仅是只有各自的特色与风格。
所以，游胜冠说，杨逵要“厘清台湾文学不同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的特殊性”的说法，是歪曲杨逵的原意的。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当然可以对等来论说，作为中国文学一环的台湾文学和日本文学，却根本没有对等的可比性。游胜冠如此偷换概念，移花接木，把不同范畴的“对等”相提并论，硬要把台湾文学的特殊性特殊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于可以和日本文学相等，是自外于中国文学的一种台湾文学，真的显得他心术极其不正，手段极其拙劣文字游戏也做得极其无聊和卑下！
第四、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
在讨论中，有人说，外省人说台湾人民奴化，本省人说台湾文化高，杨逵却说：“未必外省人通通这样说，本省人更不是个个都夜郎自大。说台湾人民奴化的人与说本省文化高的人都是认识不足。大多数台湾人民没有奴化，已经说过，本省文化更不能说怎样高，这里认识不足是因为澎湖沟隔着，而宪政未得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利，使台湾人民未能接到国内的很高的文化所�
